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楚人的艰苦创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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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先秦时期，曾被称为蛮夷且地处南疆的楚国，经过楚先人的艰苦奋斗，逐渐由蕞尔小国发展为南疆之王，成为当时国土面积最大且最为富有的强国。在文化上也逐渐步入文明之邦，成为独放异彩的楚文化。纵观楚国史，其实就是一部艰苦创业史。楚人“筚路蓝缕”的民族精神代代相传，深深地融入了楚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楚人自强不息、问鼎中原的强大动力。
[关键词] 先秦；楚国；艰苦奋斗
[中图分类号] K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06-0025-07
西周初年，周成王之时，楚先人熊绎以“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被“封以子男之田”，（司马迁：《史记》）居于丹阳，楚国至此开始真正建国。但楚人们过着“筚路篮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的生活，仍被中原民族视为“荆蛮”，熊渠自己也曾说过“我蛮夷也”（司马迁：《史记》），因此，连参加周朝诸侯国会盟的资格都没有。然而，不过几百年的时间，楚人经过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国力不断增强，疆域不断扩大，“到春秋时期，就能问鼎中原，成为诸侯霸主”[1]。逮至战国，“楚国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司马迁：《史记》）饮马黄河，逐鹿中原。楚从立国之初到公元前223年秦灭楚之前，历时约800余年，“由一个方圆不到百里的蕞尔小国发展成为泱泱大国”[2] 7，都是靠楚人艰苦创业发展起来的。因此，作为楚文化精神之一的“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精神”在楚国历史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荆山一角到南疆之王
周初，楚先祖鬻熊服事文王，到熊绎时才因建功而被“封以子男之田”，建都丹阳。按当时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楚国实为下等。《史记・孔子世家》载楚昭王时令尹子西说：“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司马迁：《史记》）《礼记・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之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孙希旦：《礼记集解》）楚国在当时的地位可见一斑。此外，楚灵王时，曾为先王受封之事发出愤激之辞：“昔我先王熊绎，与吕级、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楚世家》亦云：“齐、晋、鲁、卫，其封皆受宝器，我独不”。由此可见，同样是受周王室册封的楚，既未在受封时得到周之宝器，更未得到包括军队、职官等在内的一套完整的国家机器。因此，“与其说是受封，不如说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3] 246。楚国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上建立起来的。到熊渠之时，趁中原动乱之机，团结江汉地区的群蛮百濮和大小方国部落，“甚得江汉间民和”，于是“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司马迁：《史记》）占领了“江上楚蛮之地”，并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一统观念下，竟提出了“不与中国之号谥”。表明，楚国在熊渠之时就已具备了相当的实力，能够在周王室的权限内寻求自己的道路。然而，与中原姬姓诸国相比，楚国仍没有明显的优势。“若敖■冒至于文、武，土不过同”。（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杜预注曰：“方百里为一同。”从最初的五十里到百里之地，虽有所增加，但仍是一个落后的小国。
