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学者先遣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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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做的，就是深入武陵山区为国家新一轮扶贫探索全新经验。这个群体被寄予厚望，要摸着石头过河；如果连石头都没有，就得直接往河里跳。

穆春阳感受到的，不只是距离，还有身份的“大转弯”：他从一名工学博士，变成绥宁的挂职副县长。

他开始参加会议，下乡调研，看各种资料。最重要一点是，他要想清楚这一年挂职时间里该做什么、能做什么。

他的70多个高校同行，在武陵山周边71个县市区里也进入相似角色。这片分属湘鄂渝黔四省市的地域，被称为“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它既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区域，又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战略的首个试点区。

这种“区域发展与扶贫相结合”的全新模式被寄予厚望――过去20年的中国扶贫，从“贫困县”到“贫困村”乃至“贫困户”，不断细化，俗称“点扶贫”。这种方式在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上颇见成效，但并不利于“面”上的均衡发展。《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里，提出要连“点”成“面”，以县为基本计列单位，划出11个扶贫片区，要求到2020年，扶贫对象将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都有保障。

之后又确立一项机制：每个片区由一个中央部委负责统筹协调。武陵山片区由国家民委负责。已明确的一项工作计划是，今后5年，国家民委将向武陵山区分批派驻380多名挂职干部。他们的统一称谓是“联络员”。

联络员的到来，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

他们是干什么的？

据介绍，首批联络员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的架构：第一层，是坐镇北京的武陵山片区试点工作联系领导小组，由国家民委副主任罗黎明负责。

第二层，是驻各省份的总协调，比如湖南的协调人，是国家民委办公厅副主任魏国雄。他同时挂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常委、副州长。

第三层，是各省份分出的一些小片区。如雷崇民挂职邵阳市委常委、副市长。

第四层，是派驻在县一级的联络员，他们通常挂职县（市、区）委常委、副县（市、区）长。

2012年3月下旬，派驻湖南的40名联络员相继到岗。

在邵阳，一名当地官员对突然到来的副市长感到陌生，特地上网搜索其简历。但很快，他又有了新的疑问：“联络员是干什么的？”

事实上，联络员的一些任务与普通挂职干部相似，如利用自身所长开展帮扶工作，就像在怀化挂职的青觉，正在考虑利用中央民族大学的资源，对口支援当地学校。

但另一些任务，则显示出联络员的特殊性。

根据国家民委的公开材料，联络员的主要工作如下：宣传《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督促和协助挂职地尽快完成与国家规划的对接，出台子规划；跟踪落实各项政策和工作，特别是今年的项目和资金；开展调查研究，定期汇报调研情况；探索沟通协调机制，为区域协作摸索经验；开展民族团结示范区的创建工作。

因此，联络员要面临一连串挑战。比如，武陵山片区横跨四省市，由71个县市区组成，发展思路和利益导向各有差异，如何协调？

湘鄂边界县城仅隔4公里的“双子县”――龙山和来凤，就提供了一个例证。

一直有融城计划的两县计划合建一座大桥，各负责一部分工程。龙山段完工后，来凤段却未见动静，“人工断桥”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除了资金到位步伐不一致，开发思路不同也是重要原因：一个但求速成，另一个想着建桥的同时在周边开发新区，以至征地延误了许多时间。

人们还普遍关心：资源如何才能用在刀刃上，避免权力拦截和重复建设？如何引导区域间的产业协同？如何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具体的问题如组织机构方面，是像欧盟那样各自让渡一定权力，还是采用相对松散的联席会议制？

联络员们要做的，就是深入基层为这些问题摸索答案，遗憾的是并无先例可循。挂职邵阳新宁县的叶炜记得，离开北京前，国家民委一个副主任说：“你们要摸着石头过河，甚至连石头都没有，就得直接往河里跳。”

他们正在做什么？

“先熟悉情况，再发现问题，然后提出建议”，是联络员们比较一致的计划。

融入当地、熟悉情况是第一课，常用的办法无非是看材料、找人交谈和下乡调研。调研必然要听取汇报。在一些乡镇，基层官员们早把数据背得滚瓜烂熟，谁来了都是同一套说辞。对此，一个副县长联络员采用的办法是，“少听多问多看”。

这位联络员是财务专业出身，善于从数据中找出不合理之处。在一个偏远乡镇，镇长介绍当地有一个炼钢厂，他饶有兴趣地跑过去一看，“原来就是个土法炼钢的东西”。

调研中，一些问题也初现端倪。

挂职武冈副市长的何建宁发现，政策不均衡会引发一些问题。他去过一个苗、侗、仡佬族杂居的村子，村子与城步苗族自治县交界，有村民跟他抱怨：“我家亲戚住在对面就能享受优惠政策，为什么我们不能？”

类似情况，当地干部显然更熟悉，但不一定会如实陈述。“他们还是有顾虑的。”一名联络员称。

在联络员的网络中，信息会流通得更顺畅些。经过筛选总结，他们最终会形成一个或多个达成共识的调研报告，上交国家民委。国家民委作为武陵山片区的联系单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片区工作的走向。

他们能带来什么？

私下里，有当地官员坦承，并不看好这批挂职干部，理由很简单：地方要的是资金和项目，但高校出身的联络员并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青觉承认，这种观点也有道理，“我们并没有带着项目和资金下来”。

财政部曾公开表示，2012年的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同比增长20%，新增部分约50亿元，主要用于片区发展，这将成为各地争夺的重头戏。

青觉了解到，资金项目仍走正常渠道――先由地方申报，中央进行统筹，然后逐级规划落实，这意味联络员无权直接干涉。

他记得，他们抵达长沙那天，在欢迎宴上，一位省委领导对来“接人”的各市州官员强调了两点：一是对联络员放手使用；二是不能给他们强加跑项目的任务。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施加影响，“我们至少可以提出建议，”雷崇民说。

也有人认为，联络员作为一个整体，至少可以影响国家民委，后者则直接影响资金项目的分配――武陵山片区规划以十年为期，期间的修改和调整必不可少。

联络员的建言机制有待探索，监督的职能却已明确。

旧的扶贫模式常遭诟病的一点是，扶贫资金下拨到地方后，常会遭遇拦截和挪用。联络员被明确要求，今年的项目和资金下来后，对之进行跟踪落实，确保合理使用。

正是考虑到地方政府可能挪用资金，许多省份都将项目审批权限提至省级管理部门，但这又会导致新问题。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其报告《在发展中消除贫困》中指出：省级管理部门每年接到数以万计的项目申报，但这些部门远离项目实施地点，除了项目申报书，缺乏其他信息来源辅助项目评价，所以审批只是走形式，达不到排除非扶贫项目的目的。

在何建宁看来，将他们下放到县一级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在项目编制时帮助“优选”，尽量瞄准扶贫“靶点”。

至于能否收到预期效果，那些指向模糊的工作该如何开展，到底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机制？接受记者采访的所有联络员都认为，“有待探索”。

何建宁经常冒出很多想法，比如组织一个大范围的“武陵山发展大家谈”，集中精力做成一两件实事；有时候又觉得，能为下一批联络员打下一个好基础就不错了。

“我希望离开的时候能得到这么一个评价，”何建宁说，“他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