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客邮在广州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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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冷 东（1953），男，吉林长春人，教授，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明清史、岭南文化、十三行研究；沈晓鸣（1987），男，广东广州人，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十三行研究。
摘要：“客邮”是指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侵犯中国，在中国传递信息及物资的早期西方邮政系统。《在广州的十四个月》一书，是鸦片战争之后，1877―1878年“客邮”在广州发展的具体记录，也是“客邮”运作从秘密到公开、业务从部分到完整、影响由局部到全局的变化再现。可以从中认识书信在当时客居中国的外国人生活中的作用，理解“客邮”对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及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客邮；书信；邮局；广州
中图分类号：F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4-0055-05
《在广州的十四个月》一书的作者为格雷夫人（Mrs. Gray），她1838年出生于英格兰南部滨海的布莱顿市，成长在一个乡村绅士家庭，婚前名字为茱莉亚・科克斯（Julia Cox）。1876年，37岁的茱莉亚・科克斯与在广州任职的53岁英国牧师约翰・亨利・格雷（John Henry Gray）结婚。婚后格雷夫妇在1877―1878年回到广州生活了14个月，1878年格雷夫人回到英格兰，直到1921年去世。在广州期间，格雷夫人经常写信给远在英国的母亲，描述她在广州的见闻和感想，这种带有游记性质的信件共写了44封，于1880年结集在英国出版，后由梅贝坚博士翻译为中文。本书信集是鸦片战争之后“客邮”在广州发展的具体而翔实的记录，是“客邮”运作从秘密到公开、业务从部分到完整、影响由局部到全面变化的再现。一、“客邮”运作从秘密到公开
广州在鸦片战争前是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被清政府指定为唯一与西方国家进行海路贸易的口岸，成为中西商贸及文化交流的中心，大量外国人士停留广州，贸易、政治外交、文化交流及个人的需求产生了巨大的信息流动量，对承载信息传递的邮政业提出了更多要求。而中国传统邮驿体系只传递官方公文信函，不受理民间和海外邮件，清政府拒绝与通商各国建立正常的邮政联系，主要依靠十三行商作为与外商联系的中介，居中转达官府对外商的谕令、告示和外商的公函书信，十三行部分承担了中外邮政的功能，但满足不了外国与中国贸易、文化和个人信息交流的需求，这些成为了“客邮”产生的客观条件。
英国是18世纪以后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主要西方国家，随着来广州英国各界人员的日益增多，书信主要依靠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传递[1]，正如马士所说：“早年是没有邮政便利的，每个发信人或收信人都须依靠其本公司的船只或其他公司的便船。”外国来华人员书信在中国境内的传递受到严格限制，外商在华贸易期间的相关需求需请求清朝地方政府解决。但地方官府不同外商发生直接接触，而是由行商作为中介，代清政府向外商传达命令规定，代外商向清政府转递他们的书信、请求，“凡夷人具禀事件，应一概由洋商代为据情转禀，不必自具禀词”[2]。《粤海关志》详细记载了具禀程序：“必须赴总督衙门禀控，应将禀词交总商或保商代递，不准夷人擅至城门口自投”，“若事属寻常，行商并未拦阻不为，及不应具禀之事，该夷人辄行逞刁违抗，带领多人至城门递禀者，即将该夷商贸易暂停一月，不准买卖货物，以示惩警”[3]。因一般贸易事务引起的纠纷，外商应到粤海关衙门投诉；一般交涉事务，应到澳门同知、香山县丞等衙门投诉，按照一般程序审理。例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名意大利传教士由澳门进入广州前往内地秘密传教，携带书信被清廷缴获，乾隆朝教案因此爆发，传教士、涉案官员和十三行商皆受到严厉处罚[4]。
19世纪中期，为满足英国与中国之间信息传递及在中国境内中转的需要，英国商人在往返中国的英国商船上设置了信箱，负责邮件的运输，驻广州英国商馆负责信函的收集、中转和分发。1834年，英国商务监督Napier（一般翻译为律劳卑，下同）在广州英国商馆开办了一间最早的英国邮局[5]。这间邮局侵犯了中国的和邮权，是非法的，因此只能在英国商馆中秘密存在。也因为律劳卑对中国的侵犯，两广总督卢坤“传谕天朝定例，除在粤贸易大班等夷商之外，非奏奉谕旨，不准进省。该夷目查理贸易事务，应即在澳门居住。如欲进省，应告知该商等，先行具察，本部堂驰驿入奏，恭候奉到大皇帝谕旨，再行饬遵”[6]，下令停止与英国的贸易，撤退通事、买办、仆役，驱逐律劳卑离开广州，律劳卑被迫退回澳门后病故。这个事件称为“律劳卑事件”，被英国政府视为极大的耻辱，成为英国朝野鼓吹发动鸦片战争的催化剂之一[7]。
