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冲突应对方式的现状及其在依恋类型与婚姻质量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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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文旨在调查中国夫妻的冲突应对方式现状，分析我国夫妻所使用的冲突应对方式对其婚姻质量的影响，并且验证冲突应对方式在依恋类型与婚姻质量间的中介作用。方法：以方便取样在全国范围内选取已婚个体909人，采用亲密关系体验/经历量表（ECR）、亲密关系冲突应对方式量表、Olson婚姻质量问卷（ENRICH）考察被试的成人依恋类型、冲突应对方式和婚姻质量，并采用频度分析、相关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和路径分析探讨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1） 45.8%的个体使用妥协的方法解决婚姻冲突，余下依次为回避、分离、控制、服从和行为反应。（2）妥协与婚姻质量呈正相关，控制等5种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呈负相关。（3）婚姻质量高的个体更多地使用妥协的方法解决冲突，婚姻质量低的个体更多地使用控制等余下5种应对方式解决冲突。（4）冲突应对方式在依恋类型与婚姻质量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依恋类型对婚姻质量有直接的预测作用，并且通过冲突应对方式对婚姻质量有间接的预测作用。结论：不同的冲突应对方式对个体的婚姻质量有不同的影响。冲突应对方式在影响婚姻质量的同时还受到依恋类型的作用。
【关键词】 冲突应对方式；依恋类型；婚姻质量；中介作用
1前言
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离婚率持续的居高不下，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夫妻婚姻质量的现状以及影响婚姻质量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婚龄、性格、经济收入、性生活等等[1-4]。渐渐的，研究者又将研究的重点从那些不可改变或很难改变的社会学因素转移到可以工作的夫妻互动因素上来，以便更好的指导实践，帮助中国夫妻提高婚姻质量、降低离婚率。而冲突解决就是夫妻互动因素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婚姻冲突在夫妻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是影响婚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5]。它既能使夫妻之间的关系恶化，也是亲密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Mackey等人认为不是冲突本身， 而是处理冲突的方式才是影响婚姻质量的关键[6]。国外关于婚姻冲突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研究内容广泛而且具有深度，涉及不同冲突应对方式对个体的婚姻质量、躯体健康以及子女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机制；不同的个体使用不同的冲突应对方式的原因以及影响因素；冲突应对方式与其他婚姻质量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其中，成人依恋类型对冲突应对方式的影响备受研究者的重视。国外学者研究发现个体的成人依恋类型可以影响其婚姻内处理冲突的行为，进而影响其婚姻生活：比如安全型个体比不安全个体更可能运用整合的策略，比矛盾型个体运用更多折中的策略；矛盾型被试比回避型被试更可能会强迫他们的恋人；冷漠型通常会采用一种比较消极的策略[7] ；回避型男性会做出回避冲突的行为，有利于婚姻的长期稳定，但并不有利于幸福[8] 。
而我国有关婚姻冲突的研究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左右才开始起步。在这20年时间里，国内学者主要研究了婚姻冲突发生的领域、冲突的话题、诱因、发生的频率[9]等较为笼统、浅层的内容，尚没有涉及具体的夫妻处理冲突的行为分析、冲突产生的深层原因等。但即使如此，我国学者也得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与国外一致的研究结论。杨阿丽和方晓义在研究中国人的婚姻冲突、应对策略以及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中就发现，夫妻一方对冲突的建设性应对对婚姻质量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10]。