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中“城市外来者”身份认同危机的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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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由农村进入城市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文学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切。本文采取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身份认同理论，采取社会语境分析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新时期以来文学文本中的城市外来者的身份认同危机原因进行分析，探求在社会转型期多元文化的碰撞下，城市外来者精神焦虑和心理的艰难蜕变，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和文化问题进行反思。
关键词： 城市外来者 身份认同 转变 城乡意识形态 价值观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了脚步，而城市化是现代化中重要的一方面。城市容纳了越来越多的现代文明的因子，逐渐呈现出与仍处在前现代文明的乡村不同的面貌。乡村也不再是希望的田野，成为了农民为了生存而挣扎的生死场。于是农民们怀着美好的向往离开“日出而作”的故乡进城求学、经商、打工。他们的迁移不仅是一种物理空间上的转移，更是从一种文明层次进入另一种文明层次，新的生活环境，新的社会关系，乃至新的思维方式和观念都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一种缺乏文化归属的漂泊之感是他们共同的生命体验，身份认同的危机是他们共同的遭遇。
一、身份转变的诉求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农民和土地的联系是天然的。农民依靠土地而生存，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是历代农民最大心愿。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虽然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在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农民已经无法再依靠土地来摆脱贫穷，甚至都无法再满足生存的需求，相比之下，城市发展越来越快。于是农村与城市一个越来越破败，黯淡无光，一个则越来越富足，熠熠生辉。“在今天商品化经济时代，谁不说俺家乡好已成为一个随风而逝的古老的童话，农村不仅意味着贫穷，还代表着老土，贫穷重新成为一种耻辱和罪恶。”①农耕文明的风景线已经失去了它昔日的诗意和魅力。
刘醒龙在《黄昏放牛》中向我们展示了农村在商品经济时代中的尴尬。在城里带孙子的劳模胡长生本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在阔别家乡五年之后他迫不及待地回到家时才惊异地发现，原来熟悉的故乡，熟悉的乡情都已经变了模样。曾经被视为农民的本分的捡粪，已经再无人问津，老实本分的种地换来的除了向政府的欠款，别无其他。德全一家的生计还是得靠外出打工的儿子。《大嫂谣》中的大嫂，她在村里如此辛勤的劳作，却依然换不回儿子的学杂费，已经快50岁的大嫂被逼无奈只能只身前往深圳打工。
当土地再也无法为农民换来财富和生产的资本，当农民这一身份再也无法给人带来荣耀，只能象征着贫穷和落后的时候，人们的目光自然投向了另外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毕竟在那里，农民可以获得比在农村更高的收入。就像在刘庆邦的《家园何处》中道出的外出打工的人们那令人心酸的事实：“就是在城里要饭，也比在家里死啃二亩地强。农村的人谁舍得自己买一只烧鸡啃？谁穿过皮鞋？这些，在城里都可以捡到，而且烧鸡绝对是整只的，味道特别好；皮鞋起码有八成新，怎么也找不到一点破的地方。”
如果说农村的败落是农民进入城市的推力，那么城市的现代文明就是农民进城的巨大引力，这两股力量的合力使农民义无反顾地踏上进城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急速发展，城市现代文明的讯号通过影像等快捷方式传送到依然处在前现代文明的乡村，城市五光十色的现代文明对农民们的诱惑更是巨大的。对更高文明层次的追求与向往是人类最为本质的天性，对于在破败、落后、贫穷的前现代乡村世界挣扎的人来说，城市成为了可以改变自己生命形式的存在，那种新的生命形式是令人欣羡的。
李铁的《城市里的庄稼》中的崔喜狂热地向往城市，她不辞劳苦揽下给弟弟送东西的差事，实际上只是为了能得闲看到几个城里人，“崔喜从没去过真正的城市，但从那条汩汩流动的河水里她看见了城市，看见了天堂一样的生活。”②崔喜也是因为对城市的向往和强烈认同感才不顾一切地要嫁给城市男人宝东，才尽力维护自己并不幸福的婚姻。
高考落榜的明惠（《明惠的圣诞》）失掉了去城里读大学的机会，却义无反顾的进城做了洗脚妹，就是因为她渴望做一个城市人；来泰（《北京候鸟》）历经千辛万苦，目的就是能在北京有一个家，将在农村的妻子儿女一起接来；农村姑娘小白（《二的》）幻想通过婚姻这条途径“永远逃离没有暖气、没有热水的噩梦般的老家，永远不必违心地和什么狗剩或者国豆搭帮过日子，去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生儿，而是鲤鱼跃龙门一样，从此过上体面的城市人生活”；③方圆（《发廊》）透过外出打工小姐妹的口红、眼影看到了城市的影子，听到了城市的召唤。
