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不应半途而废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不应半途而废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编者按:本次危机发生前,有充足的证据表明需要减少全球失衡。危机使全球储蓄和投资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失衡大幅收窄。但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失衡问题已成为过去?对此很难下定论。作者认为当前仍然迫切需要对政策进行调整,解决引发全球失衡的余下的国际和国内扭曲问题。如果不能纠正引发全球失衡的扭曲,很可能会使世界经济陷入困境,从而威胁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复苏。

本刊征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同意,翻译并发表原文,以供国内学者参考,IMF对译文免责。

关键词:全球经济 次贷危机 经常项目赤字 国际经济再平衡

中图分类号:F11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6-04-06

一、引言

全球失衡问题可能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最复杂的宏观经济问题,涉及到众多国家的众多因素,包括储蓄、投资和投资组合决策。储蓄、投资模式和投资组合决策中存在的跨国差异部分是“好的”――是发展水平、人口构成及其他内在经济要素之间存在差异的正常反映。但部分是“坏的”,反映了国家和国际层面存在的扭曲、外部性和风险。因此,该议题广受争议、观察者对症结的诊断以及政策建议存在不同意见就不足为怪。

本文的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澄清问题、理清事实、解释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预测未来演变趋势。二是说明有充足的理由支持进一步削减失衡。本次危机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全球的储蓄和投资模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失衡程度极大地缓解。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仍急需调整政策应对尚存的国内和国际扭曲,这些扭曲是导致失衡的主要原因。否则,世界经济可能会陷入复苏过程的“中途”,威胁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复苏。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了支持或反对降低失衡的讨论。第三部分简要回顾了危机前失衡的演变过程,并分析了危机前的失衡反映出的内在问题和扭曲。第四部分讨论了危机带来的影响。失衡在危机发生时开始下降,问题是:1.为什么危机过程中失衡会缓解?2.这种变化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的?3.这将对危机前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带来什么影响?第五部分解决最后一个问题,认为失衡将低于危机前的水平,但仍有充足的理由要求减少其中的部分失衡。

二、全球失衡:是好是坏?

经常项目差额反映了宏观经济金融体制中的一种过剩。在全球世界中,没有理由要求经常项目保持平衡。事实上,储蓄向生产率最高的方向流动是可取的,储蓄行为、资本收益率或不同资产的风险和流动性程度的不同会自然地导致失衡问题。因此,即使是较大规模的失衡也未必显然是坏事。重要的是弄清失衡背后的原因,然后公正地对其加以处理。

(一)“好”的失衡

考虑三种熟悉的“好的失衡”案例,首先,储蓄行为:人口老龄化更快的国家,在劳动力供给收缩、退休人数增加时会出现负储蓄,有理由比其贸易伙伴国多储蓄并获得经常项目盈余。第二,投资行为:投资机会较多的国家可能需要利用国外储蓄为其部分投资项目融资,从而出现经常项目赤字。第三,投资行为:拥有深度、流动性更强的金融市场的国家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会造成本币升值和经常项目赤字。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削减失衡都是不明智的:因为失衡是由于资本在跨期和跨地区中配置的优化所致。

但失衡也可能是内在扭曲的一种信号,具有较大的危险性。下面将对此加以分析。

(二)国内扭曲

这里所列的例子也是较为熟悉的:高的私人储蓄并非一定是好事。可能是因为社会保障的缺失,人们被迫进行高的谨慎性储蓄;或者反映了公司治理方面的不足,公司不得不保留其大部分收益并将之用于再投资。相反的,受资产泡沫、或对于未来增长预期过度乐观情绪的驱动,过低的私人储蓄显然是不利的。政治因素导致公共债务过高。对产权的保护不足或金融系统缺乏竞争等因素会导致投资较低。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政策目标不应是减少已经存在的经常项目失衡本身,而应致力于减少内在的扭曲。

(三)系统性扭曲

许多新兴经济体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持有巨额经常项目盈余,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这些储备主要是以美元计价,反映了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和美国债券市场的高流动性。

