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是越读越有味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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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冒一次险

1963年，我出生于甘肃天水，大学毕业后，被分到廊坊石油部门上班。不久，我辞职到了海南，在房地产业中赚到第一桶金。

1994年，我认识了张欣。此前，因为海南房地产业萧条，我和朋友已到北京闯荡。我们写了本《披荆斩棘共赴未来》的小册子，张欣看后设法找到我。她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美国华尔街从事金融投资工作，年薪可观。但她想回国施展抱负。

初次相见，我于瘦的样子外加一口甘肃天水的浓重口音，让张欣有些失望。但她优雅的气质、新潮的思想吸引了我。当时，我已和前妻分居，心想：她该是我理想的老婆吧。

几天后，应张欣之邀，我和朋友到香港谈项目。我知道我这“土鳖”在情场上不占优势，便把西北男人的淳厚、直率外加幽默发挥到了极致。几天后，我鲁莽地向她求婚：“嫁给我吧!”没想到，她只愣了一下便答应嫁给我。

领结婚证前哭

朋友们都说，张欣疯了，因为我们无论学历、工作经历，还是生活品位，都没有共同点。一天，我把张欣带到我们的工地上，她惊呆了，说：“我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露天大坑。”我说：“那是建楼房的地基。”后来，我带着她爬黄山，沿长江走，在船上开董事会……她说，这跟华尔街的紧张和压抑完全不一样，有一种精神愉悦。

但跟我领结婚证之前，她还是哭了一场。有一天，我陪她去买家具，展厅里全是颜色单一的国产货。一想到家里以后摆的都是这些单调的家具，她偷偷地掉了眼泪。

吵出来的事业

1995年，我创办了二家新的房地产公司，张欣也辞掉她在华尔街的工作，我们开始创业。不久，中西方观念上的差异，我们有了激烈的争吵。到后来，蔓延到家庭琐事上。

她是完美主义者，对员工交来的活总说“不行”，于是大家都说她“不懂中国国情”，处处跟她对着干。我不能给人以偏袒老婆的印象，她怪我跟部下比跟她亲，觉得自己在中国的理想一点点地在破灭。1997年夏天，她跑到欧洲去会朋友，而我去日本散心。我们的心都凉透了，觉得分于是最好的选择。

后来，张欣给我打电话说：“我在事业上不能输，婚姻上更不能输。”她说，她愿意珍惜和我的婚姻。我听后特别感动，她从欧洲回来后跟我商量：“我想离职回家，为你生个孩子。”

1998年，我的大儿子出生了，我和张欣的感情有了质的飞跃。我们不再吵架了，她每天围着小宝贝转，我则签下一个又一个楼盘，事业渐入佳境。

孩子一岁后，因为生意做大了，我邀张欣重新出山。为避免重蹈覆辙，我们明确的分工：我管市场和资金，她负责内部管理和设计。她做了很多漂亮又赚钱的工程，生意越做越大。

好人缘好财运

事业上，我和张欣是好搭档，生活上，我完全被她牵着鼻子走。这些年在她的包装下，我的“土鳖”形象大改观，被媒体评为最佳时尚先生，还获得最佳服饰奖，为公司赢得很多印象分。

我在待人接物上也深受她的影响。比如，我请客户到家里谈事时，张欣就叮嘱我：“叫他夫人一起来嘛。”她认为，带夫人来并不会耽误生意，气氛会更好。现在有那么多朋友帮我，好人缘和好财运都是从娶到张欣那天开始的。

张欣的业余生活很丰富，她和出版人洪晃、音乐家刘索拉、作家查建英、导演宁瀛是铁姐们儿，组成了“姑奶奶俱乐部”，经常组织派对，热闹非凡。受“姑奶奶”们的影响，我的性格也变开朗了。在张欣的鼓动下，我这几年当主持人、拍电影，还写博客。

我经常被人羡慕，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大儿子今年8岁，名叫潘让，这名字是张欣起的，她认为我们的婚姻就是退让才修成正果的，“让则宽阔，少则丰富”，所以，二儿子的名字就叫潘少。

我们像普通人家那样教育孩子，对孩子约法三章：能在家吃家常便饭就不外出吃生猛海鲜；每次进商店只能买一件玩具；过年只给100元压岁钱……孩子从小就知道“富不过三代”的道理，他们有各自的理想，生活能力也很强，希望长大后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范桂梅摘自《中国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