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华”/“大西方”日本观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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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色

李兆忠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副研究员

检讨起来，两种东西深刻地制约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一曰“大中华”，一曰“大西方”。从文化心态上说，前者表现为华尊夷卑、崇内鄙外的文化自大，后者表现为崇洋媚欧、“月亮也是西方圆”的全盘西化。从思维方式上说，前者一切皆从中国寻找根据，以中国的尺度对日本加以裁剪，按照这种逻辑，日本的一切来自中国，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翻版；后者处处从西方寻找根据，以西方的标准对日本的一切作价值判断。其共同之处，就是都不把日本当作一个独立存在的对象对待。

“大中华”与“大西方”本来是对立的东西，两者搅和到一起，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知识界从“大中华”转向“大西方”，经历了长达七八十年的文化思想博弈的过程。然而，“大西方”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大中华”从此偃旗息鼓。西方列强作为“现代化”的师傅与贪得无厌的强盗的双重性，决定了中国人对它们的态度是既崇拜又排斥。一般来讲，在追求现代文明进步、抨击既定的社会制度与保守的传统文化时，中国人是倾向“大西方”的，而在反抗西方列强的压迫欺凌时，则情不自禁地“大中华”起来。近代以降，中国人看外国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大中华”与“大西方”此消彼长、互为表里的历史。

具体到日本，情况就要复杂一些。如果说中国人面对西方列强时，是“大中华”、“大西方”二元对立、互相转换的话，那么面对日本时，往往就是“大中华”与“大西方”合流，固有的文化优越感与一种我称之为“历史的势利”――崇洋媚西心态，有机地胶着在一起。这里有一半责任必须由日本承担，因为这种“历史的势利”，日本比起中国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大清王朝还在自欺欺人地摆架子、坚持“中体西用”时，日本早已“脱亚入欧”，加入列强的行列，反过头来觑觎中国，干起杀师背主、忘恩负义的勾当。甲午战争后日本蔑视中国的眼光，可以说就是“大日本”加“大西方”的，这与中国后来看日本的“大中华”／“大西方”眼光，异曲同工。然而，在两国国际地位发生逆转，日本确实比中国先进的情况下，出于实际的需要，中国不得不向日本学习，其情形，正如钱钟书在小说《猫》里调侃的那样：“一向中国人对日本文明的态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西洋太远，只能把日本偷工减料的文明来将就。”清末民初，成千上万中国人到日本留学，目的不是为了研究日本，而是为了更省力地学西方，正如张之洞在《劝学篇》里主张的那样：“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日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投石问路的工具，变法图强的现成的样板。

公平地看，近代以降日本对中国文化上的影响至巨。正如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中指出的那样：“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此外，有些从欧美回来的彗星和国内奋起的新人，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建树，总还没有前两派的势力浩大，而且多是受了前派的影响。因为这样的缘故，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其实岂止是文艺，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何尝不是同样，清未民初中国文化思想的现代转型，离开了数万留日学生的努力根本无从谈起。据语言学家考证，现代汉语中的社会科学词汇，大约70％来自日本。然而对于这样的历史常识，一般的中国人似乎并不清楚，也没有兴趣。他们只知道日本过去从中国学去了汉字，而不知道现代汉语中的许多语汇来自日本的返销。于是便出现这样的局面：在“大中华”／“大西方”观念的双重遮蔽下，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一边向日本学习，一边迅速地将日本遗忘，时至今天，在中日两国经济交流、人员交往十分频繁的背景下，对于日本的庐山真面目，中国人仍然不甚了了。

作为“日色”专栏的收官之作，本文衷心希望不远的将来这种局面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