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彤禾:异乡人记录异乡人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张彤禾:异乡人记录异乡人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得超过数亿的农民工变成异乡人，他们如候鸟般迁徙，但不知所向何方。图为春运期间深圳火车站等待返乡的农民工。

4月9日晚上，张彤禾女士出现在北京单向街书店，为《打工女孩》简体版的出版做宣传。活动开始前，她被数台照相机围在书店一角。等摄影记者拍完，主持人还未上台，她就安静地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跟其他人一起等待。主持人介绍完毕，她才坐上面朝观众的嘉宾席，紧张地对观众笑了笑。

张彤禾似乎还没有完成从记者到作家的转变—她不是侃侃而谈的沙龙客。每次活动开场前，她都要念一段日记作为开场白。日记的主人是伍春明—《打工女孩》中的主角之一。她和另一位主角吕清敏都是在东莞打工的女工。2004年，张彤禾就任《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时，为了了解中国女工的生存状况，曾多次到东莞采访，伍春明和吕清敏就是她的采访对象。

张彤禾是美籍华人，如果不开口说话，没人会发现她是外国人。她的中文表达流畅，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因为忘记某个中文词汇而求助于英文。在讲座上，她认真又努力地用中文理解和回答每个问题。

其中也包括关于她丈夫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为何伟）的问题。何伟曾是《纽约客》驻中国记者，因《江城》、《寻路中国》而被中国读者熟知。当有人问到夫妇两人以后是否会合著一本书时，张彤禾吃惊地说：“当然不会，写作是个人的事。”

2007年，何伟与张彤禾离开中国回到美国，住在科罗拉多州。两人在家各占一个房间关门写作，何伟写《寻路中国》，张彤禾写《打工女孩》。说到这，张彤禾笑了笑，说：“我们住在美国乡村，却都在写着中国的故事，很奇妙。” 女工说，快乐和成功一样重要

设想这样一个情景：你正在使用的iPhone，它的制造者在组装完手机后，跳楼自杀了；你穿着的耐克运动鞋，它的制造者在闷热的流水线车间里每天工作14个小时，而每小时只能获得1美元的报酬。

这多少会让人不安。中国以密集且低廉的劳动力、弹性的工作时间迅速迎合世界市场的需求，成为世界级代工厂。远在美国的消费者和中国的劳动者们以这样不安的假设联系在一起。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中国的“血汗工厂”是西方人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媒体揭发工厂的阴暗面：“不人道”的工厂环境、监狱般的住宿条件、低廉得骇人的薪酬、军队式的管理方式、使用童工，以及缺席的加班工资和福利保障；另一方面，在西方消费市场中，印有Made in China的商品无处不在，不仅企业家从中牟利，消费者也享受便利。

但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促使西方媒体对大品牌，诸如苹果等公司施压，提出要求改善中国工人的劳动环境、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加班工资等诉求。张彤禾身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也是在面临如此困境时选择到东莞了解打工者的“悲惨生活”。同情，是她在未认识任何一个中国打工者时的心态，而在结识了东莞女工之后，她的态度发生了令自己惊讶的改变。 “她们聪明、幽默、活泼，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与外人所想的不同，赚取工资并不是她们最重要的目标。”

张彤禾在未赴东莞之前，曾担心与打工者的交流存在障碍。“要是花大量时间跟她们在一起很沉闷，她们也没什么跟我说的，怎么办？”尽管如此，她还是只身到了东莞。在结识伍春明和吕清敏后，她发现原来自己不了解工人。

她们并不只是被全球经济所盘剥的苦难人群，也不仅是流水线的螺丝钉，她们是活生生的人。张彤禾说：“她们聪明、幽默、活泼，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与外人所想的不同，赚取工资并不是她们最重要的目标。”

1993年，伍春明刚到东莞时，她的工资是100元一个月，但她的目标却不是赚更多钱。她在日记里严格要求自己：有太多事要做了，你要看书，要学会讲广东话。你学不好广东话就是笨猪，还不如别在东莞打工，回老家算了。