农村和城市在物质生活上的巨大差距成为了毋庸置疑的事实。“走向城市，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两种文明生活在精神层面的选择，而是已经成为人在物质生存状态中的必然选择”。④于是转变农民这一身份成为了农民在经济压力下的直接诉求。当乡村不再是希望的田野，“逃离”便成为新时期“城市外来者”文学的一个关键词，而城市空气中弥漫着的现代文明的气息引导着那些“逃离者”们一批又一批的来到这里。于是由“农民”身份转而成为“城市人”的身份便成为他们急切的诉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这一转变中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们的心灵在此过程中要经受漫长而痛苦的蜕变。
二、城乡意识形态的对峙
长期以来，在一般叙述中的经验传达和文学的想象中，农村人总是被贴上“愚昧”和“落后”的标签，是被启蒙的对象，而城市则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出现。“乡愚”几乎成为在城乡关系交涉中人们一种共有的意识，并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深入人心，这严重阻碍了城里人和城市外来者的交融和理解，成为城市外来者身份认同产生危机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泰勒曾经强调：“我对我的同一性的发现，并不意味着是我独自做出的，而是我通过与他人的、部分公开、部分隐藏在心的对话实现的。我自己的同一性根本上依赖于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⑤也就是说身份认同这一过程必须得到“他者”的认可才可以解决，它必须依赖自我和他者在互动中的共同作用。有他者认可了自我身份，自我身份最终才能得到社会承认，成为社会身份，并由此获得相应的权利和利益。而由农村入城市的城市外来者因为在固有的不平等城乡关系的意识形态影响下无法得到城市这个他者的认可，也无法取得城市灵魂通行证的绿卡，也就无法最终完成自己的身份认同。
长期的“乡愚”意识经验与现实中农民的地位使“农民”这一形象定格在愚昧、肮脏、落后的字眼上，于是城里人可以理所当然地在农村人面前趾高气扬，占据绝对的心理优势，而农村人在城市人面前则充满了自卑，不自觉得矮人一截。张抗抗的《芝麻》中在城里人家里做保姆的郭芝麻道出了城市外来者普遍的心声：“出门在外，是个城里人就能训你。”而房东女主人丹妮，更是拥有了对芝麻训斥和批评的权力，她批评芝麻说：“跟你说了多少回，每天晚上剩下的饭菜都得倒掉，你这人可真是的，不是我说你，你也太农民了。”⑥有文化有素质的城市人丹妮只用“农民”这个词就完成对农村人郭芝麻的一种意蕴无限的讽刺，“农民”意味着什么，反正与进步，文明绝然不靠边。同样在范小青的《城乡简史》中有一对父子的对话也耐人寻味，王才对儿子说：“我告诉你，你乡下人，不懂就不要乱说啊”。因为是乡下人，所以你有权力不懂，也必须不懂。
城乡意识形态的对峙对城市外来者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更是深入骨髓的。“城市和乡村的巨大反差让他们为自己身上的泥土味感到自卑。而且这种基本的生存焦虑和自卑都会影响整个人格发展并会延续终身的。”⑦邵丽的《我的生活质量》中的王祁隆是大王庄所有人羡慕的对象，他出身农村，却一步步努力做到了市长。在别人看来王祁隆是一个成功者，他征服了那么多人，甚至征服了整个城市，但是他却无法征服自己“农民”身份的自卑，因为他永远无法割断自己与农村的血脉关系，那自卑只能与他一生如影随形。就是因为深入人们心中的城乡意识形态的对峙，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所以即使一个深受社会尊敬的优秀成功人士在内心深处也始终无法跨越城乡之间的那条鸿沟，无法最终实现身份由农村到城市的转化。如果说处于社会底层的城市外来者是因为自己极力想进入城市，努力与城市生活接轨并且自己认为已经成为一个城市人了，但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而造成的悲剧，那么王祁隆则相反，他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但是却始终得不到来自自我的认可。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都是在长期以来在城乡意识形态对峙的影响下造成的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的分裂，从而导致的个人身份认同的危机。
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人们已经习惯了以“出身”为标准来划分公民群体，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和个人素质的缺陷，在城市人的眼里，农民就成了隐性的贱民。当两个不同的群体生活在不同的场域的时候，他们相安无事，也不会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偏差，但是当大批的农民闯入城市，共同生活在一个场域的时候，这种关于城乡关系的集体无意识的偏见就会阻碍城乡人们之间的平等交融，城市外来者就会敏感的意识到自己身份地位的尴尬，以致无法顺利完成身份的认同。
三、城乡文明冲突下个人价值判断的游离
带着几千年农耕文明记忆的农民踏入具有现代文明的城市，感受到的不仅是生活方式的差异，更是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的不同。对于城市人来说，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以工作为主、注重娱乐的生活方式等等，这些发展性因素造成了城市人重利轻义、推崇消费、创新竞争、人情淡漠的群体文化特点。而在农村，土地是生存的基础条件，社会关系以人为中心、以家庭为基础，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呈现差序性分布，这就决定了农民群体价值取向是以维护小农经济和家庭、家族利益为目的，体现了重义轻利、崇尚节约、安分守己、人情味浓的群体文化特点。