该战略反映了对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依赖。尽管在国家层面这种发展战略有其合理性,当存在较高外部债务时尤为如此,但这种战略是以其他国家为代价的。如果在世界贸易中占有较大份额的国家都采取该战略,会造成系统性问题。

积累储备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加强自我保险,尽管在单个国家层面这是合理的,但是相对于其他可选安排,如建立信贷标准、储备池安排、互换、或其他保险形式,从全球来看这种方式是缺少效率的。

失衡反映了这种系统性扭曲,政策应致力于在系统层面上减少这种扭曲。在第一种情况下,主要应通过某种国际机制限制汇率低估。当然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设计并执行这种国际机制存在巨大挑战。在第二种情况下,相关政策应致力于增加全球流动性供给,鼓励国家减少自我保险和储备积累。

(四)国内风险

即使经常项目差额背后的因素是“好的”,这些因素也可能会与其他的扭曲共同作用造成产出低效或增加风险。

例如,资本流动增加导致的货币升值可能对制造业活动形成挤出,形成典型的“荷兰病”现象――当存在外部性使制造活动的转换成本过于高昂而无法逆转时,问题尤甚。过度乐观造成的信贷繁荣进而带来经常项目巨额赤字和实际汇率升值,如果没有稍后的实际汇率贬值将难以得到解决,当汇率固定以及伙伴国通胀水平较低时这种情况将极为痛苦。

资本流动――特别是较小经济体――可能会有波动,快速流出并造成破坏。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可以是由自我实现的因素引起,也可以是源自借款者对流动性风险的低估。本次危机证实拥有大量经常账户赤字成本巨大――赤字较大的国家产出下降较大。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潜在的震动或与扭曲相伴――如贸易部门的外部性引起“荷兰病”――或与外汇低估或国内借款者对流动性风险的低估相伴。简单来讲,恰当的政策是通过税收或补贴纠正外部性,通过审慎监管或对资本流动的管制来控制国内借款人的风险。

(五)系统性风险

另外,如果存在外部失衡的国家是大国而且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失衡有可能导致系统性问题,即“破坏性调整”的风险。美国即是这样的案例,如果投资者对美国资产需求不足以支持其外部债务的快速增长将形成风险,这种风险经常被提及,也是本次危机前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

两种讨论在此相关,讨论的重点经常集中于净资产头寸和央行的巨额储备头寸。从逻辑上看,更重要的不是净的、而是总的外部头寸。事实上,金融危机的跨境效应最初是通过大量持有美国公司证券的欧洲银行进行传导,而非净持有美国公司证券的新兴市场进行传导。当央行而非私人投资者持有美元资产时,投资需求发生快速改变的可能性较小。

应对这种系统性风险并无明显的最优政策。可做的只是处理其他的扭曲,如限制国内借款人的外汇借款头寸,减少问题的规模或汇率调整造成破坏的严重性,使该问题的重要性下降。此外,事后干预以允许更有序的调整(如额外的流动性供应)也许是最好的应对办法。

三、到底是好是坏?对近期历史的解释

图1显示了全球经常项目差额占世界GDP比重的情况,1996年以后失衡持续增长,仅在2001年-2002年衰退期间出现短暂的下降。因此我们将起始的分析时间定为1996年。解释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任务很直接:观察失衡情况,识别扭曲和风险。当然该任务在实施中远非如此简单,有两个原因:

第一,失衡的本质随时间而变,不同阶段充当重要角色的因素和参与者不同。从1996年到危机发生这段时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996年-2000年,2001年-2004年,2005年-2008年。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赤字和盈余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在所列国家和国家集团中,1990年代日本是美国赤字的主要伙伴国,中国的巨额盈余仅出现于2005年-2008年。

第二,评估失衡是好是坏、扭曲和风险的作用,实践中并不容易,会出现诸多不同观点。以中国为例,中国现在是高储蓄、高增长、高额经常项目盈余,对此状况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解释之一是高储蓄反映了文化因素。考虑这种高储蓄率,讨论继续,低的国内需求必须由高的外部需求补充,实际汇率适度贬值。在此解释下,没有必要对政策进行调整。