她们所希翼的不仅是赚钱，而是改变自我。张彤禾写道：“这个女孩刚来到城市时，目标都是物质的，想要一部新手机、一件新衣服，后来的梦想变成：‘想要做一个快乐的、成功的人’，这个成功不只是物质方面，比如如何养一个快乐的孩子。”

事实上，从张彤禾的观察中，吕清敏和伍春明确实通过打工获得了她们想要的转变。与诸多农村打工者一样，她们在繁重的劳动中积累财富，也从城市生活中获得知识。她们所积累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回农村，帮助父母改善生活环境，而她们留在城市，做好了跻身“中产阶级”的准备。

张彤禾曾在TED（在美国举行的集中世界上各领域优秀人物的非营利性会议）演讲中对苹果等大公司说：“如果真的想帮助这些女孩，那改变住宿条件是不够的，你需要提供一些培训课程，给她们提供真正想要的东西……如果不是聆听对方真实的心声，而是一厢情愿地可怜别人，这不光是不准确，而且还是不尊重人的（做法）。”

张彤禾得出结论：打工可以帮助农村人改变命运。因为打工打破了社会阶级流动壁垒，为农村人口向上流动到城市阶层提供通道。她的这一观点也招到诸多批评。在讲座现场有人提问：“你仍然同情你写的女工吗？”张彤禾想了想，说：“当然。” 大时代下的传奇人生

2004年，张彤禾决定写一本关于打工者的书时，她有其他地点可以选择，比如深圳。中国改革开放后，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吸引了许多外资企业来开设工厂。但她最终没有选择深圳，认为深圳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样板间”，并不能代表中国的全景。她将目光投向“丛林般”的东莞，而她在这里所经历的一切，也证明了她选择的正确。

在张彤禾眼中，东莞是这样的：拜金、环境破坏、腐败、拥堵、污染、噪音、、不良驾驶、鼠目寸光、压力巨大、拼死拼活、杂乱无序—这个地方似乎铆足了劲要把中国最极端的一切表现出来。

选择了典型的地点后，如何选择典型的人物是张彤禾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在东莞，打工女孩随处可见，她们也乐于跟陌生人，特别是外国记者交流，只是她们的手机号码随时会换，要跟她们保持联系并非易事。要从千百个个案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张彤禾最终选定了伍春明和吕清敏。 张彤禾在TED演讲上呼吁大公司给予中国工人以更多的关怀，而非仅靠加薪来缓解劳资矛盾。

张彤禾在东莞采访时，中国有1.5亿农民工，现在农民工的数量增至2.5亿。他们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在餐馆里服务、工地上干活，开电梯、送快递、当保姆、带孩子、收垃圾、美容美发，其中女性超过三成。伍春明和吕清敏就是她们之中的典型：出生农村，只受过中学教育，父母可能是文盲。

张彤禾每一次见到她们都会觉得惊奇。伍春明3年之内换了5份工作，不停变化发型、发色和衣饰。她的每一次改变都是为了打造新的自己。吕清敏从一家工厂跳到另一家工厂，换工作就像挑另一家餐馆吃饭。这一切改变都是为了更新自己，改变命运。

伍春明的日记是张彤禾最珍贵的采访收获，这个来自湖南农村的女孩在日记里质问自己：“难道你甘于平庸吗？难道你不想改变命运吗？你要不断学习、努力工作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她们在东莞的工作轨迹都差不多—从低级的体力劳动开始，再向上选择文职工作，运气好的话，还能进入管理层。

这两位打工女孩身上不屈于命运、努力向上的精神打动了张彤禾。她喜欢吕清敏厌恶流水线上枯燥的劳动，也欣赏伍春明遭遇挫折不屈不挠。而奇怪的是，这种认同来自于张彤禾对自己命运的思考。

张彤禾出生于美国，毕业于哈佛大学，毕业后供职于《华尔街日报》，她与伍春明和吕清敏的命运没有交集。张彤禾认为虽然她们身处的阶层不同，但都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运命而离开家乡，生活在举目无亲的远方，孤独漂泊在巨大的中国。伍春明和吕清敏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张彤禾也如此。

