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培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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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文章认为应以社会资本为纽带，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资本培育中的关键作用，从而构建全新的综合经济发展体系，形成竞争、命令与合作为一体的经济治理模式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存在于社会结构关系中，通章表现为声誉、信任关系以及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社会因素。这里所指的社会资本，既不是民营资本，也不是整个社会上分布的资本，而是一种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出现后的又一种重要的资本形式。而用经济学的视角审视社会资本的概念扩大了资本研究的范畴，从而把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有机联系起来，突破了传统经济学把政府与市场截然分开的做法，进一步深化了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认识。
政府在社会资本培育中的角色定位
作为公共财产的社会资本在其培育与投资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公共角色，但是这种公共角色究竟由谁来担当向来说法不一。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非国家主义”和“国家主义”，前者认为国家培育的社会资本不但对经济的发展微乎其微，而且还可能破坏社会资本；后者认为国家和社会是正和博弈。两者争议的焦点是社会资本的培育主体是否可以由政府来充当。目前的研究常常忽视了政府在社会资本培育中的重要责任，市民社会对社会资本的培育受到广泛重视就是鲜明的例子。因此有学者呼吁，应该重视国家机关与社会资本关系的研究。事实上，正式的国家制度为社会资本的培育营造了良好的生存空间，政府与其他的社会自发团体是一种共生协同的关系，有效的国家制度提供了公民广泛参与的有利的氛围，同时公权力的参与又赢得了普通公民的信任以及网络的稳定与发展，并把这些规范和网络应用于发展目标。
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政府对社会资本培育的影响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就积极的方面而言，奥斯特罗姆认为：“大规模的政府机构能够通过公民设法解决协作或集体行动问题，或使之变得更为困难而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当必要的政府行为领域之外的相当自组织空间被授权时，它们就会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脱离政府机构的治理与管理，社会资本的维持或创新必然举步维艰。因此，政府治理与管理的社会资本的方式，将社会资本引入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轨道是政府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
政府不仅在区域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建设中也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然而，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在社会资本的投资与积累过程中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政府应该从信息公开、行为透明、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以及接受公众的有效监督等方面提高自身的公信力。通过扩大公民的知情权与参与权，构建服务型政府。此外，政府在建设社会公共信用体系中扮演难以取替的重要角色。政府应通过加强制度供给，营造诚信环境，尤其要在维护好市场环境和保证市场良好运行秩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产业集群化发展与社会资本培育
现今，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已经是产业的集群化发展。产业集群发展的资本决定因素不仅包括技术资本、知识资本（物质资本），而且还包括社会资本。其中，社会资本对产业集群发展壮大以及竞争能力的提升起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是双重的，它既能降低集群运行的交易成本，加速知识的积累和技术创新，提升资源的价值判断，实现资源在集群内的最佳配置，同时也可能产生制约集群规模、聚集速度和复制扩展等消极影响。因此，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积极影响，规避风险，才有益于集群的发展。反过来，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也必将有利于社会资本在整个区域内的高速积累。
培育集群社会资本，既可以从集群内企业积累社会资本，又可以通过集群内外的资源交换和相互学习获得，同时还可以源自政府的积极推动。就集群内部而言，推动社会资本的提升，可以通过建立群内企业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在成文或不成文规范的规约下，企业间交流合作逐步增加，在中介机构的推动下相互信任；从集群之间的关系看，可以借助全球化的网络体系，集群融入其中，以网络为平台与其他集群相互交流学习，努力攀升高端价值链。集群要敢于以开放的胸襟融入更大更广的全球价值网络中，从而避免集群发展中的技术掣肘、资本掣肘，进而不断发展创新。从政府层面来看，政府应该担当起培育社会资本的公共角色，大力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创设诚信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立法，发展中介组织，利用各种政策手段提高集群信任度。
创新发展与社会资本培育
区域发展的强劲动力是创新，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区域创新。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都证明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而成功的技术创新无疑也会进一步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区域文化是区域社会资本的重要基础，良好的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加速器”。政府应该全力营造创新、信用、合作、开放的区域文化，着力培育创新、创业精神，鼓励和引导诚信合作的人文环境。同时，要完善各种网络体系建设。目前，在技术创新体系中，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互相合作的社会信任网络还没有真正形成，社会资本环境下的共同利益合作体也远未形成。为此，在产学研的密切合作中，政府要明确定位，采取必要的引导和激励措施，建设一个伙伴关系的社会资本网络。各种社会关系网络承载着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自组织系统是社会资本积累的细胞，应从此构建积累基础。
