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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余诚在《重订古文释义新编》中评价李密的《陈情表》:“层次说来,无一语不委婉动人。固是至情至性之文,而通体局势浑成,步骤安雅,更极尽结构之妙。读者须细玩其词旨,及其转落承接,方不辜负作者苦心,而得此文之益。”《陈情表》中李密抓住晋武帝的心理,着力描写自己与祖母相依为命的苦情、被征召后左右为难、忠孝难以兼顾的狼狈处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千百年来,以“孝”情盛赞于文坛。然而,要“得此文之益”,我们还需置《陈情表》于特定的“陈请”环境中,以“陈请”目的为切入口,理解其中奥妙,“方不辜负作者苦心”。
一、政权交替,迫害残酷,特定“陈请”环境
李密生活的魏晋时代,是一个“乱”“篡”当道的时代。政权交替频繁、政治迫害残酷,在无比黑暗的处境中,魏晋士人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士人都格外地珍视个体生命,自觉地积极地思索保全并完善生命的途径。李密早年曾任蜀尚书郎、大将军主簿等职。曾多次奉命出使吴国,颇有辩才。三国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灭蜀,李密沦为亡国之臣。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废魏元帝,史称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朝廷采取怀柔政策,极力笼络蜀汉旧臣,征召李密为太子洗马。然而,李密对蜀汉则是念念于怀,更何况司马氏是以屠杀篡夺取得天下,内部矛盾重重。李密以一亡国之臣,对出仕新朝就不能不有所顾虑,而暂存观望之心了。不幸的是他的这种想法,多少被晋武帝察觉到了,因此“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使李密陷入“臣之进退,实为狼狈”的焦灼境地。再拒绝就是明摆的不合作,不合作的结果显然是个“死”字。经过审慎的构思,李密拿起笔,一篇流传千古的《陈情表》问世了。
二、局势浑成,步骤安雅,极尽结构之妙
《陈情表》的“陈请”对象是晋武帝,“陈请”目的是“辞不赴命”。“陈请”目的及对象决定了《陈情表》并非一篇纯粹抒发祖孙间相依为命深情的散文,“孝情”实在是李密竖起的说服晋武帝的一面旗帜。文中对于情感的拿捏,既没有沉溺于抒发祖孙情而给晋武帝留有只尽忠不尽孝的话柄,更不会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表达不仕晋朝的真实心态。情感表达的层次性、曲折性以及分寸感的把握,功夫不到家是难以玩转的。就当时的处境看,如果李密开始就向晋武帝提出“辞不赴命”的请求,不但达不到目的,甚至性命难保。因此,李密上来不谈表的目的,而是从自己的遭际和家庭的困境谈起,回忆了幼时的悲惨遭遇和祖孙二人相依为命的困境,营造出了一种悲戚的情感氛围,使下文提出的“辞不赴命”的请求有了必要的感情依据。要说服晋武帝,只有“情”还不够,还得晓之以理。作者历数“察臣”、“举臣”、“拜臣”、“除臣”的深重国恩,又极陈“刘病日笃”、“告诉不许”的狼狈处境,把尽忠与尽孝不能两全的苦衷揭示出来,说明“辞不赴命”的原因,把握武帝心理,化解武帝疑虑,为陈述请求做好铺垫。陈述请求之前,最终提出先尽孝后尽忠的解决办法,就做到忠孝两全,又区分轻重缓急,既让晋武帝无法拒绝,又给其留有足够的台阶可下,后提出请求,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
三、细玩词旨,转落承接,不负作者苦心
“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李密不想马上出来做官,而晋武帝方面却催逼得很紧。轻慢皇帝,违抗皇命是要杀头的。为了摆脱这个困境,达到不出来做官的目的,李密以“孝”为情感主线,运用巧妙的抒情方式,竭力让晋武帝既能答应自己的请求,又能保全自己的名节,不必在蜀汉刚亡就新朝而遭世人诟病。从文章中可以想见,李密在构思《陈情表》时,感情是复杂交错的。首先,对年事已高、久病缠身、日薄西山的祖母必定要尽孝;其次,对于刚亡于司马氏之手的蜀汉,新晋不过是个篡位的贼子,名不正言不顺,对己又诸多“逼迫”,不满抱怨的心态是自然的;再次,以蜀汉遗老的身份,对新朝的征聘推辞不就,时刻都有掉脑袋的危险。因此,对祖母尽孝的骨肉之情、对蜀汉守节的怀旧之情、对新晋窃国的不屑之情、以及拒绝新朝征召的惶恐之情,纠缠在一起,使李密处境尴尬、寝食难安。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只有压下诸种情感,掩入对祖母的孝情之中,才有达到“陈请”目的的可能。从这样一种情境出发,作者前两段陈其以往孤苦伶仃、相依为命的祖孙情,中三段陈其现今祖母疾病、欲养不能的狼狈情,末段陈其日后尽完孝再尽忠的赤子情。通篇措辞委婉,而又柔中带刚。相传晋武帝看了表章后深受感动,大呼“士之有名,不虚然哉”,特赏赐奴婢二人,并命令郡县按时供养他的祖母。晋武帝被感动的成分有多深,我们不清楚,或许微笑面孔下正跳动着一颗愤怒的心。对于“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的极高评价,打“孝”情牌赢得晋武帝同情而实现“辞不赴命”目的的李密,或许更想让世人读出他“忠臣不侍二主”的言志苦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