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溟:艺术制度批评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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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管理的紧急关头》是我在2011年7月参加“从柏林到中国：中德文化艺术管理论坛”上的演讲，当然这是一个结合最近几年来中国当代艺术与国家管理之间所发生的变化及其仍然存在着的各种老问题的举例，比如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院的成立，行为艺术被禁止的潮白河事件，从拍卖行的假拍到文交会的混乱，范曾诉郭庆祥案的胜诉，这个问题分析涉及到国家艺术政策和艺术行政如何当代化，艺术表达如何自由，艺术市场如何管理及批评的权利如何得到保护。因为是关于艺术管理的论坛，而且是结合艺术管理教学的实践活动，我的演讲等于也在说，我们的艺术管理教学与实践如何才能有学院精神，在问题丛生的当代艺术管理领域，管理学科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无疑是这个紧急关头时期需要首先需要讨论的。

新兴的艺术管理专业在不少的艺术学院校都有，而且艺术管理教育年会也每年一度地照常举办，但艺术管理学科却没有从学科上得到真正的认识，学科的三个层面，即理论层面（讨论艺术管理的正义和公正）、批评层面（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的讨论）和应用层面（在已有的规定下工作），在当下的艺术管理教学或者说在传递艺术管理的信息中只偏向于应用层面，而不反思目前的应用层面所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当前的艺术管理还没有真正的现代性的管理系统的时候。

艺术制度批评的重要性就是这样的状况下提出的，我们说艺术没有批评，而艺术制度的批评更是不受重视，目前，艺术制度批评在专业界还认为这不是艺术批评所要做的事，当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院成立和聘请一些当代艺术家为院士之后，就有网上批判这个国家政府主导的当代艺术研究院及其院士名单，但资深的艺术批评家刘骁纯就写文章反对这种批评，他的理由很简单，批评家应该关心新的艺术和艺术家，而批评当代艺术院和功成名就的艺术家是多余的，刘骁纯的这种论点好像很像艺术批评家，而且还很符合批评家的身份，因为，批评家的职责确实是应该推动新的艺术和艺术家，像刘骁纯这样的艺术批评家，在上个世纪80到90年代初，建立了他的当代艺术理论系统和艺术史的四大语系，把现成品纳入到新艺术语言中的论述，确实使他成为第一代当代艺术批评家中最有理论建构的批评家，但在当代艺术院的问题上，刘骁纯所采取的态度以及他反对他人批评当代艺术研究院的成立上，其实说是与新的艺术批评无关，但还是为当代艺术研究院解脱，都说明了他的批评系统已经老化。因为对刘骁纯而言，艺术仍然是有关语言和风格之间的演变，即使是现成品也是在语言和风格的前提下被建构的，这种将艺术的语言和风格从社会中抽离出来，并独立进行阐释的方法也显然不符合艺术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不要说是现在，就是在将现成品称为的艺术的时候，理论上就已经认为，艺术作品不只是我们看到的作品本身，还包括它的体制和接受过程。

事实上，制度艺术史告诉我们了，这个也是我们正在从事的一项研究，没有一件艺术作品是完全是从真空中生产出来的，艺术总是生存于它的物品呈现-话语-制度的多向运动的情境中，这就是我们研究的艺术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的理由，就像刘骁纯所说的，批评家的工作就是要推动新艺术和艺术家，但没有任何的新的艺术和新的艺术家在他起步的时候是完全是自己一个的事，而不受其艺术的制度与制度史影响的，事实上恰恰相反，每一种新的艺术和新的艺术家都与这种制度的背景发生关心，不管是有意识的主动选取还是无意识地潜移默化。关键在于新的艺术和艺术家如何面对制度语境，才是这个艺术要讨论的问题，我们今天评论艺术无不将艺术与其语境结合起来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艺术制度批评正是在这个的现场中展开了它的理论建构，它既是针对艺术管理，也是针对艺术品背后的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