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偶人生 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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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轻的布袋戏师傅，因为爱好，开始了戏偶人生。在传统日渐式微的台湾，他的手偶艺术不可避免地遭到冷遇，但在异域他乡的演出中却获得了无数的掌声

《戏箱》的两位导演――法国的Philippe Auchere和台湾的伍姗姗都抱怨，在他们各自的家乡，偶剧已经边缘得快被人遗忘。法国木偶戏(Guignole)本是针砭时弊的舆论工具，用Philippe的话说，“代表着人民的声音，总拿政府开玩笑”。但自从19世纪贵族们把Guignole从街头搬进剧院演出后，人们慢慢习惯于把它看作是取悦小孩子的节目。尽管Guignole的演员们对此很不满意，“我们一直很努力做一些创新，改变人们的成见”，但Philippe现在对自己的偶师职业却很满足。因为出国交流演出，包括此次与台湾同行合作的《戏箱》，让他有了周游世界的机会。

台湾与法国恋爱了

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个以两个偶剧团偶遇为背景的舞台剧在欧亚两洲已公演数次。5月27日，《戏箱》登陆北京天桥剧场。剧场并未提供法语对白的中文翻译，这使得剧中法国部分的笑点未能充分展现。但演出结束，北京的观众依然给了Philippe和他的搭档们足够热烈的掌声。

事实上《戏箱》的故事简单得几近单调：两个偶剧团偶然相遇，惺惺相惜，暗合了当下世界各地偶剧都不甚景气的现状，颇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意味。双方好奇地把玩对方的人偶，几天下来竟然也玩得有模有样。剧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则是一对偶师男女在这场邂逅中坠入情网。难怪在《戏箱》台湾版宣传册上，设计者颇为用心地将这场跨文化的交流比喻为：台湾与法国恋爱了。

《戏箱》的舞台是一个360印度旋转的超大戏箱，两层楼高，可推、可关、可揭幕、可掀盖。神奇的戏箱可以打造出一个万花筒般的剧场效果：既是演员的家，是台湾的彩楼，也是法国的戏台，是光影的屏风。参加演出的法国Zonzonz偶戏团和台原偶戏团几乎是本色出演，拒绝按剧本一板一眼地排练。Philipe和主演陈锡煌坚持放弃文本，只求“抓住相遇时刻激荡出的感觉和火花”，这让习惯剧本的伍姗姗有些惊恐。谈起这出剧的创作过程时，这位在欧美研习过多年剧场表演的女导演说：“排练时的每天早上，面对未知，我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做什么，但我还是一副很专业的样子，大声指挥大家现在要干嘛干嘛，就这样每天磨，终究磨出这部戏现在的样子。”

在《戏箱》的场景中有一副楹联：一人谈笑千古事，十指弄成万军兵。伍姗姗对这群偶师充满敬佩：“我们学西方表演，学了20年，一个角色都演不好，人家一只手演一个，一次演两个，还演得那么精彩。这边演男的，这边演女的，男的说爱她，女的哭，说再见，两人就一起哭，依依不舍。真是让人看得掉眼泪啊。”

年轻偶师

陈锡煌今年已78岁高龄，他是台湾布袋戏大师李天禄的儿子。“如果我没了，掌中戏就没了。”这是陈锡煌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比起法国的Guignole，布袋戏在台湾面临着更加尴尬的境地。近20年来，台湾的年轻人越来越难以欣赏这项在台湾传承了400多年的古老艺术。陈锡煌的技艺从父亲李天禄那里习得，但陈的儿子却对布袋戏并无兴趣。陈认为小孩子不喜欢的东西不可勉强，他把这项“家学”传给了外面的学生，《戏箱》中的另一演员赖世安便是其中之一。

“我们这代人最难的就是在这里，因为喜欢就去学，可是学好了却没有出路。”38岁的赖世安长了一张80后的脸庞，他现在是台原偶剧团的台柱子。赖世安第一次看到布袋戏演出是在7岁那年，其时黄俊雄的电视布袋戏风靡全台湾。“看着觉得好厉害，拔刀，收刀，大侠气功打出去，另一个被震飞了!”赖世安说。每天中午12点，几乎所有的台湾人都守在电视机旁，等着电视台播放《云州大儒侠史艳文》。

