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检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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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洲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由欧洲大学联合会于2009-2012年实施的“质量文化检查”是欧洲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新项目。此次检查通过对欧洲高校质量保障现状以及高校质量文化的调研，得出一系列重要结论，并以“质量文化”作为一种反思性分析工具，对欧洲高校质量保障的“战略与政策”“工具与实践”“原则与假设”等方面进行了审视，从而为欧洲高校质量文化的进一步建构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关键词：欧洲；质量保障；质量文化检查

一、“质量文化检查”项目实施背景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被誉为欧洲高等教育的“质量时代”。在这段时间，欧洲各国开始探索和建立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机构和评估制度，并逐步形成了以英国为代表的“中介式”、以法国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式”、以比利时为代表的“二元结构型”、以瑞典为代表的“委员会制”等各具特色的高等教育评估与质量保障制度[1]。成立于2001年的欧洲大学联合会（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更是欧洲高等教育质量运动纵深发展的引领者。这些都使欧洲成为在国际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的地区。

尽管20世纪90年代欧洲各国逐步建立了质量保障机构，但是人们认识到，高校在质量保障方面承担着更重大的责任，应当通过内部质量文化的建立来促进战略性的管理。在此背景下，欧洲大学联合会于2002-2006年实施了“质量文化项目”[2]，以便在大学建立系统的质量文化保障体系，强化学校对构建内部质量文化和推进内部质量管理的必要性的认识。

该项目选择“文化”一词作为核心词，是想表明“质量”这一概念既是一套共享的价值，也是高校所有人（包括师生与管理人员）的集体责任。在此，质量文化成为一种组织文化，它同时具有文化、心理因素以及结构、管理因素[3]。文化、心理因素指向一套共享的价值、信念、期待与奉献，这是高校每个成员的责任；结构、管理因素指向个体行为间的协调，这是学校的责任。质量保障程序是质量文化的结构性组成部分。相对于用以应对公众绩效问责的外部评估程序而言，质量文化保障程序则用以促进院校自身的发展。

经过对40个国家近300所高校的三轮调研，欧洲大学联合会对质量与质量文化的概念进行了大范围讨论，从战略、结构、内部评价程序与反馈回路、高级领导、学术与行政人员、学生、外部利益相关者、数据收集与分析等方面讨论了质量文化的建设，得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必须在特定情景中予以理解和构建；院校高度自治有助于形成成熟、有效的质量文化，将“质量”定义为持续提高，而自治度不足的高校视野比较狭窄，往往把质量保障限定于“认证”，从而陷入服从性、官僚化等低效的质量文化中；在质量文化构建方面应采取形成性而非惩罚性的策略；认同学生在质量文化中的重要作用；重视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有效植入质量文化需要高等院校领导创造一种鼓励自下而上地提升质量的空间。

欧洲大学联合会在2009-2012年进行的高校“质量文化检查”[4]可以看作是2002-2006年“质量文化项目”的延伸与深化，也是欧洲大学联合会建立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活动的延续，其目的在于进一步推进质量文化建设。该项检查的样本来自欧洲36个国家的222所高校。项目第一阶段为质量保障程序的现状调研，第二阶段为质量保障程序与质量文化关系研究，最后进行了总结性研讨。下面介绍此次检查取得的主要成果。

二、质量保障程序现状调研结果

第一阶段的调研结果显示：欧洲高校普遍形成了质量保障程序，但因其与价值、信念等紧密相关，而这些文化因素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所以，形成质量文化还需要时间和努力。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对于质量保障的实施以及建设更完备的质量文化都至关重要，需要给予更多关注。高校善于收集信息，但更有效地利用信息才有助于战略规划进而推动持续进步。

（一）质量保障结构

近年来，高校在质量保障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大部分高校都形成了实质性的政策、结构与程序。在不同高校，实施质量保障的组织结构有所不同。质量保障历史较长的高校可能建立了诸如教学创新与教师发展方面的支持性制度。在政策与相关程序方面，大部分高校都制定了学校或者学院层面的战略。

（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大部分高校都已认识到校级管理者在质量保障中的重要性，且其校级管理者都以某种方式参与到质量保障中。尽管师生的参与是形成质量文化与质量保障的重要因素，但近半数被调研高校没有设立专门向质量保障机构负责的相关委员会。这类委员会在质量保障历史较长的高校中比较常见，这些高校更重视学生调查、反馈回路，并公布学生质量保障活动的相关后续工作。在从课程设计到正式的质量保障各阶段，如果说，教师参与已经系统化和普遍化了，那么学生的参与则仍不普遍。在很多高校，外部利益相关者也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质量保障程序的构建与运行，但参与的层次与性质不尽相同，有的作为治理机构的成员，有的仅作为信息顾问，后者似乎更为普遍。

