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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心雕龙·体性》篇看刘勰的言语风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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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言语风格思想是刘勰《文心雕龙》语用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心雕龙·体性》篇是刘勰言语风格的专篇,“体”即言语风格,“性”则指语用主体的情性。刘勰的言语风格思想涉及言语风格的决定要素——语用主体的情性、言语风格的构成要素——意义内容和语言形式、言语风格的养成以及言语风格的外化四个方面。

关键词:《文心雕龙》 言语风格 语用

最早提出语用综观论的比利时学者耶夫·维索尔伦指出,从言语行为被宣布为语用分析的基本单元以后,语言的选择需要横跨语言、语码和风格三个层面,虽然同一种语言不同变体的交际风格(言语风格)实际上是语码,但“风格”这一术语也可用于指语言和语码之外的第三个语言选择的横跨层面,并将其归入语用学研究的范畴之内[1](P135-140)。刘勰《文心雕龙》①成书于公元501~502年间,全书五十篇,共计三万七千余言,蕴含着一个以语言运用为本的语用思想体系,体现在言意思想、语境思想、言语风格思想等方面。《文心雕龙·体性》篇是刘勰论言语风格的专篇。“体”即言语风格,“性”则指语用主体的情性, 这就是说, 作者刘勰当时虽未用“言语风格”一语, 却已切切实实地论述了这一问题[2](P118)。

一、言语风格由语用主体的“情性”决定

刘勰指出,言语风格是语用主体“情性”的体现,在文章开篇就提出关于言语风格论的基本认识,即言语风格是由语用主体的“情性”决定的。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体性》)

刘勰认为,语言运用是“情动而言形”“因内而符外”,认为言语风格是语用主体内心情性的体现和反映。语用主体的“才”“气”“学”“习”虽各有不同,然“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生成了语用主体显性的和外在层面的言语风格特征,刘勰称之为“体”,并将其概括为“八体”: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而“八体”的形成,“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是由各人不同的情性所致,乃“各其志也”(《奏启》)。

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二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体性》)

二、言语风格是意义内容和语言形式的统一

刘勰论言语风格,既着眼于意义内容,也着眼于语言形式,认为言语风格是意义内容和语言形式的结合。这一观点体现在刘勰关于“语用八体”和十二位作家言语风格特点这两组具体表述上。

首先,刘勰把作品的言语风格分成八种,归纳出“雅与奇、奥与显、繁与约、壮与轻”四组两两相对的风格,我们试称之为“语用八体”。借助黄侃《札记》的解释,可以更直观地发现刘勰提出的“语用八体”,每一体都由意义内容和语言形式构成,是意义内容和语言形式的融合[3](P36)。

“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札记》释为“义归正直,辞取雅训,皆入此类。”

“远奥者,馥采典文,经理玄宗者也”:《札记》释为“理致渊深,辞采微妙,皆入此类。”

“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札记》释为“断义务明,练辞务简,皆入此类。”

“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札记》释为“语贵丁宁,义求周淡,皆入此类。”

“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札记》释为“辞采纷披,意义稠复,皆入此类。”

“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札记》释为“陈义俊伟,措词雄瑰,皆入此类。”

“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札记》释为“词必研新,意必矜创,皆入此类。”

“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札记》释为“辞需蒨秀,意取柔靡,皆入此类。” [4](P85)

其次,刘勰还在《体性》中论及言语风格同主体情性的关系时列举了类似于这“语用八体”的12位作家的言语风格特点。

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体性》)

此处刘勰评论的12位作家,先列作家的情性,后列作家的风格,中间以“故”字连接,如“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表达出情性与言语风格之间的因果联系,即有什么样的情性就会造就什么样的言语风格。再论证阐述作家风格,用并列式结构表明语言形式和意义内容的关系,如贾谊“文洁而体清”:作品文辞洁净且格调清雅。从中我们认识到,刘勰在论言语风格时,始终坚持意义内容与语言形式两种因素的融合。

三、言语风格的养成

语用主体个人的言语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针对这一问题,刘勰进一步挖掘出语用主体“情性”的四个养成要素:“才”“气”“学”“习”。“才”者,才能也;“气”者,气质也;“学”者,学习也;“习”者,习染之谓[5](P118)。才能与气质侧重于先天禀赋,为“情性所铄”;学习与习染侧重于后天素养,为“陶染所凝”。刘勰认为,语用主体的情性决定了语用主体的言语风格,“才”“气”“学”“习”决定了语用主体的情性,这四个养成要素的综合作用就构成了语用主体独特的言语风格特征[3](P33)。

语用主体的情性来源于“才”和“气”,刘勰特别强调“才”和“气”对语用主体言语风格养成的决定性作用,“才力居中,肇自血气”,乃“自然之恒资”。他的言语风格思想首先带有先天论的成分。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体性》)

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体性》)

刘勰在强调“才”和“气”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认识到“才”和“气”并不能等同于语用主体的言语风格。“才”和“气”如果要转化为言语风格,还有赖于后天的“学”和“习”。

夫才由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体性》)

刘勰认为,语用主体通过后天的“学”和“习”,可以做到“习亦凝真,功沿渐靡”,弥补“才”和“气”的先天不足,培养出良好的言语风格。他提出三条:“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体性》)“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定势》)“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体性》)。即言语风格的养成,要先确定标准入正途,然后学习经典的范式,确立典雅的风格,再依据语用主体的情性特点学习提高言语风格。

四、言语风格的外化

在本文第一段引文中,刘勰用“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来说明语用主体言语风格外化所遵循的艺术规律。言语风格是语用主体情性的体现,反之,言语风格首先反映在语言运用主体的情性上,在刘勰看来,情性上的体现需借助其语言作品这一载体体现出来[3](P37)。

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体性》)

以贾谊为例,黄侃在其《札记》中如是评价:“‘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此俊发之证。”[6](P19)可见刘勰用“俊发”如实地概括了贾谊的情性。“俊发”的情性决定了贾谊的言语风格,这种风格体现在语言作品上,就外化为“文洁而体清”[3](P38)。所以,“理侈而辞溢”“志隐而味深”“趣昭而事博”“裁密而忍靡”“虑周而藻密”等等,都是言语风格在语用主体情性上的外化。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还讨论了“骚”“诗”“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檄”“移”“封禅”“章”“奏”“启”“议”“对”“书”“记”等三十多种当时的常用文体,不仅提出了各种文体的言语风格要求,而且阐述了各种文体个性言语风格形成的观点[3](P38)。他在《定势》篇中说:

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体性》)

这里刘勰总结归纳出6类言语风格:典雅、清丽、明断、核要、弘深、巧艳,要求语用主体要善于区别不同文体的不同言语风格特点,“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犹能“以本采为地”,在各类文体中突出个人的言语风格,实现言语风格的外化。

注 释:

①所引《文心雕龙》原文均出自周振甫《注释》(人

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并参考了王元化《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参考文献:

[1]耶夫·维索尔伦著.语用学诠释[M].钱冠连、霍永寿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2]张灯.刘勰的“风格论”与布封的《论风格》[J].文学遗产,2007,(2).

[3]陈杰.刘勰《文心雕龙》的语用思想[D].浙江大学,2007.

[4]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夏东锋.风格与作家个性——《文心雕龙·体性》篇解读[J].文学界(理论版),2012,(1).

[6]辛保平.《文心雕龙》论风格[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7]刘勰《文心雕龙》的语境思想[J].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4)

(陈杰 浙江义乌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旅游分院 32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