鸦片战争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英国政府立刻在香港设立邮局[8]3738，随即派驻各通商口岸的英国领事为英国邮局的人，领事馆成为邮局处所所在，每个领事馆为发往香港的信件保持一个邮箱。其后，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四款第一条规定：“大英钦差大臣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装囊箱，不得有人擅行启拆，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这就使英国侵犯中国邮权的“客邮”得到了条约的掩护。至1868 年，英国已经在广州、福州、汕头、宁波、厦门和上海等地设立了六个“客邮”机构。
英国在中国设立的邮局中，广州英国邮局占有重要地位。1856年10月，英国以“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底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城，要求在广州沙面建立新的商馆区[9]。1861年9月，英国与两广总督劳崇光签订了《交换沙面英租界协定》[10]，英国邮局设在沙面英国领事馆内，在沙面域多利酒店设有邮政代办所，设信箱收寄邮件，随后英国政府将邮票提供给了领事馆及邮局，使客邮功能进一步完善[11]。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在沙面竞相设立邮局，从此沙面成为西方国家“客邮”在广州的大本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变化中，《在广州的十四个月》书中反映了1877―1878年间广州与英国的书信往来已经非常通畅，信件可以根据邮寄人的要求在指定地点领取，因此格雷夫人途径香港领取信件后回信称：“能够接到您（妈妈）和其他朋友的信，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为此，请给朋友们转达我们最温馨的谢意。这些信和我们一样，都在同一天到达香港。信都保存在邮局，而没有直接寄到广州。”[12]7格雷夫人居住在广州沙面后，会定期收到从英国寄来信件的通知[12]169172。在广州居住的14个月中，格雷夫人给家人写了44封游记性质的信件，她还给母亲写了另一套私人事务的信件，此外还有大量写给朋友的信件和收到同样数量的来信，反映了“客邮”在广州乃至中国已从以往的秘密状态而变为公开。
英国在广州非法开设邮政机构，执行英国的邮政章程，自行发行邮票，收寄本国在华侨民的信件，甚至还收寄中国人交寄的国内互寄信件，邮件都以其本国的邮袋装运，不接受中国海关检查，甚至走私贩毒，严重侵犯了中国[13]。因为邮政系统不仅是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工具，而且也是张扬国家的重要象征，所以裁撤“客邮”[14]成为日后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呼声。
二、“客邮”业务从部分到完整
鸦片战争前，英国在广州的“客邮”业务与近代邮局相比还很落后，信件邮递不仅耗时，而且次序也很紊乱。信件由不同的船只承载，到达欧洲时，其顺序已不同于离开亚洲之时。从孟加拉发到欧洲的信息，航期在110～147天之间；从广州发出，其时间跨度则更长[15]。马士也记述道：“飞速的轮船带着抢先的消息，从加尔各答开到新加坡和香港，再从香港开到上海。它们还有为某一集团专设的邮政便利来运送邮件的准备，而且惯于把除了自己的原主的信件以外的信件，扣压24、36、48小时，或更多的时间。”[8]387388
由于缺乏有组织的邮政机构，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特选委员会就成为管理不列颠来船带来的除船上受托人以外的其他函件的适当机构[15]369，但因为委员会与其他邮件转送机构的对接失误，对信件的疏忽和纰漏层出不穷。如1833年6月22日，委员会致函澳门总督，申诉1829年12月14日加尔各答邮政总局交葡萄牙船“大胆号”（Temerario）运来交主席和特选委员会的邮箱一个，内有信函118件，直至当日才发现摆在葡萄牙的海关已达三年半之久[16]379。