储蓄率较高的另一种解释是为家庭和公司治理不完善的企业提供的社会保险不足。在此解释之下,中国应采取的正确措施是提供更完善的保险,改进公司治理水平,从而减少储蓄和经常项目盈余。

再一种解释是中国的盈余反映了存在汇率低估的倾向,适度高储蓄率可以避免经济过热。如果出口部门的快速增长存在外部性,对中国来说这种组合有些道理。中国是否可以“无所作为”?这引发了一个系统性问题:显然并非所有国家可以低估汇率,该战略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其他国家也会要求其货币升值。

这些例子表明对个别国家实践的解释会相差甚远,令观察家对于政策选择和实施范围有不同的结论。我们将看到一些同样的模糊认识更广泛地影响到对历史的解释,以下是我们尝试做出的解释。

(一)预期收益的差异(1996年-2000年)

在案例的第一部分,失衡主要是相对收益的故事。一方面,受高科技繁荣和预期生产率提高的影响,美国投资增加。另一方面,东亚地区受制于亚洲金融危机后续影响和日本的长期衰退,投资出现下降。两种力量使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占世界GDP比重达0.8%,亚洲新兴市场和日本的经常项目盈余占世界GDP比重达到0.4%。美国资本的净流入主要源于FDI和证券组合投资,因为国外投资者看好美国的增长预期。

这些早期的失衡是“好”是“坏”?回头看,对美国生产率增长的乐观预期并不完全正确,美国和其他地区股票市场的估值被证明是过高的,生产率差异显然是美元升值和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至于亚洲新兴市场投资下降,主要是平衡表根据之前的繁荣和危机深度进行调整的结果。相似的,日本的低投资反映的是经济的深度衰退,源于长期以来对1990年代早期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后果处理不当。总的来说,当对技术繁荣的预期是乐观的,失衡主要是好的,因其内在原因是资本根据收益率差异进行再分配。

(二)美国储蓄下降(2001年-2004年)

2000年代早期上述情况发生了改变,在赤字方,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在2001年-2004年平均占到世界GDP的1.4%。美国储蓄下降成为主导因素,因为公共储蓄出现严重恶化。(私人储蓄在1996年-2000年期间同样下降,但之后保持稳定,公司储蓄的增加抵消了家庭储蓄的下降)。财政项目较大的结构性恶化被视为不受欢迎(包括IMF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持这种观点),财政状况恶化源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与年龄和健康相关的支出增加。另外,家庭储蓄稳定下降,因为借款金额超过了不断增长的房屋和其他资产价格,这同样被视作问题(全球再平衡的情景需依赖资产价格上涨放缓促使家庭储蓄增加)。

在盈余方面,正如表1所示,涉及到更多的参与者。日本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持续保持盈余,石油输出国的盈余因油价上涨而增加,一些“核心”欧洲国家的盈余因为投资下降而快速增加。

资本流动的本质同样发生了改变。尽管利率较低美元贬值,债务流入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融资的相对重要性仍在提高。官方投资者购买的比例在增加,占总流入资本的20%,以及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40%。

失衡是好是坏?主要的驱动力量(美国财政赤字,低的私人储蓄)是坏的。盈余方的情况更为复杂:石油出口国盈余的扩大是合理的,因为要考虑到未来价格的不确定,石油资源的耗损,投资增加中成本的变化。“核心欧洲”的一些盈余反映了对“欧洲”投资的再分配,趋同预期使得后者的经常项目赤字开始上升。亚洲新兴市场投资保持弱势,实际有效汇率贬值。

(三)资产繁荣和衰退(2005年-2008年)

在本次危机发生前的这几年,资产繁荣、低储蓄和高投资,成为导致平衡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在赤字方,美国储蓄持续低位,爱尔兰、西班牙、英国和CEE国家(欧洲)也加入其中。在盈余方,因为储蓄增长快于国内投资,中国的盈余快速上升,石油价格的上涨使得石油生产国的盈余迅速膨胀。德国和其他中欧和北欧国家(核心欧洲)继续保持盈余,油价上涨使其他亚洲新兴市场国和日本的盈余相对世界GDP减少。

