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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1791.4亿斤,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连续九年增产。从国内看,粮食产量增加了,国家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得到夯实。但是这九年来,也是我国粮食进口量最大的时期,粮食进口量从2004年的2998万吨增长到2012年的6589万吨,年均递增9.1%,我国粮食进口量创历史新高。九年间,大豆净进口增加1.6倍,食用油增加近五成,棉花增加六成,食糖增加3.3倍。去年以来,玉米、小麦和大米也开始净进口,粮食供求关系趋紧。
截至目前,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额将从去年的1600亿美元增长到2700亿美元左右。贸易逆差从去年的341亿美元增加到800亿-900亿美元,这是2004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首次出现贸易逆差之后,连续第九年处于逆差状态。从国际来看,国际粮食价格指数在今年9月再次达到历史高位,粮食安全警钟长鸣。今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推进,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更高挑战。
笔者近期对粮食主产区安徽省进行了调研,了解粮食实现“九连增”之后,面临的新挑战。 粮食安全隐忧
国内粮食总产量继续增加难度空前,呈现出三个特征:
一是种粮农民老龄化、兼业化与副业化,传统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在安徽省桐城市调研发现,全市农村地区粮食种植基本上都是55岁以上妇女和60岁以上男人,或者是“病、残、弱”群体,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到城镇工作。一般的重体力活(如犁地、插秧、收割等)依靠机械完成,机械化作业替代劳动力的比例已达54%以上。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正发生着巨大变化,农业收入特别是粮食收入成为家庭经济来源占比不足40%,农业成为农民职业的兼业和副业,粮食生产经营过程管理松散,除草、防治病虫害等存在不及时现象。2012年夏季安徽小麦赤霉病高发即是典型案例。
二是农村土地流转加快,粮食产量增加依靠高投入和高成本。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长期不变,农民已经转变了观念,从土地“养老”转变为土地“财产”。拥有耕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通过双方契约形式,在获得耕地补贴和一定收益的基础上,放开土地使用权,农村耕地流转速度加快。2008年桐城市土地流转刚起步,到2012年已经有40%以上的土地进行了流转,有的乡镇流转土地则高达70%以上。
耕地集中到种粮大户后,种粮大户通过土地平整、深耕、良种、施肥、配药等高投入,提高单位面积粮食产量。调研发现,2012年安徽范岗镇村民姜斌每亩耕地投入1200元,每亩小麦产量提高到800斤,稻谷产量增加到1100斤。据当地农业专家介绍,除非有重大科技突破,现有的种粮投入已经达到最大值,投入的边际产出呈现下降态势。
三是国家粮食种植投入持续增加,补贴政策效应减弱。从2002年安排1亿元设立良种补贴开始,2012年补贴规模达2000多亿元。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增加“三农”支出,目前预算达到12287亿元,平均每斤粮食中央财政支出1.08元。但补贴的政策效应减弱。据调研,按不同作物播种面积给予农民种子、化肥等补贴,安徽省桐城市洪桥村朱姓农民2012年11月领到每亩补贴款合计6.21元,补贴费用还不抵路费。此外,补贴采用平均分配方式,既不符合当地种粮实际情况,也淡化了补贴政策的激励效益。 消费刚性增长态势不变
随着人口数量绝对增长以及人们消费结构和水平的升级,我国粮食消费继续呈刚性增长趋势,口粮消费稳中有升,饲料用粮稳步增加,工业用粮较快增长。
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的升级,带动粮食直接和间接消费需求增加。桐城市粮食消费总量由2006年的29.1万吨增加到2012年的41.1万吨。随着近年来养殖规模化的发展,猪、牛、鸡、鸭、鱼等饲养业规模化发展快速,桐城市大关镇有蛋鸭养殖基地的称号,年养殖量从2008年的2万只,增加到2012年的8万只。相应地,桐城市饲料粮需求量从2008年的4.8万吨增加到2012年的5.5万吨。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增大了以口粮为主的粮食消费需求。随着农村进城务工人口的增加,使得粮食的商品量和口粮消费相应增加。城乡结构变化、养殖业和加工业发展等因素影响,我国粮食需求继续呈刚性增加。2006年-2010年,桐城市城镇人口口粮由1.7万吨增加到2.1万吨,农村人口口粮由15万吨增加到16.8万吨。粮食商品率由43%增加到50%以上。
粮食产业被赋予金融和能源新属性,成倍地增大了粮食需求价格弹性。在资源的稀缺性和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背景下,工商资本大举进入农业和粮食产业,粮食深加工以及衍生产品快速发展。2008年-2011年,我国粮食加工业总产值以年均25%的速度递增。在粮油加工业加快发展的同时,带来了产能过剩、跨国粮商全面布局我国粮食产业链条。
另一方面,传统粮食产业被赋予金融和能源新属性,粮食的需求价格弹性更多受到来自资本、油价、化工产品等的影响,粮食产品需求价格弹性成倍放大,粮食市场价格变动越来越敏感,区域粮食市场价格波动频繁。 跨国粮商加速扩张
跨国粮商通过并购等形式规避政策,加快进入我粮食市场的步伐。国际资本控制粮食产业链,并不一定是在国内赚钱,很有可能是通过对产业链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在海外获得相应的收益,如原材料或出口产品的收益等。一些跨国粮商通过委托第三方投资调整变更为“内资企业”,以规避政策监管。一些跨国粮商通过股权并购等方式以取得粮食收购许可、规避产业进入限制。在无锡布勒集团调研,公司董事长由我方任命,董事会五个成员,外企占三个,我方不参与企业经营决策和战略规划,当地企业成为其名副其实的“加工中心”。