（三）信息运用

几乎所有高校在利用各自的信息系统来调控其质量保障活动，但收集到的信息不一定是公开的。信息收集与师生知情权之间存在矛盾，有些信息是保密的或者只有高校管理者可以看到。尽管很多高校组织了学生调研，但只有半数高校会告知学生调研结果与后续跟进行动。在战略管理方面，有2/3的高校管理者进行年度评估以审查其目标达成情况，但只有逾一半的高校建立了关键绩效指标来调控其战略进展。

（四）教与学的质量保障

约2/3的高校在遵循国家质量框架与标准的同时，设计了具有院校特色的教学质量保障框架，少数高校选择采取外部质量保障模式。课程体系一般由委员会或者工作小组设计。一个专业开办后，一般是依据特定程序来监控其质量。除外部质量保障程序外，很多高校还进行了某种形式的内部评价。90%的高校称已制定了学习成果指标，但通常不公开调查结果。在制定了学习成果指标的高校，学生评价与学习成果指标直接相关。学生评价在欧洲高校各不相同，但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一般向学生公开。2000年以前引入质量保障体系的高校都会提供学生支持服务。

三、质量文化调研结果

第二阶段的调研旨在研究质量保障工具与程序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质量文化的建设，特别关注正式的质量保障程序与质量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相关的成功经验。研究结果显示，质量保障机制可以通过推行质量文化来保障和提高教育质量，这是最有效的途径。该阶段调研表明，有效质量文化的建构需要以下5个条件。

第一，有效的质量文化需要多种质量保障工具，需要与高等院校战略和价值相关联。这些质量保障工具的成本效益应该受到定期评估，不仅要评估其经济成本，还需要评估其心理成本。

第二，有效的质量保障制度源自有效的内部决策程序与结构。建立明确的绩效制度和明确各层次的责任可使质量保障程序简洁明了，并形成反馈回路，避免官僚化。高校要建立一种内部平衡，一方面要有强有力的管理核心，另一方面需要院系落实责任。即既需要学校层面的质量保障策略，也需要保持基层的多样性。

第三，内部质量保障程序也是权力的反映。如果它不能成功地促进大学师生的参与，则容易受到争议。高校管理者的行为对于内部调控和广义的质量保障机制而言非常重要。管理者应鼓励内部辩论，以确保质量保障程序不被师生排斥。管理者对质量保障制度的表述也很重要，越是具有学术性，越能降低管理性，越容易为师生接受并在学校扎根。

第四，教师发展在质量保障中十分重要。高校关于教师发展计划的数量在增长，但与由专业人员负责的支持教与学的教师发展相关的计划还是太少。这一点需要加强，因为博洛尼亚进程只是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

第五，在界定大学质量与内部质量保障程序以确保其与学校现状、战略、组织文化相一致方面，质量保障组织的自治十分重要。某些时候，大学与外部质量保障程序存在冲突，因此有必要对内部与外部程序同时进行评估，使高等教育共同体（学校与主管部门）一起协商配套程序，以确保落实绩效责任，避免重复评估和质量保障疲劳。

四、质量文化调查的相关讨论

两个阶段的调研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即便再好的理念也不能完全照搬、直接引入学校。质量文化实际上是逐步积淀起来的。发展有效的质量文化首先需要理解学校的特色与既有环境条件，这些都会影响到质量文化的决策、行动与解释。一种可以成为高校共同目标的规范性的“好”的质量文化并不存在。质量文化概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起点和一种反思性分析工具，帮助我们了解当前的战略、实践与原则，为未来的质量强化打下坚实的根基。运用这一工具，可以对当前有关学校质量文化的“战略与政策”“工具与实践”“原则与假设”等方面进行审视。

（一）有关战略与政策问题的讨论

当前大部分高校制定了各自的战略，但最有效的是那些基于良好的管理结构，能够明确目标与责任的战略。院校战略的制定必须基于院校自身的定位，而不是单纯试图改变现状。院校战略要在不同目标的利益、倾向中寻求一种平衡，其中最重要的是做出选择。因此，战略制定是涉及学校的迫切需要和发展方向的决定，往往会令一批行动者与利益相关者感到失望。战略是否具有合理性在于其与学校定位是否关联。由于定位不同，每所高校都应有各自独特的战略。