在各类参与创新的组织合作方面，政府要营造横向交流的环境，大力提倡横向联合，鼓励各种社会中介机构的建立，允许各种行业协会、商会组成等，加强对商会、行会的扶持与引导。在创新中必须重新理顺政府部门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在资源互相依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由单纯的直接管理向多手段的间接调控转变，由纯粹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向引导―合作―伙伴的平等关系转变，由一元的行政管理方式向有民间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关系转变。为了跟随技术创新的发展步伐，创新的机制应不断更新，需要及时建立新规则来填补以前未建立的规则空白。
区域合作与社会资本培育
区域合作是区域经济发展自身的扩展性和竞合特征的要求。社会资本是否丰裕直接关系着区域合作进程的快慢。从合作范围来看，区域合作大致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省内的区域合作，如辽宁的沈阳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城市间的区域合作；第二层面是国内的区域合作，如环渤海经济圈的构建；第三层面则是全球角度的区域合作。
各级政府对这些区域合作都高度重视，纷纷签署了合作协议、积极搭建了政策框架，但区域一体化程度并不高、合作也并不顺利。区域合作中仍存在很多障碍，这些障碍绝大多数都是由于忽视区域社会资本的培育而造成的。因此，应该把深化区域合作的过程与社会资本不断投资和积累的过程结合起来。除了政府主导的行政层面的区域合作与协调之外，还必须充分考虑社会资本因素的价值，如各行政区之间互惠互补的竞争合作意识的加强、区域合作制度的健全、区域合作网络的构建、区域文化认同的增强、区域信用体系的建立等。特别要重视各种跨区域的非政府组织的组建，搭建各种半官方和民间平台，聘请有关专家组成咨询委员，集中民智民力，营造良好的非正式制度氛围。在全球化的合作层面，特别要重视文化纽带的重要意义，积极促进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增强民间互信，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搭建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
社会资本培育方式与区域经济发展
目前，我国正处在关键的社会转型期，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的确在资本积累和促进人员流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由于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存在着局部过密，或过度与政治权力相联系，往往会对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如企业特别是个别私营企业的家族化管理，既不利于现代信用机制的建立，又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企业规模的扩大，现代企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建立；在农村中，家族势力的影响与复苏，不仅严重影响了公民意识和民主参与精神的有效形成，而且也制约了农村民主化进程。
创新社会资本的培育方式，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做好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有效发挥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科学改造和培育现有社会资本。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既是一种兼容诸子百家的文化形态，又是一种不断与外来文化撞击、冲突、交流和整合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形态。然而就经济文化而言，它既是一种具有生活能力、保持伦理与道德的秩序文化，又是一种依存于科学与技术的发达的进步文化，存活于社会秩序之间。因此，只有将本土的伦理道德与外来的科学技术整合在一起，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当中，需要创设良好的法治秩序。我国传统的社会制度不是构建这一秩序的障碍，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建立的、植根于深厚道德基础的法治秩序才是市场经济需要的法治秩序。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理应成为法治的弥补，而在非正式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正式制度，才能促进市场主体的有效运作，理顺人们之间极其复杂的交易关系。因此，从传统社会资本中挖掘有价值的因素，进一步检讨和发展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在此基础上为构建全新的社会资本优势，无疑将发挥意义深远的作用。
第二，积极利用制度创新，加速社会资本培育。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是一个极其缓慢而又渐进的过程，一方面，政府对非正式制度的投资应该主动、积极、有效，发挥其主体作用。其中包括投资于意识形态教育。科尔曼曾经指出“就有目的的行动而言，许多社会资本具有的公共物品特征是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资本最基本的差别。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以及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因此，人们尽力创立这种资本。但是，创立社会资本的行动往往为行动者之外的人带来利益，因而，创立社会资本成为不符合行动者利益的行动”。必须依靠政府的有效介入，由政府主动提供并维护有效的社会资本。
另一方面，就目前我国市场经济正在形成和不断完善的特殊背景而言，特别需要政治权力积极、有效和合法地介入，以此构建全新的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培育创设合适的制度环境。政治权力的有效参与，不仅赋予了新生社会关系的法律地位，而且为其创设了稳定的制度背景和有效的制度激励，与社会资本相得益彰，并可以运用法律手段和制度机制调节不同社会资本之间的冲突或矛盾。政治权力还可以借助自己的合法地位建构总体的社会资本。应该适度减少对区域经济体系内部自发社会经济秩序的管制、控制和压制，营造宽松与扩展的制度环境。政府应该促进公民社会的培育，在落实公民权利的前提下，切实维护公民权利，积极塑造公民意识和有效培育公民精神。只有有效结合传统非正式制度和社会资本各自的优势，通过积极创造和培育新的资本优势和制度优势，才能实现有效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综上所述，通过社会资本理论分析可认识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不相容关系。无论政府、市场还是社会资本，它们都是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本身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资本三者的积极作用，以社会资本为纽带构建全新的综合性经济发展体系，进而形成集竞争、命令与合作为一体的经济治理模式，以此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资本培育过程中的关键在于明确培育的主体及其主攻方向。在社会资本的培育中，政府无论是在产业集群化发展中，还是在区域合作中，或是在创新发展中都扮演着推动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要角色。
参考文献：
1.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社会资本：流行的狂热抑或基本的概念?[J].新华文摘，2003（7）
2.苗月霞.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理论脉络与争辩[J].江苏社会科学，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