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博弈构建和谐性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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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社会学功能主义冲突论和经济学博弈论的观点，分析了广告泛奢侈化的现实冲突及影响广告运作的不同权力关系之间的互动与制衡，认为广告只有在合作博弈的过程中才能调和冲突，增强广告运作与管理系统结构内的弹性，实现构建和谐性广告的正功能。

【关键词】冲突性广告 和谐性广告 合作博弈

近来广告豪奢之风成为众矢之的，相关政府机构对炫富广告也出台了相应的管理措施。中国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传统深受儒家的熏陶，和谐相处是沟通的终极目标。奢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是贬义概念，认为与挥霍享乐相连，有损于道德层面的理想，黜奢崇俭和奢侈无用论是中国消费思想史中的主流。随着消费主义思潮的发展，奢侈概念也从一个绝对的贬义概念逐步转变为一个偏中性化的概念。社会学家克里斯托佛・贝里总结出奢侈概念研究的现代范式：（1）奢侈的去道德化，揭示了时尚和奢侈消费的合理性在于具有促进贸易的功能；（2）奢侈的欲望观，指出追求个人利益是自然天性；（3）必需和奢侈的动态论，在不同的社会及文化价值观背景下，奢侈和必需的分野随着社会需要而变化。认为正是“非道德化”的界定，最终把奢侈推上了发展到当今广告业中对这一概念广泛且堂而皇之地运用的道路。

奢侈之所以在西方现代社会被正名，一方面来自经济发展对奢侈的支持和消费者对奢侈的追求，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对奢侈采取了宽容甚至是鼓励的态度和制度安排。新奢侈主义、趋优消费和非显形奢华成为促进消费的新圣经，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运行机制和观念导向及其生产消费方式联系在了一起。不同于过去仅仅以稀缺和昂贵为特征，这些新理念运作的目的，是指向物质或符号利益的最大化，试图从奢侈消费的“凡勃伦效应”（由于价格提高而不是价格降低而导致需求增加）转向“潮流效应”（由于他人消费某些产品而导致需求增加）。消费主义正在渗透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领域，客观购买力基础上的奢侈消费逐渐被人们所认同，变成经常性、普遍性的行为，与流行文化互相渗透的广告业也呈现出了泛奢侈化的倾向。

一、泛奢侈化：广告运作的权力冲突

对广告泛奢侈化的批判，是中国广告业不断发展的进程中消费主义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博弈冲突的表现。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A・科塞认为冲突具有一定的“正”功能，频繁且低烈度的冲突，使人们反思和重新组织他们的行为，变革产生“紧张”的规则手段，缓解冲突关系的规范调节程度，通过合理的渠道释放紧张甚至敌对的情绪，使之不至于达到极端化。冲突集中在广告领域也是频繁而低烈度的，来自社会不同层面非均衡的权力关系是影响广告运作的根本力量，广告从中进行策略选择，涉及消费群体、市场、政府以及社会监督等多重力量的作用。

1、市场驱动下资本的集中

消费是资本运行的一个关键环节，从古往今来的过度消费，到现代社会的新奢侈主义，虽然我们不能把其完全归咎于资本的出现，但是不论市场营销理论如何强调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念，在泛奢侈化广告的现实操作中，真正掌握传播权力的是资本的所有者。广告之所以向奢侈化诉求集中，与资本向奢侈商品市场集中是紧密相关。

（1）高额利润的现实驱动。目前，中国是全球奢侈品市场的第三大消费国，年销售额为20多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中国将有2.5亿消费者能够购买奢侈商品，具备发展奢侈消费的市场基础。尽管奢侈商品有较高的市场进入壁垒，在市场规模和利润回报的激励下国内外企业纷纷抢滩奢侈品领域。如刷新上海豪宅价格的“汤臣一品”，房价是此前楼盘地价的26倍，总成本每平米3万元左右，与每平方米高达14.2万元/平方米的售价相比，暴利率之高也是资本趋之若鹜的原因。

（2）广告决策的路径依赖。奢侈诉求是一种假设――基于那些本质上是最好的东西，在经济学上来讲，奢侈商品指的是“价值/品质”关系比值最高的产品。这种比值关系会使一个默默无闻的产品身价倍增，也使得广告商、公司和广告制作团队在商品信息生成的决策过程中存在有路径依赖惯性：即帕累托20/80效率法则。20%的人拥有社会80%的财富，那么抓住这20%的人就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赋予购买者小众的专属权力，让人们进入一个人人向往的小众群体，因为这个群体具备经济实力，也愿意为商品的高贵品质和符号价值支付昂贵的价格。

（3）大众传媒的经济趋附。大众传媒市场靠的是低消费和规模经济，而能够使广告收入达到顶峰的规模经济依赖于消费品大众化的消费市场的发展新阶段。广告需求水平与消费者对由它供给经费的传媒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水平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却与企业收益率密切相关。在现代传媒体系中，广告所代表的资本力量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媒介组织决策，并影响着文化和资讯的生产、分配与消费。传媒在市场的推动下趋附于奢侈消费的发展，大量植入奢侈消费生活型态的媒介产品出现放大了社会现实与需求。

2、广告信息市场的政府规范

政府规制既有历史的继承性，也有对现实需要的应对。随着境外资本进入中国广告市场的管制逐渐放开，传播的日益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广告运行机制的发展，对于广告活动和内容的法规与限制也呈现出越来越严格的趋势。在广告业开放融资的合理性前提下，政府充分发挥公共权力的调控职能，以保证社会各阶层的群体能够在变革中各得其所。

