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甫的编辑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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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周振甫是一位为出版业特别是古典文学编辑出版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大编辑，也是一位值得我们所有出版业从业人员学习和追随的楷模。本文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周振甫卓越的编辑思想，即：校对型编辑、书橱型编辑、良友型编辑、学者型编辑、编辑型学者。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3） 06-0101-03
[Abstract] Zhou Zhenfu is a great editor who contributed most to the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editing and publishing.All our publishing industry practitioners should study and follow him.This thesis is mainly on the analysis of Zhou Zhenfu’s great editing thought from five aspects as follows：proofreading-type editor，encyclopedic mind editor，editor like a good friend，scholar-type editor， editing-type scholar.
[Key words] Zhou Zhenfu Editing thought Scholar-type editor
1997年8月，周振甫荣登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当主持人问到：“因为工作的原因，您最终没有成为一个职业的学者，您觉得遗憾吗？”他淡淡地回答：“中华书局给我编审，就可以了。”诚哉斯言！从1932年考入上海的开明书店做校对的那天起，经过近七十年古典文学领域的辛勤耕耘，他成为一个“编辑出身的学者”，成为业界和学界敬仰和学习的楷模。虽然周振甫一直以普通编辑自居，但编辑出版业界和古典文学界对他的尊称却有很多种：“编辑兼学者”（叶圣陶、叶至善父子）、“编辑的楷模”（吴道弘）、“学者型编辑的代表”（徐俊）、“国内首屈一指的学者型编辑”（赵伯陶）、“编辑型学者”（俞晓群）、“著名的学者和编辑家”（程绍沛）、“编辑大家”（张世林），等等。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中国出版集团原总裁杨牧之称他既是一位“无人不敬重的编辑，又是著作等身的大学者”。总之，周振甫先生不仅是一名学者型编辑，更是一位编辑型学者。本文试图结合为人为文、做事做人，从校对型编辑、书橱型编辑、良友型编辑、学者型编辑、编辑型学者这五个方面来展开分析周振甫的编辑角色，全面地揭示这个中国大编辑的深邃、丰富的精神内涵。
周振甫踏入出版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校对。1933年，他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肄业，凭着良好的古文功底，进入上海的开明书店，做了《辞通》这本大书的专职校对，成为他辉煌编辑生涯的良好起点。后又通过《二十五史补编》、吕思勉的《中国史》《先秦史》《秦汉史》、童书业的《春秋史》等一系列史学著作的校对工作，把他厚实的古文功底和丰富的出版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打下了十分扎实的校对基本功，奠定了长期的编辑和著述基础。
1947年，钱锺书的名著《谈艺录》交由开明书店出版。周振甫负责校对，不仅仔细校读，而且额外编定目录，为钱锺书所采用。钱锺书因此感慨“校书者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正是有这样的因缘，多年以后，钱锺书才放心地把《管锥编》交到周振甫的手上[1]。
虽说每本书都有专职的校对人员，但有时校对人员会忽视一些很普通的错字，给图书及其作者、出版社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周振甫自己也都会亲自校对，有时还不止一遍。除了校对原稿，他还通读全文，通读时容易把普通的错字读出来。黄伊是钱锺书《围城》的责任编辑，曾经问他：“你认为做人什么最重要呢？”周振甫想了一想，回答说：“实事求是。”[2]因此，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校对型编辑”，用他在中华书局的同事黄克的话说，就是“终成校对起家的资深编辑”。以校对起家做到大编辑，但并不轻视校对工作，这在古典文学出版领域尤为重要。
周振甫把校对做成了一种习惯，连别人送他的专著和出版社的样书也成了他“校对”的对象。据王昶的记忆，在某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一部30多万字的文章学专著中，“周先生对书中的差错一一做了认真的改正”。据周夫人的介绍，“这是周老的习惯，出版社送来的样书，周老总是抽出时间来通读，发现差错总是一本本改正。”[3]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刚成立时，周振甫问的不是别的，而是“校对力量怎么样？有几个校对人员？”[4]
