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减大城市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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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越大，收入差距越大。政府应注重以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缩小居民的实际福利差距。

当前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要小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小于全国居民总体上的收入差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正日益扩大，且速度快于农村居民以及全国总体上的收入差距。同时，由于城市人口密度较高，日益扩大的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给城市的和谐发展带来的风险不可小视。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居民占总人口比重越来越高，大城市成为人口聚集地，人口密度尤其高，其收入差距的水平和变动趋势有其特殊性。 重视常住人口收入差距

看中国大城市的问题，要有国际视野。大城市的经济结构，以及在一个国家中大城市作为人才聚集地的特殊性，其收入差距的水平通常也较高。

大城市通常是一个国家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地，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大城市的产业必须代表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在当今世界，人才的竞争趋于“白热化”，为了吸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就需要支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报酬。

在另一端，低技能的劳动力也往大城市集聚。越是劳动生产率高的地方，越需要低技能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为高技能劳动力提供服务支持，同时，高技能劳动力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支付能力购买各种消费型的服务，产生大量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共同向大城市集聚，加上高技能劳动者内部收入差距巨大，将使得大城市的收入差距高于中小城市。总体上说，在中国，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 均等化政策应以常住人口为目标

在大城市收入差距扩大几乎成为定局的条件下，不应简单干预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居民收入水平，对于通过政策干预来直接调控收入差距要谨慎。长效政策是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缩小居民的实际福利差距，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

以上海为例，教育能提高收入，而上海居民之间教育水平的差距较大，家庭成员所拥有的教育水平是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因此，促进居民之间教育水平的均等化，是从根本上缓解收入差距的可以有所作为的政策。

但也应看到，即使所有家庭都接受技校、高中和大学教育，也并不意味着城市的收入差距一定会缩小。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反而可能使收入差距更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要先保证收入差距是在公正的市场经济规则下产生的，其次才是动用二次分配政策对于收入差距进行调整。

在此之前，是让居民能平等地享受教育权利。在大城市，居民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往往是与其居住地挂钩的，因此，在空间上促进教育资源的适度均衡分布，就是一项特别重要的政策。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学校的数量和质量是基于周边社区的物业税，房子贵则物业税高，社区的居民就可以开好学校，请好老师，因此，教育资源能更灵活地跟着人口“迁移”。

但在中国城市，中小学教育财政主要是由区县一级财力决定的，因此教育资源空间布局的合理化就要求市一级政府动用行政手段来做均衡发展的规划。如果未来的城市收入分配政策仍将目标仅限于户籍人口，那么在户籍人口内部缩小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可能带来户籍人口与非户籍常住人口间更大的差距。这种与户籍相关的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具有“起点不公平”的性质，不利于增进社会和谐。

在大城市，均等化政策覆盖常住人口是迟早的事。由于外来的常住人口多集中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的城郊，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匀问题将更为突出。以2011年上海为例，如果以常住人口作为分母来看人均普通中学数量、人均教职员工数或人均教师数，上海市各区（县）的中学发展非常不平衡，人均指标排名前两位的静安区和黄浦区是排名后两位的松江区和青浦区的2倍至3倍。

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是大势所趋，如果不认清这个大势，不尽早对教育的空间布局调整采取前瞻性政策，等到未来有更多外来常住人口要在本地获取中小学教育的时候，城郊教育资源供给不足问题会更加突出，不利于居民享受相对平等的教育资源获取权。 从调整产业结构入手

大城市的收入分配还与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有关系。照理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越快，投资回报越高，资金需求就越大，这样资金的价格（即利率）便更高。而在中国，与快速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正规金融部门的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减通胀率）却长期偏低。相比之下，在民间信贷市场上高达10%-20%的年化利率却更能反映资金供求之间的关系，即使扣除通胀率也仍远高于正规金融的实际利率。

长期的低利率鼓励了投资，尤其是鼓励了能从正规金融部门获得贷款的国有企业、大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从不同经济部门的关系来说，低利率更有利于工业，而不鼓励资金投向服务业，因为服务业相对来说使用资本较少，而且服务业缺乏抵押品，更难从正规金融部门得到贷款支持。

经济发展超常规地靠投资来趋动，使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所获得的份额也处于上升趋势，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则持续了十多年的下降趋势。目前中国大约40%左右的劳动收入占比已经是全世界最低的，而其他国家的这一比率大多处于50%-80%之间，这就使得中国的老百姓普遍感觉自己的收入增长慢于人均GDP增长速度。

中国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占比，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滞后。再以上海为例，与全国水平相比，上海的劳动收入占比更低，这与上海的经济结构有关。世界上的国际大都市集聚了先进的生产型服务业，也将拉动对于消费业的需求，其经济结构应更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才对。

在上海，制造业仍占有相当高的比重，上海的工业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相对来说，经济增长方式更有资本趋动的特征。2012年，上海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为60%，在国际比较的视野里，这一比重远低于同样位于亚洲的新加坡和东京。其中，更有益于创造就业和提升劳动收入占比的生活业发展也相对滞后，其占服务产出的比重也远低于新加坡和东京的水平。

劳动收入占比偏低与中国处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不无联系，但经济结构出现扭曲也与低利率和鼓励投资的政策干预有关，去除这些扭曲，调整产业结构才是让经济增长惠及百姓的正解。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