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脉结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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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基本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但一些要素价格仍然被政府所控制,或受到政府干预。如果政府定价严重偏离要素的稀缺程度,就容易出现大问题。
“结构失衡”是近几年来对中国经济讨论最多的话题。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实现了超过10%的年均增长率,也遇上了结构失衡的难题。
从1978年到20世纪末,中国的主旋律是改革,经济增长动力也主要来自改革。但这20年经济增长是“非常规的”,不是靠增长通常依赖的因素。
进入21世纪,传统改革议程如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和对外开放基本完成,中国经济增长趋向常规化,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外延扩张,最重要的是出口增长。
但是,这种外延式增长积累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和中国的人口结构以及城乡关系有关,体制弊端和社会结构变化则起到了放大作用。
失衡表现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巨额经常项目盈余及其低效利用。
先看居民收入。经济增长的目标是提高民众福利和幸福感,但近15年来,居民收入提高的速度低于人均GDP增速,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逐年下降。如表1所示,从1995年到2007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由68%下降到50%,企业和政府收入所占比重分别上升了约12个百分点。
国际上对中国有一个误解,认为高储蓄来源于中国人勤俭的文化传统。事实是,中国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并不比其他国家(如印度)高很多,储蓄增长主要来自于企业和政府。
再看消费。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必然导致消费比重下降。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在下降,尤其是2000年之后,消费比重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至2008年,仅占GDP的47%;换言之,中国的国民储蓄率达到53%,超过一半的GDP是投资(资本形成)和净出口。2000年以前消费比重下降可以用收入增长来解释,2000年之后消费比重迅速下降,则另有原因。
居民收入和消费比重下降意味着民众福利没有和经济增长同步提高,反过来,企业和政府收入增速则高于GDP增速。经济增长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如果增长成果不能充分地被民众所分享,政治稳定性难免受影响。调整经济结构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最后看经常项目盈余。我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在2007年达到高峰,经常项目盈余也在这年达到高峰,占GDP的12%。近两年来经常项目盈余有所下降,2009年仍占GDP的6%。
经常项目盈余主要以官方外汇储备的形式存在,为安全考虑,官方外汇储备的投资对象主要是美国和欧洲等国回报率极低的政府债券。美国国债年利率2%左右,而中国国内贷款基准利率为6%,民间借贷利率更高,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净储蓄没有得到很好利用。
大量经常项目盈余还导致国内通胀的巨大压力。中国贸易结算主要使用美元,为了维持和美元的固定汇率,央行不得不大量买进美元,从而增加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为了抑制通胀,央行不得不发行央行息票对冲货币投放,从而承担大量利息支出。由于对人民币升值有预期,海外热钱不断涌入,更加剧央行压力。
真正原因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以上结构失衡?流行看法认为,居民收入和消费比重下降来自于一次收入分配失衡,而经常项目盈余来自对出口的过分依赖。
沿着这个思路,解决失衡的途径似乎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和降低出口。但是,这种看法没有说清问题实质,相应政策主张也不可取。
劳动者报酬应该由市场决定,政府不可能人为提高工资。出口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出口多并不是错;如果中国的进口量赶上出口量,就不会产生过量的经常项目盈余。经常项目盈余也等于国内储蓄减去国内投资,出现大量盈余也可解释为国内投资不足。
这似乎有些奇怪:国内投资已经达到GDP的42%,这还低吗?相对于占GDP总量52%的国内储蓄,国内投资的确低了。但投资总量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投资结构以及谁来做投资才是问题的症结。
结构失衡的真正原因首先和中国基本国情有关。当前中国处于人口红利最高峰时期,并正在深入融入全球经济。衡量人口红利的最重要指标是劳动人口(16岁-65岁人口)和被抚养人口(低于16岁和65岁以上人口)之间的比例,中国这一指标是2.5∶1,是世界上最低的,印度同一指标是1.7∶1。
中国仍然有4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而农业产出只占GDP的11%,中国尚未脱离剩余劳动力阶段,中国制造业员工的工资上涨不会很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的研究表明,在过去20年里,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即人均增加值)以每年14.6%的速度提高,而同期制造业员工的工资增长速度平均只有7%。
在企业层面,GDP表现为企业增加值,而后者由职工工资(劳动者报酬)、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构成,工资增长慢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意味着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而企业和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
由于企业和政府的消费有限,国民总储蓄自然上升,进而逼迫更多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副产品。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的研究表明,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情形。
内在痼疾
然而,我们的故事不应该到此结束,中国的结构失衡还有深层次体制原因。
首先,尽管我们基本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但一些要素价格仍然被政府所控制,或受到政府干预。如果政府定价严重偏离要素的稀缺程度,就容易出现大问题。
中国能源价格明显偏低。在过去20年里,我们试图复制美国的消费模式,汽油价格和美国相当,是欧洲的一半以下。利率仍然受到管制,少数大企业和特权企业(国企和政府开办的融资机构)可以得到低息贷款,造成这些企业过度的资本深化。土地价格偏低,在一些地方,土地基本免费给投资者使用。
所有这些价格扭曲都是对生产者的补贴、对劳动者的歧视以及对消费者的征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的计算表明,2008年中国的价格扭曲对生产者的补贴达到2.1万亿元,为当年全国GDP总量的7%。
其次,中国金融市场还相当落后,且结构不合理。中国金融市场以银行为主导,银行业集中度非常高,除四大行之外,商业银行只有120余家,而美国有7500家商业银行、886家存贷协会、400家互助储蓄银行和9900家信用社。缺少小银行是利率管制之外造成中小企业贷款难的最重要原因。
中国资本市场也存在重大缺陷。一是缺少地方性资本市场;二是基本上没有企业债券市场,其他形式的融资渠道也很有限。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参与以及公共财政的缺失。20世纪后20年改革一大成果,是缩小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然而,过去几年,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大有回潮之势,这会带来两个直接不良后果。一是挤出民间投资,银行更不愿意给中小民营企业贷款;二是增加银行坏账风险,而大部分坏账最终还是要让老百姓埋单。
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无可厚非,但相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否有些超前?把石砖铺就的人行道换成大理石人行道,修建始终亏本的磁浮列车,在市中心建巨型广场或花园等,如果把这些钱直接花到老百姓头上,消费不就可以提高一些吗?
公共财政的缺失导致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政府行为的商业化。为了吸引投资,地方政府纷纷压低土地价格,并给予各种优惠,作为补偿,投资必须能够带来GDP和税收高增长。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会青睐高资本密集度的投资,排斥劳动力密集的投资。
结构调整被许多地方政府和学者片面理解为产业升级,但现实情况是,相对于我们的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已经过度了,因为资本密集度提高的一个后果是牺牲就业增长,导致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下降。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