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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足鼎立 蚂蚁雄兵 96歌坛一笔暖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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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比较准确地展望今年流行歌坛的发展趋势,需要先对这几年原创音乐的发展做一基本评估。

辉煌1993 一败涂地1994宏观控制1995

以“歌手签约,公司包装”为特征的中国流行乐第三次浪潮,酝酿于1992年,实际展开在1993年。由于合理地采取了海外明星制的一些做法,在发轫之年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当时无孔不入的盗版商还没有醒过盹来,仍目光放在境外正红火的“四大天王”上。结果潜心研究港台包装术多年的岭南音乐人首先取得了成功,杨钰莹、毛宁、李春波三人的专辑发行先后突破了一百万,这样的销售数字甚至压过了风靡多年的港台引进版。

这一年的成功是辉煌的,但喜出望外的成功,为次年流行乐的发展埋下了三条“祸根”:其一是公司从专辑销量上大获其利,以为产出足抵投入,对歌手成名后演出酬劳的分成工作不做要求;其二是造成“签约、包装”的盲目乐观,许多制作公司四处搜罗,把一些不具备多少发展条件的歌手都收至旗下;其三是提醒了盗版商,原创歌曲的盗版大有油水可捞。

这么一来,1994年流行乐一方面是虚假繁荣,整个1994年出版了近120张歌手个人专辑,但销量超过5万的屈指可数。虽然大年三十,那么多新生代歌手集体亮相风光万千,但在家里嗑着瓜子看着电视的唱片公司老板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据说所有签约歌手都上了春节晚会的那家唱片公司,惨得连当月的电话费都付不出来了。

另一方面则是危机四伏:首先是盗版商张网以待,李春波的《一封家书》正版还未上市,各种各样的盗版已经满天飞,使风头正健的李春波一蹶不振。第二拨歌手高林生、黄格选、林依轮等的专辑销量一时都不过10来万,再没有前几位风风光光的百万销量了。

再者因为当时赚够了钱的广州只有象征性的演出抽成,北京要依海外惯例签正式的分成合约就产生了纠纷。结果最早出台的艾敬、陈琳在年初就先后遭公司的封杀。

“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比较聪明起来了”。由于1994年的一败涂地,1995年肯定是流行乐坛宏观调控之年,刚过了春节,冷暖自知的广州音乐人陈小奇联合北京音乐人王晓京,首先发起了唱片制作业“杭州会议”。有切肤之痛的制作公司老板提出了两个很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问题:其一是公司和歌手应该风雨同舟,共同投资,风险共提,利益共享;其二,所有制作公司应该联合起来,与签约歌手中任意毁约的现象作不懈的斗争。尽管这个所谓的《杭州公约》最初只是一份倡议书,许多人还有这样那样的议论,但实事求是地讲:《杭州公约》实际上起到了规范我们的签约制度、制约歌手任意毁约现象的作用。提前解约的陈红、毛宁、马格都得到了原签约公司的谅解,潘劲东、郑钧、高林生、林依轮都是熬到约满之后才改投新东家的。规规矩矩的还有“中唱”系统李春波、陈明、王炎的提前续约,更说明问题的还有“风行唱片”花了20万从“大地唱片”转买了老狼一年的唱片约。唯一没有取得公司谅解而毁约有可能引起官司的只有陈琳一个。由此,“宏观调控”得到了有效实施。尽管新出版的歌手专辑从前年的120个调整为50个,但仍有陈少华、陈明、高枫、老狼等十来个畅销专辑,而且销售数量均是接近或超过20万,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功,恢复了原创音乐制作业的人气。

1996三足鼎立

从表象上来看,似乎去年不如前年,而从流行乐制作业的实际感受来说,1994年跌至谷底,而1995年在调整中已经得到了回升,发展的势头是朝上的。今年一开年,连续有高林生、杭天琪、红星一号等六七张强碟出世,销量一开始就直逼10万大关,为我们对今年的展望添了一笔暖色

首先从京穗沪三个流行乐中心来看,目前均已调整到最佳状态。最早取得成功又最早陷入困境的广州现在有了很

大的起色。困扰广州乐坛的最大问题分别是资金投入不足和脱离销售市场。广东的几家唱片公司近五六年来由于决策和经营管理上的原因,大多数发行网络萎缩,回款率低,单是一个银行贷款还息就压得透不过气来,除了一两家稍好之外,不能对制作公司在资金上有足够的支持,制作公司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能熬“薄粥汤”度日,一度出现大牌制作人坐等大款歌星上门的一条腿走路现象。经过去年的盘整,现已在筹措资金上采取了多种经营方式加以拓展。