楚武王时期，楚国开始了大幅度发展的历程，“正式吹响了楚人北向争霸的号角”[4] 116。楚武王熊通自称尊号，“与随人盟”，并“始开濮地而有之”。（司马迁：《史记》）楚武王大启群蛮，向外开拓，对其相邻小国采取以绝对压倒的优势，咄咄逼人，引起了一些小诸侯国的恐惧。楚武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10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此前即公元前704年，楚武王于沈鹿大会诸侯，小诸侯国迫于压力不得不参加会盟，“楚国最早成为江汉间的霸主国”[5] 91。至文王时，迁都郢，“楚疆，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楚“始大”。（司马迁：《史记》）楚国自得申、息之后，以此为基地，打通了前往中原的道路，兵威及于方城之外，“向东可取到淮夷之地，向北可直逼郑、许、雒邑，楚国进可攻，退可守，成为中原的强大威胁”[5] 94。成王之时，“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于是“楚地千里”，（司马迁：《史记》）“东近汝水，西抵巫山”[4] 116，建立起了楚国的大国声威。楚庄王时，“至洛，观兵于周郊”，并向周王询问“鼎小大轻重”，（司马迁：《史记》）俨然有取代周王朝之意。在孙叔敖等贤臣的辅佐之下，国力与日俱增，最终确立了楚国的霸业。但是，庄王仍不忘记教育国人继承和发扬先君艰苦奋斗的传统，告诫官员“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道理[4] 116。至此，楚国由方圆不足百里变成楚地千里，成为疆域最为辽阔的诸侯国。
然而，“到平王时期，楚国就慢慢走下坡路了”[6] 141，但这并不是说明楚国能力不够，而是楚人在取得空前业绩之后慢慢放弃了先人的艰苦创业精神。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作为春秋一霸和战国一雄的楚国，纵是在公元前223年被秦灭掉之后，楚人从未忘记重振楚国，“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司马迁：《史记》），17年后，楚人又秦朝的统治，建立了汉王朝。
二、筚路蓝缕到富甲一方
楚立国之初，地僻而物乏，既没有富丽繁密的青铜器，也没有流光溢彩的漆木器，更没有艳丽鲜亮的丝织品。西周早期楚人使用什么工具生产，不仅文献缺乏记载，地下出土文物也极少。1960年，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在被认为是楚国早期遗址的今鄂西地区的秭归鲢鱼山遗址进行试掘[7]，只发现5件石质生产工具。迄今为止，属于西周早、中期的楚国铜器尚未发现，“但至西周晚期，楚国的青铜礼器、兵器、乐器均有出土，但仍未见有青铜生产工具”[8] 127。说明在西周晚期之前，楚国虽然有青铜冶炼，但尚未运用于生产领域。楚人的生活过得异常艰苦。也正是这苦难的环境，造就了楚人奋发向上、艰苦奋斗的精神，最终使楚国成为诸侯之中财力最强的国家。
关于农业状况，《楚世家》载楚灵王十一年曾云：“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说明周初楚国生产力水平极低，致使熊绎不得不亲自带领楚人开辟山林，从事生产。同时，还要“往返跋涉，为周天子当差效力”[4] 115。在物质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还要向周天子进贡桃弧、棘矢。《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训以若敖■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杜注曰：“筚路，柴车；蓝缕，敝衣。”《方言》云：“楚谓凡人贫衣被丑敝为蓝缕。”可以想象，到若敖■冒时期，楚人依然过着先王熊绎时的生活。但从熊绎“荜路蓝缕以处草莽”到“若敖■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可以看出，楚先君“励精图治，以发展楚国”[5] 52。西晋时期，江统曾经上书劝谏太子说：■冒以筚路蓝缕，用张楚国”。（房玄龄.《晋书》）若敖■冒的集聚和进取，为楚人的崛起和强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动力。周夷王之时，楚熊渠通过“伐庸、杨粤”而获得东鄂的红铜资源。从武王开始，随着疆域日广，人口日多，以及楚人由山区向平原地区的转移，农业生产也越来越被提上日程，青铜工具伴随着青铜礼器而相继出现在农业生产中，生产力大大提高。河南淅川下寺2号楚墓[9]出土的生产工具中，计■、锛、镰、削等26件。战国时期，由于铁制生产工具的出现，楚国农业生产水平再度为之一变。此外，楚人最主要的耕作方式是“火耕水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下，“仍不失为先进有效的耕作方式”[8] 134，也是南方的一大特色。直到汉代，实行“火耕水耨”的江南还“无饥馑之患”。同时，南方湿热的气候及生产需要带来的水利工程建设，亦为农业生产提供便利，如孙叔敖的期思陂，“堪称我国上古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的丰碑”[8] 139。楚人种植的粮食品种也十分丰富，《楚辞・大招》载有“五谷六仞”，王逸注曰：“五谷，稻、稷、麦、豆、麻也”。《招魂》中还有“稻■麦■黄粱些”的记载。工具的改进、水利的兴修、作物的丰富大大促进了楚国粮食产量的提高。贾兵强运用经济学、统计学等方面的知识对先秦时期楚国的粮食产量进行测算，认为楚国时期粮食产量为1065.386～1102.380kg/hO，不仅高于先秦时期粮食的平均亩产量725.850～775.875 kg/hO，而且还超出了当时的秦、齐、魏等国的粮食生产水平[10]。虽然这种测算不一定完全符合当时的农业状况，但它从侧面反映出楚国农业发展所达到的水平。