而贾黎斋等人研究发现积极的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呈正相关、消极的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呈负相关[11]。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在夫妻冲突应对的行为分析、具体的冲突应对方式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以及冲突应对方式与成人依恋类型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因此，本研究旨在调查中国夫妻的冲突应对方式现状、分析我国夫妻所使用的冲突应对方式对其婚姻质量的影响，并且验证冲突应对方式在依恋类型与婚姻质量间的中介作用。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国家科技部健康婚姻家庭教育的培训课程为依托，在北京、河北、河南、山东、陕西、新疆、四川、广东等省市选取健康的已婚男女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1100份，收回问卷966份，剔除填写不认真、连选、雷同试卷，得到有效问卷909份，问卷有效率为93.8%。其中男性357人，女性535人，17人资料缺失；年龄为18～66岁，平均（37.33±8.1）岁，婚龄为0～47年，平均（12.05±8.5）岁
2.2测量工具
2.2.1亲密关系体验/经历量表（ECR）[12]由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两个因子构成，每个因子各包含18个条目。研究者依据两个因子的得分高低可以转换成四种依恋类型： 安全型、迷恋型、冷漠型和恐惧型。本研究选用的是李同归与加藤和生在2006年修订的中文版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两个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 82和0.77，重测信度分别为0.71和0.72，构想效度及校标效度的各项指标均达到显著性。
2.2.2亲密关系冲突应对方式量表[13]英文版量表由妥协、控制、服从、分离、回避和行为反应6个因子构成，各因子的Cronbach a为0.82～0.95，重测信度为0.70～0.85。该量表在使用时，计算各因子的因子分，即因子各条目得分之和除以本因子的条目数，然后通过比较各因子的因子分来确定被试通常使用的冲突应对方式是什么。因为该量表之前没有被引入国内，因此在进行本研究之前，研究者首先在667名被试的样本中对该量表的中文版进行修订和检验。结果显示，中文版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04～0.872；分半信度系数为0.613～0.808，重测信度系数为0.611～0.672，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适合中国夫妻使用。
2.2.3 Olson婚姻质量问卷（ENRICH）共包含124个条目，分为12个因子及婚姻质量总分。总分反映被试总的婚姻质量状况，各个因子侧重反映婚姻的某一方面情况。采用5级计分，评价题目是否符合自身情况，回答从“确实是这样”到“确实不是这样”。ENRICH很早就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国内研究表明该问卷适合中国使用，而且可以根据研究需要选用某一个或几个因子[14]。中文版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6，分半信度系数为0.904[15]，内部一致性平均相关系数为0.74，重测信度为0.87，对婚姻满意与否的判别效度为85%～90%[14]。本研究选取其中的婚姻满意度、性格相融性、夫妻交流、角色平等性等4个分量表作为婚姻质量的评价标准。
2.3统计分析
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全部资料进行频度分析、相关分析、显著性检验以及方差分析等等研究中国夫妻冲突应对方式的使用现状及其对婚姻质量的影响，采用Amos7进行路径分析研究冲突应对方式在依恋类型、夫妻归因与婚姻质量间的中介作用。所采用的统计分析均选择α=0.01作为检验水平，概率值均表示双侧概率。
3研究结果
3.1夫妻冲突应对方式的现状分析
根据亲密关系冲突应对方式量表的使用方法，计算6个因子的因子分（该因子下各条目得分之和除以本因子的条目数），比较各因子的因子分，得分最高者即为该被试惯常使用的冲突应对方式。对本研究样本的冲突应对方式做频数统计，得到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使用妥协的被试人数最多，占总样本量的45.8%，余下依次为回避、分离、控制、服从和行为反应。
表1中国夫妻冲突应对方式的使用现状冲突应对方式频率百分比妥协41645.8控制11012.1回避15917.5分离12814.1服从606.6行为反应364.0合计909100.0
3.2冲突应对方式对婚姻质量的影响
