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东往事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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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人烟稀少，神奇无双的雪域高原，造物主却赐给她一个人们趋之若骛的地方，这就是亚东。到过亚东的人知道，其实这里是一个卧瓶状大峡谷，人们习惯上叫“亚东沟”。

百里多长的亚东沟，由于海拔低、林木葱郁、鲜花常开、气候宜人、地处国境，成了印度次大陆及其相邻地区通往腹地或中国其它地方的天然驿站和通道。早在和平解放前，就有不少观光客、探险家、巨贾小贩、走卒马帮，在亚东沟驻足、交易、经商。随之形成了一个繁华的街市——下司马镇。

依山傍水、楼宇比肩、鸟语花香、晨清夜爽的下司马镇，是亚东县政府所在地。其长不过一华里，其阔不超百丈，然而居住人口多时上万计。这人口密度，同绝大部分地区百里难觅人踪形成了鲜明对比，难怪人们把下司马镇誉为“小上海”。

1971年8月，当兵的我结束在北京大学的外语培训后，从军直调进了军区政治部。在教导队和同志们一起办了一期培训班后，就去了边防一线的亚东沟。

关怀畸形人

到了亚东沟，我被安排在半山腰林木簇拥着的一座印欧式别墅中。那房子砖混结构铁皮盖顶，内部设施很有档次。从房子上用水泥嵌着的阿拉伯数字“1934”，可以断定这房子建于1934年。从院坝中还摆放着的三辆已被拆卸得仅剩外壳和轮胎的小轿车看，这里曾住过很有身份的人。后来得知，这里曾经是英属印度公司的商务代办处。和平解放后，我们单位设在了这里，从此成了军事，一般人不准进入。但有一人例外，他是一个畸形人。

开始那些天，我在门口老是发现有一个穿着制服的人，摇摇晃晃地在我们院子的几株苹果树下逗留、穿行，有时还手脚乱颤地咿咿哦哦几声。我上前干预，发现他的样子很丑陋，嘴里出来的话不是话、语不是语，只是一种怪声。他走起路来一摇三晃，像个轧花车。在预他的时候，单位的人对我说，你别小看这“轧花车”，他可是总理钦定的“国宝”啊，吃的商品粮，穿的公家衣，还有专职保姆服侍。这话说得我一头雾水，他何以有此优厚待遇？

原来，这个有着城镇户口，由国家养活着的畸形人，有着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他不能言语，没有姓名，用代号写在户籍册中，没有谁知道他为何方人士。人们倒是知道他的来历，那是1962年，总理应邀到某大国出访，对方着意安排他到某大城市的一处公园“观光”。在关黑猩猩的大笼子中，笼着这个畸形人，标牌上写着“人”。明白，这是他们给他，乃至他代表的共和国的难堪。是可忍，孰不可忍！善于外交的，气愤中照会该国总理，说畸形人在你们这个把人分为三等九级的国度里，绝对是不会被当人看待的。但在我们人人平等的国家里，却是被尊重的。不管他是不是我们人，这不重要，但他是个人，确定无疑，因此我们要收养他。请贵国开个价，就是当裤子，花重金赎回，我也不允许他在你们那里受非人对待。

后来，在的关照下，几经周折，这个畸形人终于来到了，被安排在气候、生活条件都相对优越的亚东沟赡养起来。

爱人者，人衡爱之。这件事在亚东沟一直成为美谈，使居住在亚东沟的各族同胞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亚东沟的藏族群众，一提到，就肃然起敬。有不少人家，都像崇奉神明一样，在燃着酥油灯的香案上，敬奉着总理的画像。

伤残兵有幸占“花魁”

刚到亚东沟，凳子还没暖热，耳边就传来了有关“大八千”和“小八千”的传闻。从众多的叙说中，我很快弄明白，这原来是好事的人冠给两位漂亮的藏家姑娘的外号。外号源自她们迷离的爱情故事。“大八千”和“小八千”，真实名字分别叫尼玛和达娃，藏语里是太阳和月亮的意思。

“深山出俊鸟”，这话不假。山青水秀的亚东沟，出落的藏家姑娘们一个赛过一个的漂亮。而这漂亮的姑娘群中，又数尼玛、达娃两姐妹是人尖儿，她俩皮肤白净、面目娇嫩，婀娜多姿的倩影总是透着楚楚动人的灵性。尤其是她们粉粉的脸上，扑闪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一笑一颦，都摄人魂魄。漂亮的尼玛和达娃两姐妹，在亚东沟就像她们的名字“太阳、月亮”那样，引人注目和迷恋。听了人们的传说，凡到亚东来的人，没有不想方设法一睹其芳容者。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尼玛和达娃两姐妹正值豆蔻年华。邻近国的小王储不知从何人手中弄到了她们的照片，竟照会我外事部门，要娶她们过去纳为妃子。他的请求无疑是不会被接受的。

尼玛和达娃两姐妹也不是等闲之辈，她们放言：要嫁，就嫁给内地来的“金珠玛米（战士）”。并附带条件，哪个汉族当兵的娶了她，就陪嫁过去八千块钱外加一块瓦斯针手表。从此，人们就叫她们“大八千”和“小八千”。那个年代，对一般人家来说，八千块钱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更何况还有一块从三层楼房摔下都不停摆的瑞士名表！她们的这一招，确实让不少人心动，但却是无一人“造次”。原因是她们的父亲曾是一个小领主，当时已出走他国。成份高，又有海外关系，在政治高压的年代，迫切要求进步的士兵们谁还敢娶她们？就这样，尼玛和达娃的婚姻一直“搁浅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绿”了亚东沟，两姐妹的婚事才有了转机。尼玛到底嫁了一个内地来的“金珠玛米”。不过，姐姐找的这位战士是个伤残军人。

