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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地和往日的生活离散,织围巾的热潮之后,连最简单的编织也不做了,车上织毛衣已经少见到极点。
在火车上,已经很少能看到有人在织毛衣,织毛衣是我们还能想到的女红吧。这个年代还有没有女红?如果缝一个钮扣也算,倒是还有一些。
女人们的用心很多时候已经转移到了对自己身体的琢磨上,给予减肥和美容以金钱和时间,心甘情愿。可是许多年前呢,我们的妈妈、奶奶在那些空闲下来的时间里,手是不会停止下来了,女红是休闲的核心,为的是一双鞋子一件毛衣的到来。而坐火车的时候,是女红的好时光。
十多年前,有位老奶奶第一次坐火车,从郑州到北京的火车,那时候要整整坐一个白天。上车后不久,老奶奶就发言:“坐火车就这么坐着?不做点什么?”后来,老奶奶对火车旅行的经典总结是:坐火车,就是坐着。
在老辈人的概念里,坐火车是不能只坐着的,坐在那里是应该做点什么的。或者说这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现实,在中国生活中曾经时间很长的物品短缺、轻工业欠发达的日子里,每个家庭成员的衣帽鞋袜都是完全的纯手工制作,缝制者是家庭里的女人。当整个社会都需要如此时,女红就成为一种推崇的品质。富人家的女人也不能例外,专建了绣楼,在绣楼里女红不要产量,要的是状态和气息。
做女红的女人才是好女人,当女人坐火车时,当大段空白时间出现时,女红是不能少的。这是推想,也会是必然。
上个世纪30年代一个家族闯关东的故事里有一句话:太奶奶在火车上给家里的四个孩子每人做了一双棉鞋。那个女人带着一堆孩子和行李,数量和重量都超过了我们今天的想象,去投奔早前过去的家里的男人。从济南上火车到关外,得换三四次车,坐近十多天的车。女人上车拿了备好的料,在疲惫和紧张的转车之后,上车就纳鞋底上鞋帮,在可能的每一分钟里穿针引线,忙碌不止。那时车慢,那时的女人习惯于熬夜是因为一定得熬夜,因为如果不熬夜,会是孩子没有衣服穿,所以就让用词优雅的“女红”带着一种拼命的姿态。当现实捉襟见肘时,当日子里永远有一种对基本生活物品的需求迫切时,对情调类的精神产品的需求会下降,甚至近于零点。在火车这可能的时间和空间里,对生活产品的制作当然不能停止。
当暖室效应的名词还没有时,东北的寒冷是那些来自海边的孩子不能想到的,在白山黑水间,其实就是在彻骨的寒冷中,但是下火车时有一双棉鞋穿了,穿新鞋的孩子是幸福的,做鞋的妈妈也是幸福的。
从空间上看,不是所有女红都适合在火车上进行,纳鞋底做鞋子是适合的。生活向前,车上的女红会跟着变化,刚开始是家做鞋子,慢慢地开始都买鞋子了,车上纳鞋底的人就少了,但是鞋垫还会是手工的,所以车上还是会看到有人在纳鞋底。
五十年代中国有一个婚姻动荡期。一个大嫂也眼见成为其中一员,一直在外当兵的丈夫不再回家,后来写信说要离婚。这个不识字的农村挎着篮子出门寻夫。坐在火车上时,拼命地做鞋垫,一刻不停息。终于找到丈夫的军营门口,见到哨兵先递上一双鞋垫,说我是谁谁的老婆,嫂子远道来,路上做的送给你。见到上级领导,则说家里太穷,送上一双鞋垫是心意。乡村的女子本来就话少,肯定也没有见过世面,所以给人的印象就是少言、老实,许多话只在一双鞋垫里。小小的一个连队,几乎人人都拿到了一双,都不得不知道这是谁谁的老婆。走的时候,丈夫不提离的。再后,做了随军家属,孩子到来,生活正常。
朋友就是那个孩子。看过《黄金甲》,想想朋友的妈妈当年在火车上,也一定有母后绣的坚决和用心。皇后有近两年来的心机,村妇也有村妇的,物品不同,目的相同。都是天下,对于女人来说。
有多长时间,毛衣是中国人生活里的奢侈品?至少几十年,甚至百年。织毛衣是天生优雅的事情,两根针一根线,把时间和心情全部织进去,所以手工制作的编织物,其存在性永远是一半是物质一半是精神。在火车上织毛衣,是在别人目光下勤劳女人的状态,好女人都是在干活的女人,好女人都是正常的女人。
小说《周渔的火车》中,周渔坐了许多趟火车而在车上不织毛衣,在那个年代,只能说这是男人的小说,没有女人的状态。让一个男人想到在坐火车时织毛衣,的确有点难。
有些时候你必须织毛衣,特别是当爱情还没有看到果实的时候,毛衣就是工具,有表达的意义,有信物的力量。上个世纪最后二三十年,毛衣绝对是大众爱情信物,没有后来的玫瑰、钻戒值钱,却更为厚实、丰富和原生态,以至让人珍惜。
有些手快的女孩子,在火车上一路到目的地,可以织上一两条,当然给恋人织时最有动力,然后是父母兄弟,织出来的围巾称之为“爱心牌”“温暖牌”。
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地和往日的生活离散,织围巾的热潮之后,连最简单的编织也不做了,车上织毛衣已经少见到极点。似乎还有一逐步形成规律,列车的等级越高,织毛衣的人就越少,一站直达的列车上,少见手里有活的女人,而绿皮车上,车动手动织毛衣的女人还能时时看到。
火车上的女红,也充分体现经济规律。
物质丰富之后,精神的东西就出现了,十字绣从一定层面上说,是一个纯精神的物质。它几乎没有实质的用途,最初是绣了装进镜框里,后来最流行也实用可以打一下球的是绣十字做手机挂件。
这基本是女孩子们的一个情感游戏,两块手掌大小的专用十字绣的布,已经提供的图案配好的彩色线,连针也配好了,只要你拿出时间就行。这是工业时代女红的方式,不过是一个调剂,不过一个小小情调,这情调连多少针都是明确的。那次从北京到天津,看到对面那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一路很用心地绣,引得周围的眼神温暖留意。
绣一个手机挂件,绣属相很温情,时尚的却绣星座,然后送给爱人朋友。所有的那些小玩意,只需几个小时的制作时间,小巧着便捷着,也似乎隐隐约约地廉价着。
只是我们知道,火车向前,必然地在火车之上,再数年,我们连几十针的十字绣也不会要了。那时候没有对错,那时候所有的女红会有文物一样的价值。因为火车是女红的晴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