有人认为，出版社编辑是给作者“跑龙套”的；在社里，校对人员是给编辑人员“跑龙套”的；在编辑自己的出版流程上，校对环节是给组稿、审稿、加工环节“跑龙套”的，在价值上聊胜于无。但是周振甫在这三个“为主角跑龙套”的方面都尽心尽力，甘为龙套，又不止于做龙套，最终做到了“主角”的无上境界。
与周振甫“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相比，现在很多年轻编辑认为自己干的活很是无聊且吃力不讨好，不甘心“跑龙套”或者“为他人做嫁衣”，所以工作懈怠，总是糊弄了事。他们大多硕士博士，进了出版社就想去向名家约稿、组稿，做大书，看不上小小的校对工作。再加上目前只有极少数老牌出版社还坚持新编辑先做一年校对的制度，大多出版社急着给年轻人加任务完成指标。个人心态和工作环境的使然，导致目前图书质量的进一步下降，产生了太多的“垃圾书”。想想周振甫“校对型编辑”的定位，今天的新编辑能不为之汗颜，能不改进吗？
去过周振甫家的朋友都知道，15平米的书房里挤着5个书架、一张写字桌、一把竹椅、一个供客人坐的沙发以及一张休息的大木床，屋里到处都是一摞摞的书，连床底下也不例外，整间房子俨然是一座用书垒成的“城堡”[5]。但在这里说周振甫是“书橱型编辑”，并不是说他家的书多，而是指他博闻强识，善于用书，尤其是工具书和有关原始资料。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的编审赵伯陶曾说，周振甫给他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再查一下”。作为一个后辈以及合作者，赵伯陶在工作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由“再查一下”来完成的。比如说他在点校清代王士禛的笔记《古夫于亭杂录》时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其卷四《王庭》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明弘治中，学正王庭病大便下血，濒危，昏聩中闻人语之曰：‘吃小水。’果饮溺一碗而甦。乃日饮之，渐愈。”赵伯陶在整理时不假思索地把“吃小水果”标点在一处，还以为顺理成章，后来在请教周振甫时，周振甫一眼就看出了不妥，于是就说了那句“再查一下”。后来赵伯陶在工具书上查到小水就是小便的意思，这样前后语义就对上了[6]。
周振甫对待别人尚且如此谨慎，自己就更是如此，凡是有丝毫疑问的字词或者典故，他都不厌其烦地找到原始著述，力求给读者传达最准确的信息。作为一个“书橱型编辑”，周振甫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都称周振甫为“活字典”。
虽然周振甫被人称为“活字典”，但这本字典并不只是周振甫自用，他也乐于被同事和朋友们借用。中国青年出版社原副总编程绍沛回忆说：“（我）上世纪90年代初参与撰写《编辑实用百科全书》词条时，碰到疑难问题向周先生请教，周先生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好多人都说周先生是一部‘古汉语活字典’，而这部‘字典’总是热心为大家提供服务，怎不被先生的热诚所感动呢！”[7]从这可以看出，周振甫是一位“良友型编辑”。
周振甫曾为钱锺书先后审读《谈艺录》和《管锥编》两本专著。他俩的友谊从留下的审读报告中就可以看出来，阅读周振甫对两本书的意见和钱锺书回复的批注就像是聆听两位智者的对谈，完全没有审读报告那么严肃的感觉。两位先生之间的珠联璧合，钱锺书称之为“良朋嘉惠”，彼此互惠。其实，不光是像钱锺书这样的大家，只要是有人以寄信的方式求教，周振甫都以一颗真诚而朴实的心去阅读这些文字，加以具体指导，往往谆谆之情溢于言表。据周振甫的孙子周海涛的回忆，“1996年祖父中风卧病数个月，积压了大量信函未复。于是，祖父让我把来信一封封念给他听，然后，以他口述、我笔录的方式陆续回信。”[8]礼尚往来，这是周振甫恪守的人生原则。
而就他的著作提出商榷，周振甫更是欢迎之至了。福建师范大学的邹光椿教授针对周振甫的专著《中国修辞学史》，撰写了论文《修辞学史研究中的几点认识》，提出三个问题，写信向周振甫请教。他赞许对方的钻研精神，很快回信。在信中，他既虚怀若谷、诚心诚意地接受批评，又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坦率地探讨问题，提携后人[9]。
所谓“学者型编辑”，其实有两个意思：一是编辑必须是某个专业学术领域的专家；二是编辑要成为编辑学方面的研究者。这里主要是指前一个意思。
事实上，从1932年周振甫被上海开明书店录用开始，他就成为了一名正式的编辑。之所以称之为“学者型编辑”，是因为他在古文方面的造诣颇深，这一点从修改的诗词一事中就可以看出来。196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臧克家和周振甫讲解注释的《诗词讲解》，当时，周振甫就指出了其中的两个错误，其一是《菩萨蛮·黄鹤楼》中“把酒酹滔滔”，“酹”字错写成“酎”了；其二是《沁园春·雪》中“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句中的“蜡”误写成“腊”。后来，在给臧克家的信中说：“……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么，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因此，这两个错误在后来公开发表时，都一一改正了。给的诗词纠正错误，这不仅仅需要勇气和编辑的专业素养，更要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做保证，周振甫就用他学者的眼光来编辑任何稿件，无论作者是名人名家还是无名小卒。