将亲密关系冲突应对方式量表的6个因子分别与OLSON婚姻质量问卷的4个分量表及总分做Pearson相关。结果发现6种冲突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总分在0.01的水平上相关显著，其中妥协与其呈正相关，其他5种冲突应对方式均呈负相关；而对于婚姻质量的4个分量表，除妥协与角色平等性、回避与婚姻满意度外，6种冲突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的分量表均呈显著相关，具体数值见表2。
以被试的冲突应对方式为自变量，婚姻质量的分量表分及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发现采用不同的冲突应对方式的被试，在婚姻满意度、性格相融性、夫妻交流、角色平等性和婚姻质量总分的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进一步的事后检验发现，采用妥协来解决婚姻冲突的被试，其婚姻质量的各维度及总分要显著高于采用其他冲突应对方式的被试。见表3。
表3不同冲突应对方式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变异来源SSDFMSFSig（two-tailed）事后检验婚姻满意度99.375519.87546.262.0001>2、3、4、5、6性格相融性41.48558.29720.692.0001>2、3、4、5、6夫妻交流56.499511.30036.864.0001>2、3、4、5、6角色平等性22.35654.47110.214.0001>2、3、4、5、6婚姻质量776.5465155.30946.232.0001>2、3、4、5、6注：1代表妥协，2代表控制，3代表回避，4代表分离，5代表服从，6代表行为反应
接下来，为了进一步分析婚姻质量不同的个体是否使用了不同的冲突应对方式，研究者将婚姻质量的总分从高到低排列，选取婚姻质量得分最高的27%和最低的27%为高婚姻质量组和低婚姻质量组。对两组被试6种冲突应对方式的因子分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发现6种冲突应对方式均在α=0.01达到显著性水平。见表4。
表4婚姻质量不同对冲突应对方式的影响冲突应对方式婚姻质量NMSDTSig（two-tailed）妥协高2564.047.67210.281.000低2443.393.749控制高2562.561.817-10.047.000低2443.280.783回避高2563.265.899-4.495.000低2443.591.718分离高2562.717.980-8.081.000低2443.365.811服从高2562.387.982-7.160.000低2443.1431.357行为反应高2561.698.608-20.882.000低2443.057.825
3.3冲突应对方式在依恋类型与婚姻质量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为了检验冲突应对方式在依恋类型与婚姻质量间的中介作用，使用AMOS7.0 软件，以冲突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以依恋类型为自变量，以婚姻质量为因变量建立结构方程，考察模型的拟合程度。图1显示了所研究变量间关系模式的验证结果，各项拟合指标分别为χ2/df=6.53，P
图1冲突应对方式在依恋类型与婚姻质量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在图1中，依恋类型和婚姻质量存在直接联系，直接效应为-0.677（P
4讨论
冲突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的相关分析结果说明，妥协与婚姻质量呈正相关，控制等其余5种冲突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呈负相关。方差分析以及事后检验显示，使用6种冲突应对方式的个体，在婚姻质量上的得分差异显著；其中使用了妥协这一冲突应对方式解决婚姻冲突的个体，其婚姻质量要显著高于使用其他5种冲突应对方式的个体，而采用其他5种冲突应对方式的个体，他们之间的婚姻质量没有显著不同。随后，研究者检验了高婚姻质量组与低婚姻质量组在处理婚姻质量过程中，所使用冲突应对方式是否有不同，结果发现婚姻质量不同的个体在6种冲突应对方式上的得分均达到显著不同。而且与婚姻质量低的个体相比，婚姻质量高的个体妥协的得分更高、控制等其余5种冲突应对方式的得分更低，说明婚姻质量高的个体更多的采用妥协这一冲突应对方式、而更少使用控制等冲突应对方式。