资本流动在此期间快速增加,债务流动再次扮演主要角色。官方投资者继续大量购买美国财政和市政债券,但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公司债券的购买――特别是欧洲金融机构――同样快速上升。

同样我们得再问一下:这些失衡是好是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该时期的发展反映了“金融过剩”,最终导致本次金融危机。在赤字方,美国的赤字主要是不好的,即使在采取措施前和确定采取措施后,反映的是财政赤字、过度乐观的预期和房地产泡沫(在此期间一些经常项目的调整,由美元的贬值引发,但被高油价和商品价格所冲销)。新兴欧洲国家是经常项目赤字从最初的好事最终成为坏事的一个例子,特别是那些因信贷和资产价格膨胀,经常项目赤字比GDP的比率在两位数的国家。

在盈余方,石油生产国盈余的扩大是高油价的自然结果,进口增长并不快。同时这些盈余因美元汇率贬值进一步扩大(因为大部分石油生产国的货币盯住美元,美元在2002年以后开始贬值)。对中国和其他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来说,经常项目盈余是好是坏?正如我们之前对中国情况的讨论,对此问题的观点鲜有一致。即使系统性无效率,从个体来看新兴市场国家积累储备的行为是理性的,尽管这种为追求保险而积累储备的总量难以判断。因为美国政策债券市场具有深度和流动性,一些石油出口国货币盯住美元,官方投资者对流动性资产的偏好(特别是美国财政债券)可能是正确的。“流动性升水”以多样化资产组合的收益为代价――特别是考虑到这些投资者资产的总规模。

(四)总结

上述关于失衡的主要特征突出了许多主题。首先,失衡反映了2001年以后国内和国际层面出现的主要扭曲。第二,需要多种原因解释过去失衡的演变。不变的是美国的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和外国对美国资产的需求,如前所述,后者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形式。其他因素――高油价和石油出口国的巨额储蓄,中国不断攀升的高储蓄率,欧洲由资产价格驱动的投资繁荣,除中国和日本之外的其他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投资的崩溃――不同时期扮演了不同的重要角色。

这些因素之间显然存在内在相关性。例如,油价的快速上升与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进而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关。转向石油出口国,这些国家具有强烈的储蓄动机,扩大失衡程度,压低全球利率水平,刺激过度繁荣。但“一刀切”的解释忽视了1990年代中期以来所发生情况的复杂性。

(五)危机前的政策建议

IMF对全球失衡问题的担忧由来已久,2006年IMF与中国、欧元区、日本、沙特阿拉伯和美国五方进行“全球失衡的多边磋商”,提出共同降低全球失衡、实现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对策。各国都提交了各自的政策调整建议,供其他国家讨论。

这些方案提出于2007年春,主要是建议美国增加私人储蓄、降低财政赤字、中国增加私人消费和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调整。其他建议包括要求沙特阿拉伯增加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建议欧洲区和日本通过结构改革提升生产率,特别是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

IMF的作用是主持并协调该磋商,并对有关政策建议的协调性和有效性加以评论。认为尽管这些方案未能达到IMF的建议要求,但确实是在向正确的方向行进,如果完全贯彻落实,可以导致失衡收窄,世界经济的增长更加平衡。(就在多边磋商之后的2007年和2008年,有关成员也对西班牙和波罗的海等欧洲国家的投资和资产繁荣给予了关注)。

本次危机的导火索并非来自IMF一直担心的“全球失衡的无序调整”问题,而是来自于金融系统的失误。这些失误同样反映了导致失衡的扭曲和金融过度。金融过度的削减使全球失衡快速下降。因此失衡是否不需加以干预即可自行调整,决策者是否仍有必要采取措施减少失衡?如果是后者,以前提出过的建议中有多少是有用的?针对危机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应如何进行调整?下面将对此加以讨论。