另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在华的英国散商为了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拒绝遵守东印度公司定立的规则，他们私自拆包领取邮件，以便提前获取重要的商业信息。1833年发生的一件事可说明这类事情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当时“红色流浪者号”携带邮包抵港，“赫尔特里士号”船长格兰特已事先收到通知：“交给他照料的信件，应照旧送到主席家中或公司商馆，同时，尽管‘红色流浪者号’的职员事先已拒绝邮包或包裹交给其他任何人，只能交给我们的管事，只有其中一个装有葡萄牙信件的邮包例外。”[16]369但格兰特船长执意从公司的苦力手里取去了一大包信和包裹，特选委员会认为此举异常严重并向格兰特提出抗议。格兰特回复称他认为“将寄交给我本人的信件与包裹拿走”[16]370是符合情理的。双方经反复较量后，格兰特船长宣布拒绝交出“赫尔克里士号”的执照以更换新执照，被激怒的委员会甚至取消“赫尔克里士号”驶来中国的执照及最高政府或印度人和总办事处附带颁给的任何其他执照[16]371。此事件最终是在该船所属公司怡和洋行的干涉下了结的，怡和洋行威胁委员会“负担由于这种不公平的撤销执照行为，所引起的我们已经遭受或今后会遭受的全部损失的责任”[16]373，并鼓动其他委托他们商行的船只指挥们与格兰特船长一样“尽他们的所能或胆量来拖延将执照交出” [16]373。不久“赫尔克里士号”通过其他途径拿到了新的执照，格兰特船长得意地将新执照交给委员会检查，在委员会发出最后一份无力的抗议后，此事不了了之。
伴随英国的工业革命，18世纪蒸汽动力的出现和普遍应用，不仅使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也使邮政方式随之改变。道路状况的极大改善，新式交通工具特别是海外蒸汽邮船的广泛使用，贵族和富裕市民对信息传递的关注，均为英国的邮政特别是海外邮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邮政关键标志之一的邮递时间越来越短，“在1839年义律大佐的重要公函需要5个月到7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伦敦，在1844年从伦敦邮寄至香港的时间平均计算为84天”[8]388。国外的信件甚至比国内的信件还能提前到达收信人手中[17]36。
《在广州的十四个月》一书具体反映了这种变化，在广州的英国“客邮”业务已经比较完善，信件传递的时间大为缩短，收寄手续固定及时，写信和阅读信件已经成为格雷夫人在广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和精神寄托。在广州生活的14个月里，格雷夫人写给家人、母亲和朋友的大量信件和收到同样数量的英国来信，说明英国在广州的“客邮”实现了英国与中国的信息传递功能，成为英国在广州的通讯中心，“毋庸置疑，生存或死亡，希冀和绝望，成功及失败，欢乐与悲哀，无论它们来自朋友的信函，律师的短笺，还是孩子的恳求，父母的抱怨，不管它们有关年轻绅士忧心忡忡的请求，妙龄少女初次的准许或婉拒，还是承诺的兑现以及债务的偿还，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消息，均在此聚集”[17]266。
值得注意的是，不包括格雷夫人在广州寄出的其他信件，仅仅是《在广州的十四个月》中的44封信就长达16万余字，每封信平均字数四千余字，在一定意义上这已经不是信而是中短篇小说了，这也说明了英国的“客邮”在传递上的进步和费用的降低，使得信件的流通量也大幅增加。“客邮”收寄中国境内邮件的资费要普遍低于海关邮政和后来成立的中国邮局所订的国内邮资，从中国寄往外国邮件的资费状况也是如此[8]387388。这得益于19世纪中期英国实行的邮政改革，统一了邮政业务的收费标准，即无论距离长短，只要重量不超过一盎司，邮资均为一便士，而且通过可粘贴的邮票提前支付[18]。对国家和公众来说，低廉的邮费使得信件大量增加，通过信件传递消息再也不是中上层阶级的特权了，普通民众也能享受邮递业务带来的好处。
除了信件邮寄，英国广州“客邮”的业务还包括包裹邮递，在广州生活的格雷夫人经常收到从澳门寄来的牡蛎，从上海寄来的野鸡、水鸭和野兔，还包括豌豆、土豆、番薯、萝卜、胡萝卜和洋白菜等丰富的蔬菜水果，即使经过九百海里的航程，也保存得很好[12]169172。
无可否认，在18世纪，伴随着迅猛的工业革命和蒸汽动力在邮政业务上的普遍应用、政局的稳定、贸易的迅猛发展以及海外扩张、英国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英国在中国的“客邮”也经历了性质由非法到变相合法、运行状态由秘密到公开、邮递方式由单一到多样、速度从缓慢到迅捷、范围由狭小到宽广的深刻变化。作为在中国广州的通讯中心，“客邮”在清代中英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三、“客邮”影响从局部到复杂
人类文明的进程与信息的传递交换关系密切。自古以来，无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与国之间，不管是思想和知识的传播还是财富及人员的流动，它们的顺畅抑或迟滞、丰富还是贫乏，都与邮政的先进或落后有着必然的联系。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电话、电报等近代通讯技术产生之前，人际信息交流是书信的世界，人们通过书信互相问候、交流思想，书信发挥着信息传递的关键作用。对于远隔万里的格雷夫人和家人的联系，这种作用尤为明显。写信和阅读信件，已经成为格雷夫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和精神寄托。正如格雷夫人在香港收到家信时所言：“……当我们拿到信的时候，就好像信在欢迎我们到中国来。您说，我们有多高兴呢。真希望您能看见我们是怎样在香港酒店坐下来吃午饭，并迫不及待地阅读每一封信，那该多好啊！”[12]7
