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筛选外资”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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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建设部等六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若干意见》；8月份，商务部等六部委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鉴于以上两个政策对外资在相关领域投资行为的管理都趋于严格，国内外舆论就中国外资政策的走向有不少猜测。许多观点认为，中国对外资单纯优惠、吸引的阶段已经基本结束，即将进入“筛选外资”的新阶段。

得出这一结论显然为时尚早。以上两个政策的出台都有特殊背景。

对外资进入房地产领域管理的加强，与近年来国内房地产价格非正常飙升以及短期资本投机人民币升值有关。众所周知，短短两三年前，政府还积极鼓励外资进入境内房地产市场，拉动市场走出低迷。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CBD区域的开发都是以吸引跨国公司总部为目标，“总部经济”的相当一部分也就是房地产经济。只是由于外资进入境内房地产市场与赌人民币升值问题交织在一起，政府才不得不从限制外资市场准入着手，进行调控。

外资并购政策的迅速出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凯雷并购徐工案”的直接后果。虽然跨国并购早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形式，但是这种投资通常给人一种错觉――并购使得外资取代了东道国的原有厂商，没有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因此，绿地投资是“好”外资；并购是“坏”外资。这其中，如果再掺杂上国有资产流失话题，事情会变得更加复杂。此外，个别外资机构在中国偏爱走上层路线，但这一做法的效果经常适得其反。处在国内经济民族主义和外部游说压力之间的决策者，有时只有出台明确的法规，才能对双方都有个交代。

因此，以上两项法规的出台，更多的还是体现为临时应对性政策，丝毫不意味着中国外资政策的转向。

从主观上说，吸引外资已经构成中国重要的制度性、战略性经济政策。从中央层面涉及外资的市场准入、税收优惠等各项政策，到地方层面的招商引资、政绩激励，吸引外资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一种机制。这些机制性的内容是经过十几年实践摸索形成的，除非有大的变故，否则转向谈何容易。

从客观上看，中国目前也基本不具备调整外资政策基调的经济条件。这里面的核心是就业问题。任何到过南方沿海外资企业的人都不难发现，现阶段除了这些劳动密集型工厂，很难找到其他出路在短时期内消化如此规模的劳动力大军。此外，“三农”问题的逐步解决关系到国家长远稳定发展，而借助外资加快实现城市化、工业化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渠道。

从周边环境看，越南等周边国家无一不是继续出台各项吸引外资的政策。如果我们的外资政策有大的调整，不仅每年流入的外资金额会有所下降，现有部分存量外资也可能从中国转移到周边国家。考虑到中国沿海地区与东北、中西部地区的巨大差距，为什么不将这些外资吸引到内地，而听任其流往周边国家呢？

其实，在避免刺激外资的情况下，有很多可供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政策工具。一是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一半以上，如果针对内外企业一视同仁地降低出口退税率、缩小出口退税商品范围，不会引起外方的反对。二是在外资对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改革存在抵触情绪的情况下，率先降低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率，缩小内外资所得税差距，提高内资企业的竞争力。此政策在短期内造成的财政收入减少，可由出口退税支出的下降部分抵消。三是抓紧出台反垄断法，通过该法律统一约束内外资企业的并购行为。

年底前，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四年一度的金融工作会议将陆续召开。相信这些会议中对有关外资的提法，会发出更为清晰的政策信号。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