两种不同的文化特性有时是那么难以调和，如果一味的以一方的伦理道德去要求另一方，带来的只能是悲剧。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就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城乡不同伦理价值观冲突下的悲剧。李四用乡村传统伦理道德去要求和约束已经具有城市理性思维的子女们，他最后只能悲哀地发现庄稼只能种在乡村大地上，种在城市里的庄稼就失去了根，也遗忘了曾经滋养他们的乡村伦理。小说的最后李四的子女们宁愿相信不会说话的身份证，认为父亲已经死了，也不愿意相信站在他们眼前拾破烂的活生生的人就是自己的父亲，更是入木三分地揭示出了城市的冷漠和可笑。就像在西安城拾破烂的刘高兴（《高兴》）道出的所有城市外来者的辛酸体验：“在清风镇可能是靠情字热乎着所有人，但在西安城里除了法律和金钱的维系，谁还信得过谁呢？”⑧
城乡两种文明导致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不同是毋庸置疑的了，熟悉了乡村生活经验的农民一朝进入城市，两种文化和价值观必然会发生碰撞，在碰撞之中产生思想的矛盾与价值判断的游离。就像孟繁华所说的“乡村的经验越多，在城里遭遇的问题就越多，从乡下到城里不仅是身体的空间挪移，同时也是乡村文化记忆不断被城市文化吞噬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乡村文化来说，应该是最为艰难和不适的”。⑨
李梓夫的《死谜》中的李小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机缘终于成为了一个城里人，还把师傅和未婚妻接了过来。李小毛虽然获得了城市人的身份，但与城市的价值体系格格不入。李小毛在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思维观念的冲突和两难中选择了死亡，就是因为一面是恩重如山的宁副县长以“重义轻利”的农耕文明理念赋予的施舍，一面是腐化堕落的城市文明现实。作为一个乡下人，他既不能违背的是礼教中的信义，又不能冒犯的是道德的天条。
在城乡文明夹缝中的城市外来者在不同的价值观面前犹疑、彷徨，这必然会导致他们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因为“所谓自我认同，是指将自己的价值选择，精神追求与某种更为有地位，有影响，可以包容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体系及文化相联系，并在这其中获得确认，从而得到心灵的慰藉”⑩，人们对于自己的身份归属问题的认识更多的体现在价值和价值取向上，因此它也是一个人归属于哪一身份的重要标准。因而一个人一旦失去恒定的道德评判标准时，就会使心灵失去依托，无所归依。由乡村到城市的城市外来者在价值取向上的犹疑和彷徨正是他们产生身份认同危机的重要原因。
《高老庄》中的高子路是从高老庄走出去的大教授，在城里也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他西装革履，说的是普通话，比城里人还城里人。尽管他努力地向现代文明看齐，却难以剔除他身上的农民性，而这主要就体现在他价值观的取向上。对于一场儿媳与公婆争夺儿子死亡赔偿金的纠纷，子路这样评判：“若按政策，人家是媳妇，该拿一笔钱的。”可是当子路听说了儿媳要改嫁时，便又改了口：“她要出门，她就不要分这五百元了，分了五百元，就得过了三周年，三年太长了，起码得过了周年。”{11}很难以想象这话是从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教授口里说出的，现代法律他不是不懂，而是在面对传统乡俗人情与现代法律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依然无法明确的给出一个答案。子路在城乡价值观之间的游离让他也产生了迷茫与困惑，发出了“我到底是谁？”的疑问，带着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他匆匆回到了城里，可是要真正实现身份建构的路依然漫长。
城市外来者带着乡村文化的记忆来到了另一种异质文化圈中，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取向之间，他们内心产生了迷茫与彷徨，既无法彻底忘掉传统乡村伦理又无法完全接受和适应现代文明的理性思维和价值观，于是只能在两种文明的冲突夹击下迷失自我。
注释：
①轩红芹.“向城求生”的现代化诉求.文学评论，2006（2）.
②李铁.城市里的一颗庄稼.十月，2004（4）.
③项小米.二的.人民文学，2005（3）.
④丁帆.文明冲突下的两难选择——论农民工生存境遇的两难选择.江海学刊，2005（6）.
⑤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49.
⑥张抗抗.芝麻.钟山，2003（5）.
⑦严海蓉.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读书，2005（7）.
⑧贾平凹.高兴.作家出版社，2007：273.
⑨孟繁华.‘到城里去’和“底层写作”.文艺争鸣，2006（7）.
⑩徐德明.小城叙述：乡下人进城与城乡伦理冲突.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5）.
{11}贾平凹.高老庄.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42.
参考文献：
[1]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3]阎嘉.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6（9）.
[4]轩红芹.“向城求生”的现代化诉求[J].文学评论，2006（2）.
[5]丁帆.文明冲突下的两难选择——论农民工生存境遇的两难选择.江海学刊，2005（6）.
[6]严海蓉.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读书，2005（7）.
[7]孟繁华.‘到城里去’和“底层写作”.文艺争鸣，2006（7）.
[8]徐德明.小城叙述：乡下人进城与城乡伦理冲突.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