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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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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论语》的定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有人把《论语》喻为“心灵鸡汤”、有人认为《论语》是研究先秦饮食文化的典范、有人判断《论语》具有丰富的美学意蕴……在此,笔者不揣浅陋,试从档案学的角度对《论语》进行定位,以见教于各位方家。

《论语》是中华古代文明的瑰宝,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崇高而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随着李泽厚《李泽厚论语今读》、傅佩荣《傅佩荣解读论语》、于丹《于丹〈论语〉心得》和苗雨《细读论语悟人生》等人及其作品对《论语》的重新解读,《论语》又重新引起大众的关注。

对《论语》的定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有人把《论语》喻为“心灵鸡汤”、有人认为《论语》是研究先秦饮食文化的典范、有人判断《论语》具有丰富的美学意蕴……在此,笔者不揣浅陋,试从档案学的角度对《论语》进行定位,以见教于各位方家。

从文体上看,《论语》是一部典型的语录体典范,绝大多数篇章的内容都离不开人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从档案学的角度来看,《论语》具有口述档案汇编的属性。如果说《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典型的档案文献汇编,那么,《论语》就是我国最早的口述档案汇编。

《论语》名称的来由,历来有四种影响较大的说法: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东汉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指出:“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之所欲说也。”

郑玄认为:论者,纶也,以此书可以经纶世务。

清代袁枚的释意是:论,读去声,议论也;语,语人也。①

相比之下,郑玄的说法未免带点功利主义色彩,刘熙和袁枚的说法完全局限于训诂,所以,班固的解释大体可信。

《论语》凡二十篇,前十篇称为《上论》,后十篇称为《下论》。每篇又分为若干章,也就是按内容的不同,分成若干段落。全书共计有492章。但是不同的版本,分章也有不同。全书本文15926字,连同标题共16018字。②

对于《论语》的汇编者,前人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今本是《论语》非写定于一时大约经过了几代人之手才最后编成。杨伯峻认为:“《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③

也就是通过以曾参门人为主的编纂力量的不懈努力和辛勤劳动,原本杂出于众手的原始记录和零散的档案片段被系统地编连起来,构成了一幅全面展示孔子教育观念、思想历程和政治抱负的连贯而完整的图画,这就是呈现在档案人眼前的《论语》。

细细翻阅《论语》,我们不难发现,除了第十篇《乡党》通篇记载孔子的日常容貌举止,并无只言片语之外,《论语》其余各篇均为孔子自语及其与学生、帝王、官宦对话的内容。而且,同一篇内会话内容、对象、空间、时间、地点多不连贯,呈现断裂、跳跃现象,其为档案片段拼接的痕迹非常明显。所以,可以断定的是,《论语》是一部古老的档案汇编。

“口述档案”最早以Archives Orals的法文名字出现在1984年国际档案理事会出版的《档案术语词典》的法文辞条中。在1988年第11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塞内加尔档案工作者萨利乌・姆贝伊首次以“口述档案”为题做报告。也有人认为,“口述档案”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在美国学术界崭露头角。④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逐渐展开对“口述档案”的讨论。其实,在“口述档案”这一名词正式在档案界登堂入室之前,我国早在远古时期就出现了口述档案。

众所周知,在文字出现以前,远古时期的人类是通过声音、语言和动作来传递信息的,他们将发生的事情以口相授,彼此相告,用以交流思想、表达感情,世代相传,逐渐形成口述档案。因此有了“十口相传为古”的说法。对于口述档案的诞生,梁启超曾经形象地描述到:“最初之史乌乎起?当人类之渐进而形成一族属或一部落地,其族部之长老……纵谈己身或其先代们经之恐怖,所演之武勇……则蟠镂于听众之脑中,湔拔不去,辗转作谈料,历数代而未已,其事迹遂取得史的性质。”⑤

我国远古时期的口述档案不少,多与神话传说相揉杂,如有巢氏架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结网捕鱼、神农氏种植五谷百草等。这些口碑档案在后来各种形式的著述中得到了引用,如庄子在《盗跖》中说:“神农之氏,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

但无论是对口述档案的记录、收集和整理,还是文学作品对口述档案的引用,长期处于分散、无序的状态,口述档案的价值仍未得到世人的充分认识。

2006年,曾有人撰文指出:“孔子虽然被书写文化奉为万世师表的大圣人,但其实他的身份却接近更加古老的口传文化的最后一个圣人。《论语》的口传文化价值在无形中被世人忽略了。”⑥他通过对《论语》开篇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的重新释读,指出这句话所真正蕴涵的口传文化被书写文明所遮蔽了。《论语》集语录体作品和档案汇编于一身的特点,足可印证它是一部古老的口述档案汇编。

《论语》编定于战国(公元前476年 ~ 前 221 年)初期,要判断其是否是我国最早的口述档案汇编,就要将它与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尚书》做一番比较。

我国档案界早已公认《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典型的档案文献汇编。因为,《尚书》是取材于记录王和大臣有关国家大事的档案而成的记言档案文献的汇编;《尚书》的前身是按朝代分编的历史档案汇编,囊括了虞、夏、商、周几个时代;《尚书》的文体大部分是古代帝王向臣下或民众发表的训令和向军队宣布的誓师词以及大臣向军望提出的建议和规劝,包括典、谟、训、诰、誓、命等几种文书种类。⑦显然,《尚书》不是口述档案汇编。

紧接着,如杨伯峻所说,《论语》于春秋末期始著笔,至战国初期成书,《论语》的成书时间与《尚书》的成书时间衔接得如此紧密,我们没理由不相信《论语》是我国最早的口述档案汇编。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