一种是制作人、企划人以智力、劳作、无形资产入股,为实力的歌手佐以仅够正常动作的少量资金,大家以比例指数分配的形式齐心协力做出尽可能完美的专辑,共同推向市场。成功的典型例子是火风专辑,据说出资的歌手、制作人、企划人分成比例是6:2.5:1.5。其突破性意义是改变了大牌制作人坐等大牌歌手上门,管你以后挣不挣钱,我先把我的挣到了,你以后成了“白眼狼”我也不眼气的现象。

北京要解决的问题和韩晓那首歌唱的差不多:有钱花的公司不会花,会花钱的公司没有钱。前两年看北京几家外资或有外资背景的制作公司大地大把散漫花钱,心里直为他们担心。港台公司的老板在制作费、宣传费、词曲费诸多投入方面,以港台日例作参照值,样样跟国际接轨,却忘了我们的磁带只卖不到10元,制作公司只收一元多,还不及港台大牌歌星一个人所抽版税的1/10。内地市场虽然比港台大10倍,“魔岩”和“红星”前两年制作的热门音乐虽然也火卖了二三十万,但尚不足以收回成本或养活公司。如果外资公司不能打开海外市场,尽管财大气粗,但总是出去的多,进来的少,歌星耐不得寂寞,容不得你慢慢来,劳燕分飞,还落下个“名气显赫的穷人”的话把儿。

现在精明的“大地”、“字母”公司开始适应,及时调头,甚至首创了“EP”(细碟)来代替专辑(大碟),以减低制作成本来获取利润,居然在北方市场卖得不错。而“红星”公司为了打开更为精明的东部大市场,把原来要去打榜的众歌手主打歌,结成《红星一号》出版,因为有名歌星田震的力作《执着》领衔,一时竟然火卖,成为今年唱片市场的新景观,估计今年富式各样的“一号”会应运而生。

唱片制作公司大有大的难处,于是北京各式各样细小族制作公司现在是“遍地英雄下夕烟”。“风行”、“三雄”、“大藏”,船小负担轻,船轻调头快,好像个个都挣了钱。眼下北京唱片制作业的特色颇与北京足球队老传统——“小、快、活”相一致。这种轻快型公司有的小到只有法人一个,有了项目再跟相关人员订“边缘合作合同”,可能也会在今年里传到各地去。还有一种新动向,是有能力的歌手“不结盟运动”。有些歌手比如杭天琪、蔡国庆是军人,无法与具体公司签约,也有些歌手考虑到签了公司,公司没有钱还要自己捣腾,一样自己弄钱再找个爹妈管着自己(又不管饭),那何必呢?于是也“不结盟”,找着钱自己找歌找制作人、企划人、经纪人,订“边缘合同”,自己当家做主人。这也是一个经验,会不胫而走。

不胫而走,走到哪里去?闯荡大上海。

前几年“流行乐中心”也有提到京穗沪的,但“沪”只是一个词缀儿。轰轰烈烈了两三年,上海正式签了约的歌手只有“中唱”的王炎和“音像”的一个叫“影子”的什么人。王炎总算出了三张专辑,好歹还挣了点钱;“影子”专辑早就做好了,该准备的早准备了,该付的钱早付了,用麻将俗语说:早上“听”了,就是“不和”,歌手约满了就满了,该不和还不和。不知道上海音像是嫌专辑做得滞后,宁可废了也不影响品牌;还是觉得专辑超前要束之高阁,待机而沽。反正歌手是给毁了。

前两年流行乐更多被称为南北之争,早年间南北主要是指“京派”、“海派”。后来流行乐方面上海被广州取代了,但上海人既不着恼,也不着急,只是默默地看着,并于小心冀冀地包装着小猫一只两只的签约歌手的同时,扎扎实实地搞自己的出版发行。结果在全面不景气的情况下,上海“中唱”、“音像”、“声像”三家大唱片公司成了探花、榜眼、状元。盒带发行量都上了千万。在精明的上海发行商的眼里,发行金额1.2亿,实收0.8亿也不是好事,因为他们除了追求高额外,还追求90%、95%的高回款率,这样才踏踏实实挣着了钱。上海发行商挣着了钱,看到能耐大钞票少的制作商还搭手帮一把,去年“中唱”就预付“鸿钛”几万元帮助做好了“轮回”专辑;“音像”还拍出几万,让臧天朔拍MTV。但上海人先投资的专辑都10万、20万地热卖,使圈内人不禁佩服起上海人的眼光来。

现在看来,今年乐坛形势不再会是“南北之争”,除了“南帝”、“北丐”,如今又出现个“东邪”,虽然还少个“西毒”、“中神通”,但今年的华山论剑应该超过往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