综合上述三项统计分析的结果，证明妥协对婚姻质量有正向的积极作用，可以促进婚姻质量的提高，属于积极的冲突应对方式，这一结果与国外的研究结果一致[16]；而控制、服从、回避、分离和行为反应对婚姻质量有负向的消极作用，有碍于婚姻质量的提高，均属于消极的冲突应对方式，与国外的研究结果有所差异。首先，控制、服从和行为反应对婚姻质量的消极作用，与国外的研究结果相一致[13]：强制性的要求对方顺从自己或者顺从对方、指责、甚至暴力等应对方式关上了夫妻之间沟通的大门，使夫妻无法了解对方的想法、观点和感受，无法找到有效解决冲突的办法，就必然不可能提高婚姻质量。国内外学者关于回避对婚姻质量的作用有不同的认识[10，17]， 但越来越倾向于回避对婚姻质量起着消极影响[16，18]。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回避对于中国夫妻的婚姻质量有消极的破坏作用：回避不仅使个体失去了与对方公开讨论冲突的机会，不知道对方的观点和想法从而无法了解自己对于冲突问题和对方行为的理解是否正确；而且回避冲突的个体不可能积极地想办法去解决冲突，也不可能向外界寻求社会支持和帮助，对于冲突的解决本身没有任何帮助。最后，本研究发现分离对婚姻质量有不良影响，这一结果与国外的研究不同[13]：国外学者认为夫妻在冲突当时分开一段时间，各自冷静思考，然后再回来讨论解决冲突，不仅可以防止冲突升级，而且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冲突问题和对方行为，从而有利于冲突的解决。而研究者通过在研究过程中对中国夫妻的访谈发现，中国夫妻对分离的理解更类似于冷战，在冲突当时分开后，不会再回来讨论解决冲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解决，与回避的情况类同，因此对婚姻质量必然起到不良影响。
对中国夫妻冲突应对方式的现状分析发现，妥协的使用频率最高，接近一半的个体（45.8%）主要采用妥协这种积极的应对方法来解决婚姻冲突；而消极应对方式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回避，占17.1%，要远远低于妥协，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夫妻的婚姻质量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么差，属于低质量、出于其他原因而保持的高稳定[19]。但是若将各种冲突应对方式划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类来综合分析的话，可以看到积极应对方式（妥协）与消极应对方式（控制、服从、回避、分离和行为反应）的频率比约为1∶1，且略低于消极的应对方式。根据上述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改善婚姻质量、消极的应对方式影响婚姻质量的研究结果，推断我国夫妻的婚姻质量属于中等水平。这一点可以由周小花等人的研究得到证实：我国大部分居民的婚姻满意度处于一般和比较满意水平：不满意的少，很满意的也少[3]。
冲突应对方式不仅作为单一因素影响婚姻质量，而且可以作为其他因素的中介变量对婚姻质量起作用。图1为冲突应对方式作为依恋类型与婚姻质量的中介变量的路径分析图。首先，图1中清楚显示出，成人依恋类型对婚姻质量有直接的负向作用，即依恋类型直接指向婚姻质量的单向箭头上的路径系数显著，且为-0.68。此结果与以往国内外的研究结果一致[20，21]，与安全依恋的个体相比，不安全依恋个体的婚姻质量较低、婚姻持续时间较短。其次，图中依恋类型到冲突应对方式的路径系数显著、冲突应对方式到婚姻质量的路径系数也显著，说明依恋类型除了直接影响个体的婚姻质量外，还可以通过影响个体解决冲突的方式来间接的影响其婚姻质量。又因为以上三条路径均显著，根据温忠麟老师的理论[22]，冲突应对方式在依恋类型与婚姻质量间起着部分中介效应。
依恋类型到冲突应对方式的路径系数为0.95，即依恋类型可以解释冲突应对方式95%的变异，而且系数为正，说明不安全的依恋类型——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不信任、回避等导致个体更多地采用消极的冲突应对方式来解决婚姻冲突。冲突应对方式到婚姻质量的路径系数为-0.59；又因为图1中的消极应对方式与冲突应对方式之间的路径系数固定为1，即冲突应对方式代表着消极应对方式的变化方向，说明消极的应对方式对婚姻质量有负向的预测作用；而冲突应对方式到积极的应对方式的路径系数为-0.60，说明与消极应对方式的作用方向相反，即积极的应对方式对婚姻质量有正向的预测作用。而且，依恋类型对婚姻质量的间接效应为0.95×-0.59=-0.559，要低于其对婚姻质量的直接效应-0.68，说明个体的成人依恋类型对其婚姻质量的影响还是直接作用为主，以影响冲突应对方式来间接的影响婚姻质量为辅。
另外，图1还显示出依恋类型及冲突应对方式对婚姻质量具体方面的预测作用的大小。比较婚姻质量各因子与婚姻质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可以发现夫妻交流（1.00）>婚姻满意度（0.97）>性格相容性（0.92）>角色平等性（0.49），说明依恋类型及冲突应对方式对夫妻交流的预测作用最大，其次为婚姻满意度和性格相容性，预测作用最小的是角色平等性。
5结论
中国夫妻在解决婚姻冲突时，所使用的积极应对方式与消极应对方式的频率基本相等，其中妥协的使用率最高，并且对婚姻质量有积极作用。除妥协之外的控制等其余5种冲突应对方式的使用率远远低于妥协的使用率，而且对婚姻质量均起着消极作用。冲突应对方式除了作为自变量对婚姻质量有影响外，同时还受到依恋类型的影响，即依恋类型可以通过冲突应对方式间接影响夫妻的婚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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