跨国粮商在粮食市场影响力日益凸显,部分区域粮食品种市场实际控制力旁落。跨国粮商利用金融国际资本前端布局,从油脂油料到小麦、稻谷、杂粮,跨国粮商逐步建立了品种齐全、上下游完整的产业链,实现对全球粮食进出口国的双向垄断,对我国内粮食市场影响力日益凸显。据调研,2011年益海嘉里油脂产量占全国比重15.6%,小麦产量占1.7%,大米产量占1%。但在细分的区域市场上,益海嘉里占比很高。在油脂上海市场,其占比达55%,具有绝对的垄断力。而在大米市场上,益海嘉里在全国的比重虽为1%,但在辽吉黑三省的产量占当地市场的比例分别为5.3%、6.3%和4%,其大米产品定价直接影响着当地大米市场的价格变化。
此外,ADM、邦基、路易达孚、三井物产在我粮食市场上占比不断提高。广东、上海等销区粮食市场和高端粮油产品市场的实际控制力掌握在外资企业手里。随着产业链的延伸,外资企业在辽吉黑等我国主要粮食产区控制力正不断增强,须高度重视。
有些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在折腾,国内粮食企业主渠道地位削弱。跨国粮商利用各地政府对招商引资的热衷,选择在区位优势突出、关键粮食物流节点布局,形成集中连片、完整高效、盈利较高的粮食产业网络链条。而国内大部分粮食企业刚从“三老”(老人、老粮、老账)中解脱出来,在资信水平低、资金贷款难的情况下,既要承受保护种粮农民利益、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政治任务,又无法享受外资企业在招商引资中的土地征用、税收减免等方面优惠政策。作为国家粮食产业安全的重要载体,国内粮食企业市场竞争力弱,经营困难,主渠道地位削弱。同时,粮食行政管理职能不稳定,存在“折腾”现象。如安徽省亳州市粮食局2008年与当地农委合并后,职责不清,直到2011年又重新独立,成为政府直属部门,才理顺了关系。而有的地方还在“等、看”,行政管理职能摇摆,这样极不利于粮食安全的保障。 粮食安全的战略思考
粮食问题不仅是吃饭问题、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关键在于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解决好粮食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致富问题,解决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问题。
坚持粮食国内基本自给原则不动摇,不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由于国际资本的趋利性、跨国粮商的政治复杂性和粮食资源的战略性,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将对我国粮食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另一方面,世界市场上每年粮食交易总量仅有7000多亿公斤,这些粮食即使全部卖给我们,运输也保证不了。因此,必须坚持粮食国内基本自给原则不动摇,坚持口粮自给,饲料和工业用粮自给为主、进口为辅。要划定永久农田,把保护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放在第一位,把种粮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粮食产业的发展放在国民经济和政绩考核的第一位。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过程中,排除一切干扰因素,做到不因经济发展而损害农业利益,不因非农产业的发展而损害种粮农民的利益,不因体制机制而损害粮食产业利益。
调动粮食生产者和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实现种粮致富与城镇小康同步推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是促进粮食生产发展的根本。在安徽基层调研中强烈感受到,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有效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种粮积极性。因此,要坚持和完善财政补贴政策,不断改进补贴办法,逐年提高补贴标准,逐步完善“谁种粮,补贴谁,卖粮多,补贴多”的粮食补贴机制。要坚持和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综合考虑农业生产成本变化、种粮收益以及物价指数和居民承受能力,实现粮食价格合理上涨,让种粮农民转变为职业农民、专业农民,引导多种粮、种好粮、多卖粮,确保种粮能致富、种粮能小康。
在调动粮食生产者积极性的同时,必须充分调动地方政府抓粮的积极性。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加大对产粮大县、产粮大省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继续加强和完善粮食产业的“特惠”政策措施,转变对地方政府的政绩和地方官员业绩考核方式,增加粮食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等硬性考核指标,切实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提高地方政府保障粮食安全的政治待遇。
充分发挥“两只手”作用,巩固粮食行政管理职能。粮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重要的战略物资。粮食的生产、流通要充分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作用。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充分发挥好市场经济的三大规律即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的配置资源功能,理顺粮食品种之间的比价关系,粮食、食品与工业品之间的比价关系,进一步优化市场结构,即要防止垄断经营和过度竞争,提高粮食产业经营的市场活力。
同时,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经济越发展,工业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加强对粮食产业的保护和支持。根据世情、国情和粮情来看,我国粮食产业是弱质产业和微利行业,粮食流通对生产又具有巨大的作用,在粮食的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需要政府强有力地支持和保护。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要直接掌握一定比例的粮源,对于调节区域粮食市场供求和应急保障具有重要作用。