四、金融危机和未来展望

(一)正视2009年―失衡在减少

2009年全球失衡大幅收缩,见表2。这种收缩反映了一些原因:

1.石油价格从2008年平均水平上大幅下跌,导致石油出口国盈余大幅下降,石油进口国经常项目余额大为改善。例如,石油价格下跌的直接效果预计是使美国2009年经常项目赤字占GDP比重比2008年降低超过1%,石油出口国2009年盈余占本国GDP比重比2008年降低8%(占世界GDP降低0.5%)。

2.资产价格破灭导致国内需求大幅萎缩,受危机影响较大的一些赤字国经常项目得到大幅改善(包括美国、爱尔兰、西班牙、英国、中东欧等国)。

3.在金融账户一侧,当地偏好在增长,显示国外投资者为巨大的净外部失衡融资的意愿下降。

4.由于本次危机对耐用品和投资品消费影响较大,投资品出口大幅萎缩,对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等国盈余造成影响,导致其经常项目盈余大幅下降。

(二)未来全球失衡将降低

未来将发生什么取决于我们刚才所列的因素作用时间有多久。很明显,其中一些因素可能是暂时的。多数国家的巨大产出缺口最终会消失,其速度由复苏的力度所决定。大部分国家,当不确定性下降时,私人储蓄将不再大幅增加,收入和资产价格将得以恢复;因此反向的,各种财政刺激将随之退出。但一些改变可能是长期的,即使不是永久性的:

1.私人储蓄将比危机前更高。因为即使产出回到潜在水平,资产价格和财富也不会很快回到危机前的水平。预计美国储蓄的增长较大,危机前私人储蓄率过低,危机可能会对储蓄行为造成长期影响。美国储蓄比其他国家受影响更大,经常项目赤字会下降,导致全球失衡降低。

2.许多国家的投资率都会显著低于危机前水平。更严格的金融管制将增加中介成本,资本成本会增加。危机前出现房地产繁荣的国家,房地产投资可能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低位。许多国家房地产价格繁荣与巨额经常项目赤字相关(包括美国、西班牙和爱尔兰),危机后这些国家的赤字将降低,降低全球失衡。

3.流向债权国的跨境资本的风险升水增加了,因为资本的成本在增加。尽管升水低于危机时的高峰值,但将高于危机前的水平,导致外部融资依赖降低。这会限制巨额经常项目赤字的范围,以及降低全球失衡。

4.新兴市场体的储备行为尽管没有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发挥多大作用,但在不久的将来会有重要作用。理由是对资本流入的担忧使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地区的新兴经济体,限制汇率升值并进一步积累储备。更普遍的,许多国家对危机的认识是认为需要更多而非更少的储备。

因此这些因素将如何影响全球失衡?如果回顾过去的政策建议以及多边磋商的主要结论,一个重要的调整――美国私人储蓄的增加――正在发生。但全球外部调整过程中的其他部分仍未发生:应对本次危机,美国财政赤字迅速增加,未来需大幅下降;中国的经常项目调整,尽管2009年很重要,可能仍是暂时的,特别是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仍在积累盈余和外汇储备。

因此全球失衡将如何演变?有必要设想不同的情景。

(三)各种情景

情景1:在该理想情景中,美国财政赤字状态得以渐进调整;中国储蓄率下降,人民币升值,经常项目盈余下降。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国内需求和经常项目恶化实现增长和再平衡,全球流动性供给有较好的国际保证,储备和谨慎性储蓄下降。结果是主要的扭曲得到减少,全球失衡变小,世界经济增长得到持续,获得平衡。

情景2:中国增加内部需求,但不愿让实际汇率升值。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不愿其货币相对人民币升值。净出口的改善有限,受制于政策利率的零利率下限,货币政策难以进一步发挥作用,美国不愿退出财政刺激,继续保持巨额赤字。在此情景下,内在的扭曲未能得到消除,全球失衡再次扩大。这将蕴含破坏性调整的风险,因为复苏不均衡,失衡将与公共债务快速上升,巨额外部头寸,国外投资者的高敏感性相伴。

