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打工博物馆:“凝固”流动的打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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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远的地理位置、局促的展示规模，真实地呈现出博物馆的特殊性质――一个完全由打工者自己创办、自行管理的私人博物馆。主要创办者孙恒，河南小伙，被媒体称为“农民工歌手”，他在打工之余组织了一个“打工艺术团”，专门给农民工演出；博物馆的馆长许多，一个长头发男青年，长期活跃在外来务打工者群体中的“艺术家”；博物馆工作人员杨卫东，之前在深圳做仓库管理员……博物馆的核心成员有七八个人，核心团队的还有一群工友和一些志愿者。

他们把建馆的时间选择在2008年5月1日――一个属于劳动者的日子。

京郊，皮村，坚守一隅的打工博物馆

从繁华忙碌的北京CBD一路往东，穿过森林一般的各色楼盘，穿过嘈杂纷乱的建材市场，成片成片的瓦砾残墙，穿过所剩无几的庄稼农田，皮村就静悄悄地出现在了眼前。村里的市场、超市、小饭馆依次开在小街两侧，长方形的仓库和厂房一栋挨着一栋。街的尽头就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以下简称“打工博物馆”），它淹没在周边搭建杂乱的院落和仓库中，只有房顶上飘扬的红旗子作为醒目的标识。

站在博物馆门口不用抬头就可以感知这座城市的节奏：每隔一两分钟首都机场的起降飞机轰鸣着飞过低空，博物馆里展示的正是维持这个庞大都市正常运转的基础力量，他们是搭造写字楼的建筑工人，是你家门口的保安，是送水工，是小吃摊贩……走进博物馆就走进了他们的生活，走进了他们的喜怒哀乐。

和常规概念的博物馆不同，这里没有严肃的门楼，没有漆黑闪亮的大理石牌匾，纵然顶着一个博物馆的 名头，实际上它只是一个300平方米大的旧院落，前身是废弃的厂房。

跟深圳劳务工博物馆的格局差不多，打工博物馆被分为5个展厅，每个展厅约占一间房子，有不同的主题。

第一个展厅是“打工三十年流动的历史”，收藏的是一些大件实物展品。这个展厅里最为醒目的是被孙恒称之为“我们的历史”的一张图表，大致记录了从1978年至今，从不让农民进城务工到形成“民工潮”的过程。孙恒把这段历史分成了三部分：1978－1988年为“艰难的流动”，1988－2003年为“打工热潮”，2003年至今是“新工人”。

在书写“我们的历史”时，孙恒特意把2003年拎了出来：“这一年的两件大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一是为建筑工人讨薪的事件，二是孙志刚事件。只有我们这些经历过的打工者才会切身感受到这两件事的意义！”

“女工”，“儿童”，“打工生活”

第二展厅的主题是“女工”，墙上挂满了女人的照片，都是普普通通的打工妹，有推着自行车送报纸的曹秀兰，有蹲在街头自己的煎饼摊前的徐芳。在她们的大幅照片下方，是一字排开的展柜，里面摆着一些实物。

展柜里有曹秀兰几年来租房的房租条，7年间，她共交了近四万元的房租，至今，她仍在租房住。展柜里还有徐芳摊煎饼用的铲子、油壶，以及她自己写的印在纸上的诗：《煎饼之歌》。

广东的一个女工寄来了她的工卡，这位名叫张燕的清秀姑娘把照片贴在正面，而背面，则是工厂冷冰冰的规定：上班期间不准上厕所！还有一封玩具厂女工的家书，记者在她的家书中看到：“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寄回去的钱收到了吗？你们多保重身体……”四个月后，这名女工死于深圳致丽玩具厂的一场大火，在这场震惊全国的特大火灾中，与她一起遇难的还有86名女工。

第三展厅的主题是“儿童”。展出的是出生在农村，长期生活在城里的小朋友们的内心世界。展馆内的一份手稿弥足珍贵，这是一位名叫秦继杰的作者专为打工子弟写的歌《我是谁》：“他们的爸爸妈妈，送他们上学，一路鸣着喇叭，不是开着本田，就是开着捷达。我们的爸爸妈妈，送我们上学，一路都不说话，埋头蹬着板车，裤腿沾满泥巴……今天，有人问，我是谁，我要大声地告诉他，我们是劳动者的子女，是中国的娃，祖国的花。”

这首歌实际上就是2006年春节联欢晚会中打工子弟朗诵的原稿。这个节目被许多打工者认为是春晚历年来最让人感动的节目之一。

第四展厅是一些为打工者提供服务的组织的介绍。

第五展厅，主题“打工生活”给所有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形形的暂住证摆满了几个柜台，没有什么比这些暂住证更能引发打工者的共鸣了。杨卫东至今仍没数清楚这里究竟摆了多少本暂住证：“太多了，哪个城市的都有，并且还在源源不断地寄过来。”6年前，因为怕被查暂住证，杨卫东与两个老乡在深圳住处聊天时，听到外面敲门，吓得不敢出声，把养的一只小狗捂在被子里生生捂死。

