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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女儿的说他不着调,或许有点过分,可是,从某种程度上,他真的有点不着调。
爸爸让我发愁的事儿有两件,一是虚荣,二是说话太损。
爸爸是市场上的菜贩,走进市场,远远就能听到一个声音高亢地叫着:“新鲜的大白菜,清脆可口的小黄瓜,便宜卖喽。”
爸爸的声音几乎是市场最高的,他一直以自己嗓门力压整个菜场而自豪,有买菜的顾客夸一句,您这嗓门真豁亮,他能半天合不拢嘴,非要再给人家加两棵小青菜。天晓得他晚上回家必须得喝好几杯胖大海。我觉得爸爸这是虚荣,而且是那种很没必要的虚荣,嗓门大又不代表菜新鲜,费那么大劲干吗?他的虚荣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虽然是个卖菜的,脚上的皮鞋却永远铮亮,再比如,尽管不爱看书,秤杆旁边却总是放着一本《读者》或者《青年文摘》。
其实我家家境还不错,唯一的负累是奶奶长年卧病在床,这意味着爸爸不能外出打拼,只能在家里守着奶奶。可是他人活泛,菜场的生意一向很好,挣的钱一点不少,我也不觉得在菜场上卖菜是件多么让人瞧不起的事儿,可是每次见到我爸,我总想绕着走,真的,能绕多远绕多远。怎么说呢,爸爸是个非常地道非常世俗的小市民。
爸爸绝对算一个好人,而且完全有资格当选十大孝子之类。他真的很孝顺,虽然奶奶长年卧病在床,连门都不能出,衣服却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身上也一点异味儿没有。他对奶奶是真的好,奶奶其实早就糊涂了,有点不辨黑白,她总说爸爸在她的饭里下了毒,爸爸却一副好脾气的模样,笑着哄奶奶吃饭,跟哄小孩似的。
爸爸也很体贴妈妈,虽然在外面表现得大男子主义十足,但在家,对我妈绝对就跟灰太狼对红太狼似的。对我虽然不算宠溺,但至少,我的要求,只要不过分,他都会答应。但是爸爸这个人做事却总有点儿,这么说吧,明明做了好事儿,但是得到的评价却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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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中学时,复读机在同学中非常流行。我英语成绩不太好,很想买一个,当我向爸爸提出这个要求时,爸爸却似乎很生气,脸拉得有一尺长:你奶奶有病,家里负担重,你要什么复读机?整天就知道要钱。然后爸爸又开始教训我:菜场上张庆的大儿子什么都没买就考上大学,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不招人疼的丫头?
不买就不买吧,干吗那么多废话呢?
意外的是,第二天放学回家,我的床头竟然放着一个复读机。我有时简直不理解他,你既然要给我买,又为什么先骂我一通?真是让我感激都感激不起来。
让我彻底不爱理爸爸,是我上初一时的一件事儿。那时爸爸见我的同学都报了补习班,也帮我报了一个,他主动帮我报的,可他把课表给我的时候依然数落我:你就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话这样说,到了上课的时候,他却殷勤地骑着自行车驮我去上课。那天他又载我去上补习班,正是下班的高峰,一辆三轮与我们的自行车撞到了一起。三轮车的车夫应当是进城的农民工,他用生硬的普通话说着“对不起”。其实责任不全在他,爸爸也有责任。让我不解的是,爸爸说自己的腿受了伤,让人家带他去医院。车夫大概看着我爸站在那好好的,所以不同意带爸爸去医院。
爸爸便说,不去医院也成,得给他三百块钱的营养费。
我简直震惊了,爸爸的腿只是蹭破了一点皮,看上去并无大碍,我不明白他何以狮子大开口,我小声对爸爸说:“要迟到了,咱们快走吧。”
“不成,得先把正事儿解决掉,我不能就被人家这么白撞了。”爸爸提高了音量。
瞬间,一大堆人围了过来。爸爸大声地和吓得缩成一团的车夫理论,最后,车夫给了爸爸一百块钱的“营养费”,爸爸才让人家离开。
我羞得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就在我无地自容的时候,爸爸却说用那一百块钱买盒蜂王浆,给奶奶补一补身子。
我们并不缺那一百块钱,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爸爸和那个三轮车夫,同样属于所谓的社会底层,他干吗以强欺弱?