格雷夫人出生于英国乡村绅士的家庭，婚后也只是一位家庭主妇，但在《在广州的十四个月》一书中，她以栩栩如生的文笔，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广州的广阔、街道的繁华、传统文化的浓烈与多姿多彩、平民意识的温馨、自然风光的绮丽，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她的家信栩栩如生地重现了当时广州社会风貌的全景。某种程度上，写信使格雷夫人成为了一个文学家。由于内容的丰富和文笔的优美，她的信件往往在没有寄出前就已在广州的英国侨民中流传[12]206。对比鸦片战争之前，来广州贸易的外国人只有在贸易季节才能住在十三行商馆，贸易季一过，便要到澳门过冬；不能携带番妇到广州；定期开放给外国人郊游的只有花地和河南的海幢寺。而在格雷夫人的时代，对来广州的外国人的这些严格限制已不复存在。
虽然《在广州的十四个月》反映的只是格雷夫人的个人生活，但窥一斑而见全豹，也可以说明英国邮政包括“客邮”的社会效益，展示了通信便利所带来的巨大好处：信件的大量流通使得普通人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更为紧密，团体交流的日益频繁促进了贸易的繁荣，信息的广泛传播对教育、科学和文化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个人生活更加丰富，痛苦减轻、欢乐增多，智力活动得到鼓励，邮政的社会效益由此得到体现[19]。
《在广州的十四个月》也对中国文化在英国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正如格雷夫人所说：“在广州逗留的十四个月让我写成了这本小书，本书的所有内容将包括在信件中。在广州，我得到了极为难得的机会，了解到中国的社会和人民的生活。这些信将在我的家庭以及朋友中传阅，他们已经表达了对我在遥远中国的见闻以及所做的一切怀有深深的兴趣。”[12]4而格雷夫人信件在广州外国侨民中的传阅[12]206及《在广州的十四个月》在英国的出版，无疑有助于英国人民对广州有更深刻细致的了解。
鸦片战争之后，格雷夫妇在广州享受了诸多特权，他们不但能随心走街串巷观察广州各个角落，了解这座城市的商业、手工业经营模式和各种宗教的信仰状况，更成为官府商界名流的座上宾，出席各种重要的官方活动，见证官府的各种隆重礼仪，享受着高规格的待遇。
在18世纪和19世纪约两百年的历史中，广州是闻名遐迩的世界大都会，仅次于中国的北京和英国的伦敦。格雷夫人由衷地一再给母亲说到，广州真有看不完的地方！她常常感叹，每次外出观光时，总有新的发现，总能找到无穷无尽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她和格雷先生一样，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常常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对下层百姓的境遇深表同情。他们特别欣赏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风俗，对中国陶瓷和刺绣情有独钟。每逢重大节日，他们一定亲临现场，写下极其细致入微的记录，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她的家信生动再现了当时广州社会风貌的全景。
《在广州的十四个月》一书也对中国近代邮政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客邮的性质是非法的，但是它所从属的英国近代邮政制度的改革却对中国近代邮政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英国邮政制度从最初由国王雇佣私人信使传递消息，历经邮政站点的建立，及至邮递方式渐趋多样，一直到邮政机构的正式出现；随后是机构的扩充、业务的增加、管理的完善，以及由王室到政府的过渡，最后是立法的保护，终于形成了一个独立运行的体系。在实用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邮政业务发展迅速，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成为英国向现代化国家快速迈进的基石，它的成长和进不仅是英国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人类文明史中的重要一环[18]。“客邮”侵犯了中国的邮权，但其近代邮政技术和管理方法，客观上也促进了世界范围的邮政业务，在与“客邮”的长期竞争中，中国近代邮政得以逐步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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