在博物馆的最深处，有一个装置艺术，那是一间5平米大的出租屋

模型，一张窄小的单人床，一个柜子，地上放满了锅碗瓢盆，蛇皮口袋，空间的角落边还有一个生火的煤炉子。走进这里能够最直观地感受到打工者的生活。“博物馆并不是只想展现打工者生活的艰辛和困难，更多的是要让观众看到希望，看到打工者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孙恒说。

“那么多博物馆，没有一家记录我们的”

当被问及最初是由谁想出创办打工博物馆的主意时，孙恒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是我。”

孙恒老家在开封，来北京已有十几个年头了。他在建筑工地搬过砖、卖过唱，后来与王德志、许多等打工者创办了打工艺术团。也就是在四处演唱的过程中，孙恒发现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博物馆虽然很多，“但没有一家是能够记录打工者心声的博物馆”。“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博物馆，来记录打工者的文化和历史？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这也正是我们创办这个博物馆的目的――记录打工群体的历史变迁，倡导劳动价值的尊重认可。”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想法和筹建深圳劳务工博物馆的主办单位不谋而合。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孙恒就到处物色场地。他在自己的租住地皮村转悠时，偶然发现了一处废弃的大院子。“那是一处倒闭的琉璃厂厂房，我进去一看，宽敞得很，办展览再合适不过了。”激动不已的孙恒立即打电话叫来许多和王德志，决定租下厂子，开办打工博物馆。

经过多方联系，孙恒等人的想法得到了香港乐施会博物馆项目负责人王英渝的支持：“他们很热情，好像在建造一座精神家园。”他的肯定给孙恒他们带来了4万元的先期启动资金。

有了场地，接下来他们一边自己装修，一边四处散发宣传单来征集物品。“博物馆是公益性质，所以倡议大家自愿无偿捐赠，如果不能捐赠原件，复制品也可以，我们已经为每位捐赠者出具捐赠证明及博物馆收藏证。”孙恒说。

通过口耳相传，送往博物馆的展品日渐丰富。这些五花八门的物品使孙恒他们措手不及，做过仓库管理的杨卫东同样焦头烂额：“这跟工厂里的货不一样，不好归类！”适逢奥运会前北京许多博物馆免费开放，孙恒等人没事就去逛博物馆，学人家如何给展品分类。“取经”完毕，孙恒等人经过讨论，才确定了展区方案。

民间的看法VS官方的观点

孙恒和他的打工博物馆火了。

自2010年6月开始，打工博物馆的整个展厅被搬到马德里的索菲亚皇后美术馆，随后是柏林的世界文化宫，以及玻利维亚的国立美术馆和人类学与民俗学博物馆。对此，生活在皮村的人们并没有太多感受，本地的村民大都说不出这个博物馆的确切位置，他们对所谓的文化意义也不在意。村子里住的6000人里面有5000人是外来工，他们没事都爱到打工博物馆去，因为“这个大院里不仅有博物馆，还有乒乓球台、电影放映厅。”院子外面的空地上，每晚工厂下班之后都会放音乐，爱玩的年轻人都喜欢聚集在这里跳舞和交朋友。虽然整个皮村不是农民建造的逼仄出租房就是工厂盖的火柴盒宿舍，但是深藏小巷子里的博物馆却给了漂泊者一方温暖的乐园。

与此同时，打工博物馆还面临着一系列困难，比如办证，这个问题时刻困扰孙恒：“博物馆没证，这也是我对外一直宣称正在筹备，没有正式开放的原因。”

此前，孙恒曾多次到北京市文物局咨询，工作人员告诉他，对于博物馆采取后置审批，到时候会有专家组到博物馆实地考察，考察内容自然很多，比如展品是否成系列，够不够丰富，质量高不高；有没有足够的公众活动空间，展览够不够精致；是否符合安全、消防规定等。

对于这些“硬杠杠”，孙恒坦言“肯定不够格”，但他还是坚持说：“我们就是要办一座活的博物馆，与官方的有所不同，通过我们的展览，让工友们看到我们这个群体的变迁，希望全社会能够关注和尊重我们这个打工群体，这就足够了。”

虽然面临诸多困难，但打工博物馆还是得到了不少领导及专家的关注与评价。

“打工博物馆作为一种亚文化形态，体现了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它有利于其他阶层关注打工人群的生活状态，特别是他们的心理状态，这应当给予鼓励，民间打工博物馆有效填补了国家博物馆的空缺，使博物馆的种类更加丰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