亚东河中生长着一种味道鲜美的喜马拉雅鳜鱼。由于亚东河流湍急，这种鱼又稀少，因此极难捕捉。但总是有很多人想尽办法尝试。一个星期天，这名战士同战友偷偷到河里炸鱼，不慎炸坏了双手。他非因公受伤，难以评残。在部队和地方政府都在为此事头疼的时候，尼玛姑娘主动上门求婚，提出只要他愿意留在，她愿嫁给他。由于她态度坚决，那名战士也愿意，经军地双方研究，应允了她的请求，并给他们举行了婚礼，把这个战士的户口落在了下司马镇。至于尼玛姑娘是否送给新郎瓦斯针手表和八千块钱，已无人考究。倒是尼玛姑娘圣洁的心灵令人称道。

在卓拉对印军广播

到亚东沟没过多久，我就被分派去了海拔最高、又不通车的卓拉山口办广播。

卓拉海拔4000多米，高寒缺氧，环境十分恶劣，一年有一半以上时间因大雪封山与世隔绝。由于地处印度洋和青藏高原热冷气流交汇处，就是风和日丽的夏天，卓拉也是云遮雾罩，生活在哨所上的人经常胸闷，头疼，吃不下饭。

1962年，在喜马拉雅山东部，围绕着麦克马洪线的那场战争过后，为了搞政治攻势，双方在中（国）锡（金）边界的几个紧要关口，架上了对峙的大喇叭，一日三遍，你方喊罢我登场。

老同志介绍说，我方当初是隔着界墙喊话，“”初期变成扬声器，再后来换成了上千瓦特的有线广播。硕大的广播喇叭并排安装在最前哨，可扬声十多里。我们这些学外语的战士承担的任务是播音。我们的播音内容比较严肃，除了读语录，就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印地语广播的主要内容，这要在晚上录制好。由于山口上的接收信号不好，节目往往要录制两三遍。因为中央台的印地语节目在晚上23点以后才有，所以我们录制好就到了翌日凌晨。早上7点钟得准时广播，6点钟就得起床发电，高原上部队规定要睡9个小时，可晚上我们只能睡四五个钟头。由于忙，又在哨所搭伙，一天不洗脸、一天不吃饭、一月不洗澡是常事。由于不通公路，我们所需的一切物品，都依靠每年夏季从亚东镇招募的几十名藏族民工，背运半个月运送来。运费每斤将近1元，相当5斤大米的钱，那时，我的每月津贴是12元钱，新战士8元。因此，我们在山口上搞广播，成本是很高的。当时，卓拉山口的物质、文化生活都极为贫乏。卓拉这里很奇怪，种菜不长，养猪不活，一天三餐只能吃陈米、干菜，味同嚼蜡，要不就是海带煮黄豆。最好的时候，能吃上一点山下背来的萝卜和土豆。文化生活上，每周一场电影，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些老掉牙的片子。因为交通困难，山下就是有片子也送不上来，更别说当时山下也没有什么片子了。一部《地道战》我曾看过十多遍！为了找乐趣，我们就逗老鼠玩。卓拉山口的老鼠特别大，像小兔子，毛茸茸的很可爱。我第一天到卓拉山口，发现屋角有几个毛茸茸的小动物，在啃吃圆根（藏萝卜），我问组长：“咱们还喂了几只兔子？”他笑着说：“哪是兔子，是老鼠！”

卓拉的自然条件是艰苦的，可也有它美的一面，那就是杜鹃花开的时候。喜马拉雅山上的杜鹃树生命力极强，在山下是乔木，随着海拔升高，变成灌木，到了4000多米，它变成了“小草”，可花照开不误。每当这时，卓拉山口漫山遍野姹紫嫣红，十分壮观。

1972年9月底，卓拉山口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风雪，我们的线杆被雪掩埋。我同战友，踏着积雪去查线。第二天，从最前哨下山时，又遭遇暴风雪。风在10级以上，根本无法行走，我们只能在雪地里爬。因为缺氧，风又大，噎的人喘不上气，爬两步就得停下，用手在雪地上刨个窝儿，把脸埋下呼吸。大半天时间，我们才爬了不到 50米。我们几乎冻成了冰人，不得不放弃下山的计划，就近钻进一处哨所。我们的棉裤、毛皮鞋已和皮肉冻结在一起，战士们就用皮大衣给我们包上焐，老半天才脱下来。我的脸受到强紫外线的灼伤和暴风雪的冻伤，从最前哨下来后，就到后方野战医院住了半个月院。现在，每到冬季或上火，我的嘴就会溃烂，就是那次落的后遗症。这次大风雪持续了几个月，线路实在无法修复，经上级批准，我们停止了对印军的广播。一段时间后，印方见我方停止了对他们的广播，他们也停止了对我方的广播。从此，亚东边防延续了将近10年的“敌对广播”划上了句号。

有人说，苦难是人生成长中最好的肥料。年轻时在卓拉山口搞广播的这段日子确实是艰苦的，但就是它造就了我一辈子不怕苦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