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贵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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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秘书告诉我，李荣贵得癌症了。

我说：“不可能。许多年前他就怀疑自己得癌症，不也活得自在吗。”

周秘书说：“这次是真的，肝癌晚期。”

周秘书平常和谁说话脸上都是笑洋洋的，哪怕是给人盖个章子，他的眉目和嘴角上都挂着笑意，这次他跟我说话，从他脸上我搜寻不出一星半点有关笑的内容。我想，到了周秘书忽然不笑的时候，事情就严肃了。

我问：“荣贵自己晓得不？”

周秘书摇摇头，说：“他家里人正在瞒着他，乡里除了书记、乡长和我知道外，你是第四个知情的人。你和他是换头割颈的兄弟，书记让我先把这事告诉你。”

我说：“要死屌翘天，不死万万年。也许是医院误诊了。”我虽这么说，现在已经到了秘书郑重其事地找我谈话的时候，我也不过是捏着自己的鼻子哄自己的嘴，宽自己的心而已。

我得去看看荣贵。临行前我买了点营养品，走在路上我又觉得是不是张扬了，荣贵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我怕引起他的疑虑，就把这些东在路边的一丛蒿草里，在蒿草头上打个结，做个记号，然后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气息，朝着那个叫李家嘴的小村走去。

这一次我是去探望一个行将就木的好友，我知道，今天我的一言一行都得掌握好分寸，我必须让我的笑容比往日更灿烂，言语比往日更活泼，动作比往日更轻松，我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出的话必须尽量与工作有关。说到底，我今天是去欺诈我的好朋友李荣贵，让他感觉到浑厚的友情、美好的生活和未来仍然在深深地眷顾着他。

产生了这些念头后，顿时就有一种苍凉感在我的心头再也挥之不去，一朵或几朵在路边探头探脑的野花，一声或者几声荡来漾去的鸡唱都在向我散发、传递着一种无尽的凄凉。人怎么这么不经活呢？我想，前些年，荣贵一直在担心自己得胃癌，结果每一次都是一场虚惊，吓了自己这么多年，怎么就闹出了一个肝癌来呢？现在，我似乎得出了一个结论，大凡癌症都是自己吓出来的。

歪七乱八想了一路，就到了李荣贵的家门口。那房子还是他父亲留给他的，三合线的青砖黄泥灌斗墙，屋檐下的白色粉布已脱落得斑斑驳驳，粉布上墨线画的人物花草已经很难找到一些完整连接的线条。透过那只木格窗棂，我看到荣贵的卧房内拉着一块红布窗帘。我知道，荣贵这时一定还躺在床上。站在门外我觉得我应该显得大咧一些，便大呼小叫起来：

“荣贵，荣贵在家吗？”

我这么一喊，一只伏在大门旯旮里下蛋的母鸡便吓得一阵惊慌失措地冲出门，在母鸡“咯咯——咯咯——”的惊叫声中，我听见从红布帘内钻出一声微弱的声音：“在家哪，进屋吧。”

这个声音弱如游丝，却力重千斤地撞在我的胸口，一种空前难抑的痛让我一时迈不开脚步，提不起勇气走进屋去见一个曾经与我朝夕相处而今将要永别的人。

不敢面对荣贵但我也不能让荣贵感觉到我的心慌意乱，我要让荣贵听到我的声音表示我不进屋是有原因的。我仍然大声叫着：“你这只死鸡，吓了我一跳。你还叫！你还叫！你再叫我就宰了你中午下酒！”

我不知道我对一只鸡骂了多久，当我觉得我该进门的时候，转身却看见荣贵已扶着门框，脸上已经淌满了泪水。

我说：“好好的，怎么了？”说这话的时候，我尽量表现我此时此刻对他脸上的泪水感到非常的意外。

“我知道第一个来看我的必定是你。来了就来了，莫跟我装模作样。”荣贵说这话的时候，一只手紧按住腹部，额头上已渗出了一些细密的汗珠子。他的额头微皱着，脸上有些蜡黄，昔日并不丰满的脸颊上此时更像刀削过了一样，干巴巴的脸皮拉扯着耳根。荣贵脸上已经现出死相了。我控制住涌上心头的悲哀，赶上前扶住他，想宽慰他几句，却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倒是他脸上掠过一丝惨淡的笑容，扯声扯气地说：“没想到，我一病就病到了这个地步，把一摊子事都扔给了你一人。”

我说：“谁跟谁呢？你想那么多干吗，安心养病吧。”说话的时候，我又把他扶到了床上。躺下来，他仍抓着我的手说：“前几年，我也总是疑这疑那吓自己，这次我反倒不疑了，医生说是胆结石，叫我先带药回家来磨一磨。”说着他又怕我不信，又补一句：“我要是真的得了什么凶险病，还会瞒着你？”

我说：“是呀，是呀。你赶紧养着吧，最近手上的事还真多呢，等你养好了，也好帮搭一把。”我和荣贵正说着，他老婆丛花提着几两猪肝回来了。丛花看见是我，打个照面笑了一下就转过身走到一边去了。我心里清楚平常待人接物有礼有道的丛花一定是躲到一边揩眼泪去了。人到了这个份上哪能不流眼泪呢？而这眼泪又不好当着一个快要去的人的面流出来。更让我深感无助的是当着荣贵的面我连宽慰丛花的话都不能说一句，我们都只能把这丝悲情关在心里，承受着这支穿心的箭从她心里锥到我心里。为了摆脱这种现场的痛楚，我决定回去，我对荣贵说：“我老婆身体不舒服，我要回去弄饭给小孩吃。”荣贵说：“要不，哪天抽空来吃个夜饭。”我答应了他，但我知道，这种可能性已经非常渺茫了。

曾经我面对过外婆的死亡。如果忽略血脉渊源，我将要面对第二个死亡的亲近人就是李荣贵。

外婆去世的那一年我还在读初中。外婆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母亲的神色很从容，临近晌午时报丧的人来了，母亲按风俗，煮了一碗面下了两个蛋端给报丧的人，对方吃完了对母亲说：“上路吧。”说着就接过母亲手上的包袱，挽扶着母亲走出了大门。母亲刚跨出家门，就一声“我那苦命的娘呀”细吹细打地哭了起来，开始还哭得有板有眼、有腔有调，哭上了大路，就捶胸掏肚放声号啕起来。

我第一次见到母亲如此悲痛欲绝地放声号啕，自此以后我才明白，悲痛不是写在脸上，而是藏在心里的，藏得越深，爆发出来的力量越大。我曾经把这件事以及我对这件事的领悟告诉荣贵听，荣贵说：“谁又能活到天地同休呢？叫人把生死看淡一些那都是劝别人的话，一旦死到自己头上来了，谁都怕。”

我说：“也有不怕死的，比如你爷爷。听老一辈人讲，1938年，你爷爷被花枪队绑到四马坟杀头的时候，他昂头大喊：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都不是假的吧？”

“这不能说我爷爷当时就不怕死。”荣贵说，“只是死到临头他有什么办法？他为自己壮胆呢！”“壮胆？革命烈士还要为自己壮胆？”我觉得荣贵对他爷爷的评价很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