情景3: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表现与情景2中相似,但美国退出财政刺激。因而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并影响到世界其他地方。当拥有增加内部需求余地的国家确实这样做并得以保持增长,结果也是增加不平衡,并会带来全球经济放缓的风险。例如,欧元区可能面临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爱尔兰和西班牙等需求下降的国家将经历房地产价格大幅调整。

当然我们可以考虑许多其他的情景。所有这三种情景以持续的“全球流动性陷阱”为假设前提,即假设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利率仍保持低位,难以通过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例如,财政巩固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可以被低利率所抵消。这种情况下,情景2中持续的财政刺激的必要性降低,情景3中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保持经济增长,减少财政赤字的余地增加。

也可以考虑其他更好或更坏的结果。例如,预期美国私人储蓄率将保持长期增长,但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的消费者可能会转向低储蓄,导致与情景2相似的结果,所不同的是这里是低的私人储蓄而不是巨额公共负储蓄:扭曲将继续,全球失衡也如此。美国的投资将比现在预期的更强劲,需求和经济增长更为强劲。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的投资会更强劲,这些国家将通过货币升值应对经济过热,从而改善美国的出口状况。

因此到底会发生什么?世界环境组织的预期与情景3中有所类似。认为相对于危机前水平全球失衡将持续减少,美国仍将有经常项目赤字,因为国内经济复苏缓慢。与此同时,中国仍将有较大的盈余,尽管国内消费和投资提升;因为油价攀升,石油出口国的盈余再次扩大。总之,这些计划暗示盈余国净的资产头寸将继续增加,赤字国净的负债头寸也将继续增加。

简而言之:早期多边磋商中强调的三个核心调整之一已经发生,即美国私人储蓄上升,另两个仍需贯彻执行,即美国的低赤字,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低经常项目盈余。如果这些不能发生,复苏将有很大的风险是脆弱和不平衡的。行至中途很危险,需调整至接近情景1中的情况。

五、政策建议

我们的意见是危机前的政策建议以及多边磋商中获得的结论仍然成立,即有必要处理国内和系统性扭曲问题:

(一)处理国内扭曲

1.增加美国的私人和公共储蓄。私人部分已经开始,公共部分必须开始。这对美国有利,而且有助于全球再平衡。

2.增加社会保险,强化公司治理,中国需通过改革以使家庭和中小企业更易获得信贷融资。这对中国经济有利,也将有助于全球再平衡。

3.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应更多地从出口导向转向依靠国内需求。政策组合的调整也许要求汇率进行调整以保持内部和外部均衡。一般来说,经常项目盈余并不必然是美德。那些已强化自己外部头寸和宏观政策框架、增长预期良好的新兴经济体,可以更多地依靠国内需求,减少经常项目差额,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预期。

4.如果油价如近期所预期的保持高位,一些石油出口国将拥有扩大国内需求、更多地投资于社会基础设施的余地。这种渐进的需求再平衡将因实际汇率的调整贸易条件极大改进而相对容易。

(二)处理系统性扭曲

危机再次将改进全球流动性供给的需要提上日程。提供这种流动性将降低积累储备的必要性,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近几年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改进了外部头寸,宏观政策更好,减少脆弱性和错配,所有这些改进有助于新兴市场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拥有更强健的外部平衡表和国内基础条件,这些国家至少有能力为此进展提供融资支持,依赖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其中许多国家不愿意经常项目差额为负,更好的流动性状态,建立在IMF在本次危机中引入的新机制之上(灵活信用额度),可以消除这些国家对经常项目赤字和外债的担忧。

(三)总结

作为金融危机的附带结果,全球失衡的调整已经开始。但陷入中途是危险的――失衡比平常时小,世界经济是脆弱的。如果不能处理好余下的、导致失衡的国内和系统性扭曲,将对刚刚出现的复苏形成威胁。

作者简介:

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米莱斯.弗瑞特(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汇专家

(胡妍斌译 王辰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