另外，高校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不断出现且无法预期的变化。有效的战略不仅能够体现院校的复杂性和环境的变化，还能以建设性的方式积极应对这些变化。总之，有效战略应该且必须是有意义的，能反映现实情况，整合特定文化中的意义与价值观；要为其成员与利益相关者提供引导，使其明白在日益复杂和变动的世界中，学校如何实现其使命。

（二）有关工具与实践问题的讨论

第一阶段的调研结果表明，高校在正式的质量保障程序建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第二阶段的调研表明，各院校间的差距主要在于细节方面。甚至在被普遍采用的工具，如课程评估或教师发展培训方面，高校都采取了极不相同的形式。很多情况下，一种院校的质量文化可以在检查质量保障工具与活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例如，在学生参与方面，一所学校可能只提供数据和反馈信息，另一所学校则会实质性地积极参与某方面的提高过程，如教学大纲评估、学习成果评估等。由此得出的经验是：一种评估工具的目的以及实施程序必须得到明确界定；工具的检查不仅要看效率还要看效益，要充分发挥数据在诊断问题和改善行为方面的作用，而不是仅限于测量；当前质量保障实践与工具的效率和效益还与多样性问题紧密相关。院校内部的多样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多样性会对质量文化和特定工具的实施效果产生影响，某一高校的成功经验不一定适用于另一所高校。总之，质量保障工具总是融入广泛的行为与情境中，常与特定的意义相关联。因此，考虑到其潜在的文化影响，在特定环境中使用某种工具时，必须考虑其适用性。

（三）有关原则与假设问题的讨论

第一阶段的结论认为，质量文化的形成需要时间与努力。第二阶段的结论认为，这一文化因素有明显的政治考量，质量保障更多地与权力及意识形态有关。因此，研究不仅要关注战略与工具，还必须关注未经质疑的原则与“潜在的假设”。这些正是战略与工具背后的支撑。质量概念界定得越模糊，越有可能成为保护和强化政治利益的工具。

在最后的研讨中，研究者指出了一些深植于质量保障话语中的假设，但这些假设有可能与其最初的含义有所不同。例如，“持续改进”这一理念被普遍接受，并在大量的质量保障政策与策略中得以体现，但具体实施中该理想却转变为一种另人失望的现实，即无论人们投资多少，总是不够。另一个例子是在该专业领域最常得到贯彻的理念，即质量保障体系不应自上指定，而应由下产生。这一理念的问题在于，谁构成了大学的基层？是学生？年轻教师？还是职员？即便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一理念还是模棱两可，因为对质量和质量保障提出更多要求的往往是上层而不是基层，这自然会影响到自下而上的动机。

在这些讨论中，冲突的概念常被提起。人们往往认为有效的质量保障体系应当建立于无冲突的和谐环境中。但结果是，在开始真正的协商之前往往已有了妥协，为防止任何正面冲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常被弱化。另一方面，质量保障的实质性理念是倡导冲突的，正如质量保障的关键原则之一就是更多利益相关者及其观点的吸收，以便产生更好的结果。实际上，冲突不仅具有创造性，而且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窗口，我们透过它能够洞察推论背后的假设、价值与信念。从这个角度看，冲突对于理解和强化质量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意识到我们的战略、行动与工具背后的“意义维度”，是任何建设性发展的重要基础。作为起点，我们可以批判性地反思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但也必须意识到行胜于言。最难识别的原则不是政策文本与战略文本中所言明的，而是深藏于我们所使用的工具与日常交流中的。

当前，很多质量保障体系层面的变革集中于结构、角色与程序，这些都比较容易改变。但是两阶段的调研结果均显示，仍有很多重要的层面需要考虑：例如，在任何官方文件中都不会出现的隐性知识；构成院校身份以及指导人们相互关系的规范与价值；我们的推论与行动背后的潜在信念与假设。任何变革与发展过程都必须意识到这些不同的层面与关系。总而言之，言明的正式质量保障程序与潜在的非正式价值与假设的互动是加强一所高等院校的质量文化的核心。对这一互动及其不同维度的透彻的、反思性的理解可以构成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张彦通.欧洲地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7.

[2]Quality　Culture　Project　2002-2006[EB/OL].http：//www.eua.be/eua-work-and-policy-area/quality-assurance/projects/quality-culture-project.aspx，2012-06-30.

[3]Quality　Culture　in　European　Universities：　A　Bottom-up　Approach，　Report　on　the　Three　Rounds　Culture　Project　2002-2006[EB/OL].http：//www.eua.be/eua/jsp/en/upload/Quality_Culture_　2002_2003.1150459570109.pdf，　2012-06-30.

[4]Examining　Quality　Culture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B/OL].　http：//www.eua.be/eqc/，　2012-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