那晚我赌着气不理他,他去给奶奶洗脸让我帮他倒水我都不理。第二天早上,我却发现他走路一瘸一拐,我才知道他被撞得不轻。我这才有点心疼他,那几天我积极主动地帮奶奶洗脸洗脚,算是对他的一种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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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我考上了大学,虽不是名牌大学,全家人依然为我开心。爸爸尤其兴奋,他做出了一个我认为非常疯狂的举动,要请全院的人吃饭。院子里当年考上大学的不止我一个,有两个男生还考上了211大学,人家都没有请全院的人吃饭,我不理解爸爸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是咱们李家第一个大学生,当然要请客。”
我却认为爸爸简直是头脑短路,我坚决反对他这么做,妈妈也觉得有些夸张了。
“你要非得请全院的人吃饭,我就不叫你爸爸了。”情急之下,我说出了这番话。在我看来,考上一个二流大学,并不值得如此张扬。
爸爸虽没请全院的人吃饭,却换了另一种方式,挨家挨户送喜糖和瓜子,而且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一路炫耀。
那时我并不能理解,一个长期在菜市场摸爬滚打,为了块儿八毛钱争来争去的小菜贩,当他唯一的女儿考上大学,对他来说,是件多么自豪和光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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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和他不亲,参加工作后,尤其如此,直到有一天,妈妈打电话来说,奶奶走了。我连夜坐了火车,赶回小城,进了院子,就看到爸爸穿着一身麻衣,头上裹一顶白色孝帽跪在奶奶灵前。
奶奶在床上躺了十几年,终于不用再受罪了。大家都在议论爸爸妈妈可以松口气了。
家乡有一个习俗,亲人去世的第一天晚上,要在房顶大声呼喊亲人的名字,好让他找到回家的路,我们那管这是叫魂,否则会变成孤魂野鬼。
凌晨时分,爸爸站在我家屋顶,大声地喊着:“妈,回家,你回家。我给你做你爱吃的红烧肉。”
“我给你做红烧肉”是他临时发挥,来守夜的人听到这句话,好多都吃吃地笑了,挺严肃的一个事儿,硬是让爸爸变得哭笑不得。
只有我和妈妈知道爸爸为什么会加这句话,奶奶很爱吃红烧肉,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爸爸趁我不在家偷偷给奶奶做了一份红烧肉,我那天放学早,看到桌子上的红烧肉,一口气吃了个精光,爸爸知道后,竟然打了我一顿。我委屈得大哭,后来才知道那次医生给奶奶下了病危通知,爸爸问奶奶想吃什么,奶奶答红烧肉,爸爸以为那是奶奶最后的心愿。还好,那次奶奶挺过来了。
我有点心疼地看着爸爸的背影,听他断断续续地念叨:妈,没了你,以后我有了心事,跟谁说呢?妈哟,我以后就是孤儿了。
那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撕心裂肺的声音,爸爸一边喊,一边呜咽。我原以为,他伺候了奶奶十多年,奶奶离开,他会觉得很轻松,却没有想到,奶奶去世,他竟非常伤心,这种爱应当是发自肺腑的,哪怕奶奶长年卧病,再也不会回馈给他一点母爱,可是对他来说,只要奶奶还活着,他就会安心。
爸爸也许说话办事,从来不太着调,可是,在爱我们,疼我们的时候,他一直很着调。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爸爸十多年如一日,对于妈妈和我,他虽然常常说我们是他的包袱,该给的钱,却一分没有少给我。
我走到泣不成声的爸爸跟前,我说,爸,别难过,你还有我和妈妈呢,以后,我们吃你做的红烧肉。我不是哗众取宠,因为,我知道,在爱面前,我们很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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