在西方经典管制理论中，政府规制的起因是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对社会施加广泛影响的行为。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广告信息市场还存在着大量秩序混乱的问题，一方面表现在消费者和广告主之间信息市场的不对称。在纷繁泛滥的奢侈化广告中，信息告知功能逐渐让位于符号区隔功能，消费者搜寻信息的成本没有降低反而越来越高，容易导致逆向选择现象的发生（即交易一方持有相关的信息，而不知晓的一方对他方的信息由于验证信息成本的昂贵而在经济上不现实导致市场运作无效），削弱了广告的本质功能。另一方面，虽然广告商处于信息优势的一端，可以主动选择性地进行商品信息的传播，但信息以及传播信息的策略都有被模仿的可能，从而导致弥补信息不对称的一些市场手段失灵，出现背离事实、夸大宣传和虚假承诺等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加深了处于信息劣势的消费者一方进行信息甄别的难度。良莠不齐的商品采取奢侈品诉求充斥在高档消费品中，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要解决这些弊端，需要一种市场以外的力量来进行限制。

3、冲突中的社会安全阀

除市场本身和政府的管理以外，各种非营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团体、伦理道德和传统习俗以及公共舆论在内的社会力量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社会性团体与消费者联合已成为广告管理重要的社会反馈机制。社会制约力量通常将奢侈与两种社会现象相联系，一是贫富差距的扩大而导致的社会阶层区隔，二是穷奢极欲而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腐败。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以及对财富、资源和利益分配格局的根本重构，人们传统的勤俭节约美德面对市场的无形之手，逐渐从追求稳定的安贫乐道转变为不断地追求和积累财富。社会新富群体正在形成，消费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泛奢侈化也多是由这个阶层来向往和实践的。这些敏感的社会级差问题，也是广告所不能回避的，正如传播学家费斯克所说，“广告业总是兢兢业业地使社会的差异符合于文化的差异与产品的差异。”社会阶层认知的巨大差异容易引发观念及行为冲突。对炫富广告的反对之声和限制举措是社会紧张情绪释放的替代性目标，广告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社会冲突安全阀的功能。如同过量的蒸汽必须通过安全阀适当排出才能保证力的平衡一样，有利于缓和消费价值的失衡，调和社会矛盾。

广告选择奢侈商品的传播策略一方面是消费文化的强力推动，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另一方面也出于市场逻辑下资本追逐利润的要求，但是其泛化生存容易滋生市场竞争不和谐的现象。面对主流意识形态下政府规制以及社会监督的压力，广告必须找到多重利益的制衡点，既能帮助广告主和媒介实现其利益需求，又能有利于和谐社会文化氛围的构建。

二、合作博弈构建和谐性广告

广告的主要特点便是产生于商业，服务于商业，是一种经济范畴中的竞争性武器。虽然承载着社会责任，但本身对社会文化的作用更多的是镜像反映而非建设，因而广告一直在经济与伦理的冲突中发展。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由于广告无法忽视参与对局中任何一方的利益而进行策略选择，所以局中各方利益是根本对立和冲突的非合作博弈（零和博弈），故不可能实现。广告必须采取一种能游刃于各局中人的生存策略，这就涉及到合作博弈（非零和博弈）的问题。合作博弈理论区别于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关键假设，在于联盟成员的策略中存在一个可行的变化能使他们全部受益。这样的博弈结局，就会出现各方都有利的对策和状况。如广告过分依赖企业资本的竞争性需要，而没有顾及博弈局中消费者、政府和社会制约力量的利益，广告中奢侈的泛化便会导致功利性的上升和社会价值尺度的模糊，从而削弱了广告本质的信息服务功能，加剧消费者与广告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甚至偏离广告诚信的轨道，破坏了大众传媒的公信力，造成社会更大范围内的冲突。“和谐性广告”的提出就是力图将冲突的影响程度降到最低，促进卷入冲突的各方利益均衡，使得广告运作与管理系统结构内的弹性增强，实现冲突带来的正功能。可以说，广告只有在合作博弈的过程中才能为其诉求取得合理价值和地位。

正如法国学者热拉尔・拉尼奥在《广告社会学》一书中所说：“从古至今，冲突都是真正的原动力。”他首次将广告划分为冲突性广告和和谐性广告两种类别。认为“冲突性广告给工业社会提供了加速器，而所缺的制动器则有待于和谐性广告来提供。”冲突性广告和和谐性广告的区分，并非对产品广告和公益及企业形象广告的简单定义，而是与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紧密融合的广告观念。对于广告业来说，除了广告内容符合道德伦理和文化和谐以外，和谐性广告也是广告利益的相关主体之间博弈和谐的结果。

三、结语

社会学者孙立平曾说，和谐社会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相反，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由此而言，和谐性广告也不是杜绝一切冲突的广告安全传播系统，广告活动中涉及到的利益主体都既是科斯世界中的理性经济人，也是康德世界中的理性道德人，他们之间的互动和博弈状态反映了市场竞争、广告生存和政府规制的和谐度。

【参考文献】

[1] 【美】克里斯托佛・贝里，著，江红（译）：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6。

[2] 王荣启：科赛的功能主义冲突理论[N]，学习时报，2007年1月06版。

[3] 尼古拉斯・加汉姆，著，李岚（译）：解放・传媒・现代性――关于传媒与社会理论的讨论[M]．新华出版，2005，80页。

[4] 约翰・费斯克，著．王晓环、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M]，中央编译出版，2001，35页。

[5] 罗杰・B・迈尔森，著，于寅、费剑平（译）：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335页。

[6] 热拉尔・拉尼奥，著，林文（译）：我知道什么――广告社会学[M]，商务印书馆，1998，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