张彤禾选择了这两位打工女孩反过来看，其实也是伍春明和吕清敏选择了她。对她们而言，张彤禾是来自另外世界的人，一个更大更远的世界。她们在接受采访时，也会向张彤禾打听美国的事：美国的女孩如何与男生约会？美国的人吃牛排要几分熟？正是这种对外面世界的好奇，以及向上流动欲望的驱使，她们来到东莞。

在中国2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农民工离开土地，来到城市，他们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相当于100年间欧洲向美国移民总数的3倍。这两位女孩真的有如此的代表性吗？这也是《打工女孩》一书受到的最严厉的质疑—过于单薄的个人命运改变案例不能代表所有打工者的社会阶层流动。

关于这种质疑，张彤禾没有做出回应，她只是想了解打工者中的几个。只有在这种了解中，她们才被称为活生生的人，而不是2.5亿数字中的一个。不过也有人评论说，不管个案是否能代表全部，但是中国这20年发展得太快，随便挑出一两个人的生活来看，都是传奇。 精神荒原

张彤禾写完《打工女孩》后，与丈夫何伟旅居埃及。在他们继续自己的生活时，吕清敏离开东莞回到家乡，用打工存下的钱为父母买了一幢房子，又与邻村的男人结婚生子。

张彤禾离开中国时，留给这两位打工女孩一个电话号码。这是她在北京的朋友的电话号码，只要伍春明和吕清敏发短信给这个朋友，张彤禾就会从埃及打电话给她们。同时吕清敏也会写电子邮件告诉张彤禾自己生活的新动向。在最近的一封邮件里，吕清敏说自己让丈夫在家带孩子，自己回到东莞打工。她在邮件里写道：“我们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多做一些事，老了以后不会后悔。”

张彤禾知道，吕清敏很难再回到农村生活。她在东莞采访时，问过许多打工者同一个问题：“你们更喜欢城市还是农村？为什么？”她得到的答案惊人相似：这一代年轻的打工者都喜欢城市，并且不愿意回农村—因为城市更自由。

在中国传统乡土礼俗社会，人生经验和社会的集体文化需要积累和传承，尊重长者、尊重主要劳动力（男性）是自然的。而新一代的打工者，特别是女性，离开了农村后，个人主义逐渐觉醒。她们在城市所遇到的困境，父辈们闻所未闻，更不能提供解决方案。传统的经验不再重要，一切都是新的。而重男轻女的观念也在改变，女工们不再为家庭而活，而是选择追求自我。婚恋观也在改变，不再认为就近找人结婚就是幸福。 《打工女孩》一书于今年3月出版，与何伟的大作相比，本书更多带有女性视角。

在基本物质生活得到保障之后，精神需求即刻显现出来。为了实现个人价值，女工们想到各种各样的办法，她们学英语、学文秘、学化妆、学在东莞的发财之道，形形的培训班比比皆是。

其中最古怪的一个培训班叫流水线英语，发明者制造了一台巨大的流水线英语“机器”。机器面前摆有一排椅子，学习者坐在上面。传送带上摆了一些写有英文单词和句子的卡片。你不需要理解它们的含义，需要做的就是记住它，死死地记住。设计者认为每天如此学习14个小时，英语水平就会得到提高。

伍春明想参加这样的英语培训班，但她的计划无疾而终。她的精神追求总是变化迅速。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她信仰成功学，在某个传销机构与人分享“我不甘于做平凡的打工者，我可以，你也可以”的故事；有一段时间她迷恋全素饮食，只吃蔬菜和水果，认为这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并鼓励张彤禾跟她一样。她的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变化一样迅速，只是最终没有找到归属。

打工者们离开了农村，摆脱了乡土社会的价值观，而新的价值观还未生成。不管他们回到家乡或者留在城市，他们都是异乡人。张彤禾曾跟着吕清敏回湖北农村过春节，她发现吕清敏为回家而欢呼雀跃，但第二天就买好了返程车票。她告诉张彤禾：“家里挺好的，就是只能待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