适应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加快粮食产业发展。当前我国许多地区都在探索耕地流转和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试图在保持现行耕地家庭承包经营制不变情况下,通过农业服务规模化、主食产业化来促进农业现代化和粮食产业化发展。从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经验和教训看,由于规模狭小,农产品成本过高,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产品的竞争力日趋下降,农产品自给率越来越低,政府不得不对农业实行高度保护政策。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这种代价承受不起。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可能措施,避免“小规模、高成本、高价格、低竞争力”的困境。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和粮食产业化进程中,加快职业农民的培育,使种粮农民适应新形势下的农业和粮食产业变革需求,成为懂科技、用科技的现代职业农民。 保障粮食安全的建议 (一)实施重大工程项目,增强粮食安全综合供给能力
在我国耕地、水、环境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的情况下,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沃土工程、种子工程、植保工程、节水农业、中低产田改造、大型商品粮基地建设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能对增强农业基础设施能力有较大提高。在此基础上,加大对粮食产后领域的投入,如实施粮食产后减损工程、粮食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增强粮食有效供给能力,提高粮食物流的“四散化”率,提高粮食流通效率,降低粮食流通成本,进一步增强粮食安全综合保障能力。 (二)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高粮食科技贡献率和利用率
加快粮食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物质投入向依靠提高粮食产品单位面积产出率、提高粮食单位产品利用率转变。加快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加快研发一批适合我国国情、粮情和环保新情况的粮食烘干装备、加工、节能减排、产品综合利用的技术和服务,加快研发和推广粮食加工、物流,以及主食品加工、配送等一系列的系统管理的细则、规范和规程,进一步提高粮食科技贡献率和利用率。 (三)完善和加强粮食行政管理职能,加强粮食产业战略布局
健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制,加强在国务院领导下的国家粮食安全行政管理机构。作为全球最大的粮食贸易国,构建国家粮食产量、加工量和贸易量以及价格市场信息网,增强粮食期货市场信息的引导性,增强粮食市场供求和价格的话语权,提高粮食贸易大国优势。加强粮食产业战略性研究,统筹国内粮食产业发展、区域布局、品种结构、比价关系,加强粮食储备轮换数量和时机、粮食进出口数量和时机的协调性,健全粮食市场体系。
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中央和地方粮食储备体系,理顺中央和地方粮食行政管理体制,增强粮食应急保障和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和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加强对地方粮食安全考核。 (四)进一步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保护和调动种粮农民积极性
在全面评估对种粮农民各项财政补贴政策的基础上,坚持“谁种粮,补贴谁,卖粮多,补贴多”原则,粮食直接补贴与粮食商品量挂钩,逐年较大幅度增加粮食风险基金规模。
在现有粮食财政补贴基础上,增加对种粮大户的补贴,在信贷、科技推广、科学管理、提高粮食商品率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加快培育“专业粮农”。完善农机具补贴政策,将粮食烘干机纳入补贴范围,切实提高种粮大户经济收益。
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在稳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的基础上,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切实保护种粮大户利益,让农民种粮增产能增收,种粮不吃亏。 (五)转变粮食产业发展方式,提高粮食企业市场竞争力
加强粮食生产、流通、加工全过程的职业培训,提高种粮农民科学素质、专业技能和综合技能,培育适应农业现代化、粮食规模化经营的职业种粮农民。提高粮食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的经营管理水平,降低粮食流通成本,增强粮食企业盈利能力,发展和做大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完善粮食企业和职业种粮农民的经济利益机制,积极探索“龙头+职业种粮农民”的粮食产业经营现代组织形式。加强粮食产品的品牌管理,规范粮食产品的地理标识,增强粮食产品市场竞争力。大力发展粮食综合利用率,提高粮食产品综合经济效益、环保效益。
通过财政专项资助、财政贴息等形式,对国内大型粮食企业在技术创新、设施建设、产业化协作、社会化服务等方面给予引导和支持,优化粮食企业结构,促进粮食企业做大做强。当前尤其迫切的是想方设法解决粮食骨干加工企业的“融资难”和“融资成本高”的问题。 (六)倡导粮食科学消费,增强全民粮食安全意识
加强粮食科学消费的宣传和粮食营养知识的宣讲,增强全民粮食安全意识。倡导全民节粮爱粮,崇尚粮食节约,反对粮食浪费。加快研发和推广快捷、高效、可靠的质检技术手段,加强粮食质量安全监管,构建全覆盖、全流程、全环节的粮食质量监管体系。
适应城镇化发展趋势,加快实施主食产业化工程,节约家庭劳动强度,提供安全、方便、营养的食品,保障食物安全。 (七)支持有条件的农业企业“走出去”,实行全球粮食供应链管理
通过与相关国家协调建立粮食生产合作机制,降低企业“走出去”的门槛和市场经营风险。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创新粮食产业管理模式,推行全球粮食产业供应链管理。研究建立全球粮食产业发展基金,通过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企业开展有关技术开发、服务和培训,给予粮食远洋运输费用补贴和进出口增值税和关税等方面的优惠措施。 作者为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