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手工业方面，分工越来越细密，专门化生产也越来越重要。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以发达的手工业著称于世，特别是官营手工业的发展。官营作坊内部设置铁官、织室、船官、铜官等机构，又设置工尹、工佐、工正、市攻等管理官员，由以上名称可以看出，楚国的手工业已涉及采矿、冶炼、青铜铸造、铁之制铸、纺织、漆器等各个行业，相对于楚建国之初，楚人的经济生活已大大丰富和提高。在商业方面，楚国同样有管理商业的机构和官员。李芳从古玺出发，通过收录的“正官之玺、陆官之玺、计官之玺、五渚正玺”四枚印章来阐释当时的商业官职及其具体职能[11]。“（楚国）商人不仅具有一定的经济地位，而且有着一定的政治地位。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是楚国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8] 267。刘玉堂先生在其《楚国商人社会地位散议》一文中，通过商人可以干预国家政治、商人可以涉足外交、商人的“抚民”措施、重点扶持官商、重视中小商贾5个方面来阐述这一问题[12]。晋随武子曾说：“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洪亮吉：《春秋左传诂》）随武子将“商”排在楚国“四民”之首，楚国商人地位之高与华夏之“士、农、工、商”中的商人地位迥然不同，表明楚国经济地域上的独特性。足见商业在楚国的地位和发展。商业在楚国的独特地位促进了商业都会在楚国各地的兴起，并形成了便利的商业网络。刘玉堂先生在其《楚国的商业都会》一文通过具体阐述郢、鄢、宛、陈、寿春、吴、番禹等几个商业都会来说明楚国商业都会的繁荣[13]。各商业都会之间的彼此交流推动了交通网络和国家税收体制的健全。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便利的水上交通成为楚国的重要交通线路。郭德维先生认为，楚国郢都利用便利的水上交通可以通达楚国各地，各地的物质资源也可以源源不断的流向楚都[14]。同时，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也从侧面彰显了楚国的交通网络和一些税收方面的问题。此外，楚国的商业贸易南达南海，西北达阿尔泰山，东至东南亚、南亚，促进了楚国同域外的经济文化交流。
楚国农、工、商的一路发展，无一不是先秦楚人艰苦奋斗才开创的伟大硕果，楚国之所以能雄霸南方，带甲百万，坚实的经济基础乃是其坚强的后盾。以致当时楚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曰朝衣鲜而暮衣敝”，楚都的繁荣可想而知。
三、蛮夷之地到文明之邦
先秦楚人一直被华夏诸国视作蛮夷，其民族也被称之为“荆”“楚”或“荆楚”。“荆者，楚也。何为谓之荆？狄之也。何为狄之？圣人立，必后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阮元校：《十三经注疏》）《国语》记晋大夫叔向云：“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15]由此可见，中原民族对荆楚民族具有强烈的民族歧视，同时也说明楚立国之初文明程度之低。然而，楚人经过艰苦奋斗，博采众长，于山林草莽之中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特别是在哲学、文学、字画、乐舞方面，都显现出独具特色的荆楚文化气息。到战国时期，楚国经过变法，俨然以一个文明之邦与中原诸侯并驾齐驱。
楚先人在蕞尔之地上辛勤劳作，虽然远远落后于华夏和杨粤，但楚人却有一股奋发向上的精神，走一条“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而独创一格的发展道路”[4] 119。随着楚国政治经济的进步，楚国的文化也迅速发展起来。“到春秋末期，楚国已经以诗书礼乐之邦自居”[5] 278。楚申包胥到秦国求援时，把后起之吴称为夷邦，而把楚国称为“上国”。随着在争霸战争中楚国与中原民族的交流进一步加强，楚文化也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