周振甫曾经说：“现在看来，由年轻编辑参加编书，是给予锻炼提高的一个好方法。假如编辑只顾审稿，不参加自己编书，对编书的甘苦缺少体会，审稿水平也不容易提高。经过自己编书，自己找资料，考虑对资料的选择剪裁、编排改写，在这方面取得经验，再来审稿时，就会注意到审稿中怎样核对资料，看稿件对资料的取舍组织有没有问题，会提高审稿的水平。”[10]从周振甫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十分注重编辑的专业素养，让年轻编辑从自身实践中来寻找经验，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先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学者”，才能和作者平等对话，正确评价书稿的学术水平、写作功底、出版价值等，帮助作者完善原作，止于至善。
中国近代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是同写作、学术研究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在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等老牌出版社的编辑工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叶圣陶在开明书店做编辑时，曾为之编过一套小学教本。这套教本完全是叶圣陶写作的，即使其中有的课文是有所根据的，也都经叶圣陶改过。和叶圣陶一样，周振甫在做编辑时也编写了很多自己的著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周振甫看作是“编辑型学者”。
早在1935年，在编校之余，周振甫就编写发表了《班超》《东汉党锢》等知识性、古典普及性书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周振甫以《诗词例话》为先锋，陆续推出了《文章例话》《小说例话》《文化风格例话》等“例话”系列。
《诗词例话》深入浅出，不仅学术见解独到，而且可读性强，是周振甫作为“编辑型学者”的最佳佐证。它从历代的诗话、词话和诗词评中选录具有独到见解的段落260余则，按阅读、写作、诗词、风格四个方面，归类编排，根据具体的诗词来做赏析，侧重从诗词创作的表现手法与修辞技巧来说明。这本书大大满足了普通大众对古典文学的需求，不仅当时有着较大的影响，于现在也是一版再版，印数累计七十多万册。对于编辑型学者，黄伊的看法是：“振甫既是学者，又是编辑。因为是学者，他学识渊博；因为是编辑，他了解读者。”[11]
在1984年第10期《出版工作》杂志上，周振甫发表了《编辑·学者·专家》一文，无论是“学者型编辑”，还是“编辑型学者”，都是周振甫对自身编辑、著述生涯的期许。1989年，周振甫光荣退休。退休前后的十年间成了他学术著述最丰富的时期。编而优则学，周振甫从“跑龙套”变成了“做主角”。1999年1月，煌煌十卷《周振甫文集》问世，包括他的25本著作，达600万字。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第七卷关于《文心雕龙》的著述。
周振甫是研究《文心雕龙》的专家。早在上世纪40年代，周振甫就曾校对过范文澜注的《文心雕龙》。对于《文心雕龙》这部作品的研究，周振甫首先出版了《文心雕龙选译》《文心雕龙注释》，后来又出版了《文心雕龙今译》《文心雕龙辞典》《文心雕龙二十五讲》。其著作形式，从注解开始，从节译到全译，再到著作，学术层次越来越高。随着研究的深入，他要把问题搞深搞透，以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不同需求。这种“层次感”也是没有从事过编辑工作的学者所不具备的。
6 结 语
在近七十年的编撰生涯中，周振甫校而优则编，编而优则撰，撰而优则学，从一个大学肄业的小校对做到古典文学领域的大学者，实属不易。他把“编审”这个编辑最高职称的学术内涵发挥到极致，正如中华书局原副总编熊国祯编审评价的那样：“他私心向往的是做一个见识卓越集研究与著述于一身的第一流学者式的编辑，而不是一个凡庸陋劣的‘跑龙套者’。”他的编辑思想早已成为我国编辑出版界的一笔财富，值得后来者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
注 释
[1]张世林.谦虚谨慎 编著等身：小记编辑大家周振甫先生[J].人物，1996（6）
[2]王久安.黄伊和周振甫的故事[J].编辑之友，2009（12）
[3][4]王昶.老编辑家风采：访周振甫先生[J].出版广角，1997（3）
[5][8]周海涛.祖父晚年生活二三事[M]//张世林.想念周振甫.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
[6]赵伯陶.一本书·一句话·一袋香菇：怀念周振甫先生[M]//张世林.想念周振甫.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
[7]程绍沛.可敬的周先生[M]//张世林.想念周振甫.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
[9]林君雄.生命不息，笔耕不止：忆周振甫先生[M]//张世林.想念周振甫.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
[10]周振甫.对编辑工作的老生常谈[J].编辑之友，1981（1）
[11]黄伊.卬须我友：记一代名编辑周振甫[J].中国出版，1997（1）
（收稿日期：2013-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