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广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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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6日早晨，我和往常一样，左手托着心爱的小收音机，右手提着拳头按照步伐有节奏地捶在腰上，步行上班，有人把这一现象说成是“一副老干部晨练”。错了！我不老，也不是老干部，我就是一个干广播工作、爱听广播、有广播故事的人。

走着走着，听着听着，突然从广播里听到温总理的声音，总理走进《中国之声》直播间与灾区人民互动，与网民互动，解答听众敏感的物价、房价等问题，我的心情一下子激动起来，听着温总理的声音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触手可及，好似我就在总理的身旁，我立即拿出手机拨通了同事的电话――“快听，温总理做客《中国之声》了”，与同事共同分享这一幸福的时刻。

温总理说他是第一次走进《中国之声》，但是他已经听了50年的广播，总理和人民一样也是一位爱晨练，爱听广播的人。

回顾我几十年的工作学习历程，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广播，我也与广播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朝夕相伴、声声不息70年了，而50多岁的我也听了近40年的广播。小时候，我是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革命歌声多么响亮”开始起床的，现在是每天搂着、听着收音机进入梦乡的。

六十年代，我的家乡阿拉善左旗有了有线广播。需要安装的用户每月交几毛钱的使用费，用一根8#铁丝接在室外，入户后接一个瓷簧喇叭，再用8#铁丝顺着门框用钉子固定，再在地下挖个坑，将铁丝入坑掩埋，浇点水就是地线，形成一个回路，这时候喇叭就响了起来，虽然不能和当今的音响效果媲美，但是在当时能听上喇叭就是一种享受。

1969年，我在上高中期间被团支部选拔为校园小记者，经常为校广播站供稿，每当自己写的稿件从大喇叭中播放的时候，心中异常的高兴。

时间来到了1974年，我高中毕业下乡了，这时候我也不忘带个收音机，大家要知道七十年代能听上收音机的确是一种享受。

下乡后的第一份活就是打锅锥井，十几个人分班倒，我就将收音机挂在机井旁，和大家一起分享广播里的快乐。下乡的第二年我就被提拔为生产大队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这个官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副嘎查达、副队长。我可以用大队的大喇叭发号施令了，通知开会、评工分、排工，你去犁田，你去打场都需要在大喇叭上吆喝。

每逢下乡，骑在骆驼上，我都要把收音机拿在手上，总想从收音机里听到农牧业工作的最新动向，既免去了旅途的寂寞，又增长了广博的知识。牧民们也都有收听广播的习惯，我也经常与牧民交流收听广播的心得，互通分享收音机里的那些大小事儿。

1978年，我以知青的身份返城走进了广播站，从此我就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广播人。干起了扒杆子拉线、安广播，修喇叭的工作，后来又当了记者、编辑。

1979年阿左旗积极筹办电视台，广播站承担了转播电视节目的任务，而转播台选在了海拔2600米的贺兰山气象站，一切物品都要靠山下的社员赶着毛驴来运送。农牧民们居住分散，找个干活的人不大方便，可是每家每户都有有线广播，他们会用有线广播进行通话，一家人坐在炕头上，对着喇叭说话，对方听到后就会给你回应，就这样，我们需要什么物资就通过有线广播进行解决。

去年，大儿子考上了公务员，去车站送行时我将手上的收音机送给了儿子，那个收音机是妈妈给我买的，我现在的收音机是干女儿给我买的，妈妈现在的收音机是外孙子给买的。你听不明白了吧，一家人就是这样互相用收音机传递着爱，讲述着广播的故事。

（作者单位：阿拉善人民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