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应当带给我们日常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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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每个人对于工作的梦想是你可以将内心最珍视的东西，变为能带给你尊重和财富的一件作品、一项服务或一个产业。”
到了伦敦，怀揣旅游签证走出希思罗机场的你会奔向何处?宾馆，然后大本钟、海德公园、伦敦塔、大英博物馆、白金汉宫?居住在北伦敦贝尔塞斯公园附近的作家阿兰・德波顿会给你另一番建议：“设想一次穿越现代世界某一大城市的旅行。在10月底某个特别阴沉的星期一出发去伦敦，飞越它的配电中心、水库、公园和殡仪馆……去皇家公园酒店附近看生产三明治的工厂，去豪恩斯洛看为航空公司配餐的加工厂，去参观敦豪航空货运公司位于巴特西的货场，还有伦敦城市机场停放的‘湾流’飞机、‘走私者之路’上快捷假日酒店里的清洁车……”
这和德波顿的新书有关。新书名叫The Pleasures and Sorrows of Work，被上译社翻成“工作颂歌”。他深入到物流管理、饼干制造、火箭发射、输电工程、会计和咨询等等让人熟悉又陌生的工作场所中，以“透明人”的身份参与其间，对那些极少被人们情感所关注的涡轮推进器和包装流水线，做着细致而诗意的描述。这里的“颂歌”，与其理解为对工作的赞美，毋宁说是对工作世界的再叙事。
一件作品，一项服务，一个产业
“原因的一部分在于我们作家。如果一个火星人来到地球，并仅通过阅读今天出版的大部分文学作品来试着理解人类在做什么，他留下印象将是：所有人都把时间花在恋爱、与家人争吵，以及时不常的谋杀上。”回答《新周刊》专访中关于写作动机的问题时，德波顿认为人们对于工作世界的认知远远不够。
人类的主要时间都在工作，至今这个“工作’仍很少被“艺术”所表现。“即便在报纸的商业版上，也多是一种经济而非更广泛的‘人性’现象。”这种普遍将工作世界“去人化”的文艺观，实际上一直停留在工业文明刚刚确立的时期。
德波顿认为这种情况和不同时代的爱情观有着显著的相似。“关于工作的现代观念形成于上世纪，而也恰在同一时期，我们对于爱情和婚姻的现代观念也成形了。在前现代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爱情与婚姻是两码事。婚姻仅仅是一种交易，为了传袭家族农场或确保王朝延续。夫妻间理应保持不太亲热的朋友关系，同时，爱情则是你和情人之间的事。而如今新的爱情哲学则坚称一个人居然可以力求与自己所爱的人结婚，而不仅仅是风流一把。一旦钱的问题被拉进来，这一‘古怪’观念之上又加上了一个更加‘不可思议’的想法：一个人可以同时为了挣钱和实现梦想而工作。这一观念取代了以前的假设：日常工作是为了生计，其他任何更加渴望的事情都只能在业余时间做。”他告诉《新周刊》。
“我认为每个人对于工作的梦想是你可以将内心最珍视的东西，变为能带给你尊重和财富的一件作品、一项服务或一个产业。”德波顿认为这是工作中快乐的源泉所在。
工业化城市的忧伤
德波顿的颂歌并非没有遭到过质疑。书刚一出版，英国媒体就将批评矛头直指他的“旁观者”身份，认为这个从瑞士银行家父亲那里继承了2亿镑信托基金的“富二代”，对各种工作的浪漫描述，只是脱离实际的_厢情愿，根本没有发言权。德波顿并不避讳这种身份上的尴尬：“我写作这本书部分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好奇心。如你所如，与其他职业相比，作家无疑具有不同一般的工作生涯。他们坐在安静的房间里噼里啪啦地打着键盘，常常注视着窗外。但是，尽管这看起来不像，但当然算是一种工作，就跟沿着物流仓库的走廊开着一辆铲车一样。”
当然，德波顿并不一直坐在家里望着窗外发呆。2009年夏天，为了写一本关于生活在机场的新书，他把书桌搬进了希思罗机场里，紧挨主要的出发区，并且在自己对面放了一块写着“入住作家”的牌子．，以便人们主动走过来和他交谈。“机场绝对值得多看几眼――他们是现代世界的虚拟中心。在这里，你会以一种形象的方式发现人们在其他时候仅能以抽象方式去发现的理论和现代性。在这里你看到全球化、环境破坏、失控的消费主义、家庭破裂、现代的极致等等都正在发生。”
对于德波顿来说，作家并非一种轻松的职业。他常因此沮丧，并半开玩笑地说要该改行做一名面包师傅。今年7月，德波顿真的要去肯辛顿的一间厨房学习和面、发酵、烘烤面包。而写作《工作颂歌》时，他则对饼干制作发生了兴趣，因此来到英国最大的饼干制作商联合饼干公司。
制作饼干曾是一项手工活计，在小作坊中进行，这样饼干匠们会看到，甚至认识那些买他们东西的人。“工作满足感的一个巨大源泉是感觉到我们正在将人们的生活变得不同。当一个工作日结束，我们已使我们的星球相比这一天开始时稍微健康了一点，整洁了一点，健全了一点。这可能仅仅是打磨一段楼梯栏杆，修好一扇吱呀作响的门，或者帮人找回他们丢失的行李。”然而在这家拥有12家分厂，15000名工人的饼干公司，则完全不可能。他们完全接触不到享用他们饼干的人，甚至连自己的“作品”都很少能见到。大规模和细化分工，工作者越来越远离自己劳动的最终结果。“工业化使得这种帮助别人的感觉难以被感受到”，因此产生倦怠和绝望。
很多人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权
如德波顿所言，在今天的英国，70％左右的劳动人口能选择他们真正喜欢的工作。但他也承认，“很多人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权”，作为例子，他还并非刻意地提到了中国。
在最近各种有关世界城市的排名中，国内一线城市的名次不断提升。比如去年《福布斯》公布的未来“世界首都”的排名中，北京、上海都排在前列。上海还被《福布斯》评为世界第四“高”的城市，北京则跻身“最富有城市”排名的第九位。不断出炉的类似榜单．，似乎让中国的都会们在“世界一线”城市俱乐部中坐稳了位置。但今年年初，体制外学者刘植荣在他的《世界工资研究》中披露；“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这一结论让中国的工薪阶层颇感沮丧。
现代中国人对城市的向往除了基于对财富、地位和享乐的营求之外，更受价值理性的驱动―荣耀、成就、梦想的实现，工作往往不具备快乐的含义。但在德波顿笔下，普鲁斯特式的闲情逸致却发生于工作本身。在电力工人同时也是“高压输电线塔鉴赏协会”会员眼中，电线的横截面的形状可以让人联想到切开的花茎的图案。“人们用各种花卉命名不同规格的电缆。7股铝芯线是罂粟花，19股铝芯线是月桂花，37股铝芯线是风信花，61股铝芯线是金盏花，127股铝芯线是矢车菊。”工作不仅可以是休闲，甚至可以是审美体验。
《工作颂歌》并非一本写给职场倦怠症群体的“心灵鸡汤”，它所呈现的快乐和忧伤，比杜拉拉和麦兜走得更远：“在写作这本书期间，我有了一个更让人欣慰的想法：‘我们的工作应当带给我们日常的快乐’这一现代观念是多么的珍贵和具有历史雄心。对于工作的世界，最奇异的事情并非我们投入其中的漫长时间，或用来完成工作的奇特机器。工作情景中最非凡的一面最终在于心理上而不是经济上或工业上。这与我们对待工作更为明确的态度有关，一种普遍的期待：我们的工作应当使我们快乐。”德波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