在那个年月，观看电视布袋戏是台湾人生活中为数不多的乐子。除电视外，人们也可以在逛庙会时免费欣赏到布袋戏的现场演出。年幼的赖世安喜欢拉着父亲的手，到市场，庙口看布袋戏。他趴在舞台前，看戏偶下的师父充满活力的表演。赖世安10岁那年第一次看到陈锡煌的演出。陈操拉着戏偶，口中念念有词：“准备酒宴、酒菜伺候!”戏台前的赖世安瞧了桌子一眼，顽皮地说：“骗人哎!桌上没酒也没菜，要人家吃什么?”陈锡煌回头瞪了赖世安一眼。他没想到，七年后这位“砸场”的顽皮少年竟拜倒在他门下，成为布袋戏的传承人。

赖世安最早的兴趣在这些布袋戏的偶人身上，他开始自己在家琢磨制作一用保丽龙球当偶头，养乐多瓶做身体，为每个不同的角色上色、制作戏服。“在脖子那儿插着棍子，抓着玩。我家那时候开小吃店，要经常去银行换零钱，就拿那个装零钱的布袋当偶人的衣服，前面看是白色的，后面还有个红色印章：华南银行，哈哈。”每天放学回家，赖世安把书包一丢，拿起戏偶，左手跟右手对打，煞有介事地练习电视里黄俊雄布袋戏的口白。

很快赖世安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起来，因为他的“保丽龙球头”每颗都是圆的，远没有电视里那些有着各式各样鼻子的偶头好看，他决定改用木头雕刻。看到邻居哪家在拆房子，他就跑去把那些废木头捡回来，“自己随便刻，五官一定要出来，其他就不要求了。”赖世安说，“其实我不太会画画。但我对角度逻辑的理解、立体感比其他人好一些。”

只要有掌中戏表演，赖世安都会去看，看偶师“扮偶”。“噢，原来里面还有衣服，分内衣外衣呢，帽子是可以拔的，不是粘上去的啊。”赖世安自言自语地说。偶师对这位小朋友也很好奇，便友善地与他交谈。17岁那年，赖世安鼓起勇气，带着自己雕刻的木偶，到台北新公园(现为228纪念公园)看李天禄演出的过年特别节目。当天，通过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戏剧学系副教授廖灿辉的引荐，赖世安把作品拿给李天禄看，希望能拜师学艺。

李天禄对着眼前一脸青涩的男孩，惊讶地说：“这些都是你自己刻的吗?如果你真的对制作布袋戏有兴趣，那年初五你就来我们家开工吧!”

传统日渐式微

赖世安开始跟随李天禄长子陈锡煌学习戏偶雕刻和演出技巧。但赖的父母亲对儿子的决定忧心忡忡。布袋戏在台湾日渐式微，当偶师不要说出人头地，恐怕连自己温饱都有困难，亲戚间更是闲话不断。为了打消父母顾虑，高中一毕业，赖世安就去铁厂当学徒，做大楼保安等工作，只为了让父母放心：他可以养活自己，而且这种并不费脑费力的工作，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去揣摩演练心爱的布袋戏。

布袋戏是个集体协作的工作，主演、二手和乐师配合得越默契，戏就越好看。自从拜师后，赖世安一直给师父当二手。看着电视布袋戏着了迷，但真正人行后，赖世安才明显感到传统布袋戏深受“电视派”的冲击。电视布袋戏派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崛起，《云州大儒侠史艳文》红极一时。但经黄俊雄改

造的木偶与手掌比例很不协调，致使表演者无法发挥掌上功夫。特别是采用摇滚乐等西洋乐，伴以台上摇摇晃晃的文偶、磕磕碰碰的武偶，已失去了传统布袋戏的风格。在庙会、剧场演出的传统布袋戏则越来越无人问津。

门派的隔阂和对艺术理解的分歧，让两派的矛盾很难弥合。另外，中南部同行的恶性竞争让环境更加糟糕。“他们把整个行情都给弄坏了。”赖世安说，“我们音乐是现场演奏，演出费就高，因为你的人头多。那他就跟你拼，把后场乐师全部切掉，放录音带，还加演一场电影，人家观众觉得，哎，这个比较便宜实惠。年长一些的人会认我们的牌子，但他们慢慢过世，年轻人也会觉得，凭什么让我请个价钱更贵的团来演呢。”赖世安所在的偶剧团“一个月能演上一次就阿弥陀佛”，他能拿到手的收入也少得可怜。“从收入上来讲，肯定是有点后悔。但最主要的还是不知道该演给谁看。”赖世安感叹。

他的师父陈锡煌，还有太师父李天禄，都赶上了布袋戏的好时代。全台湾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像样的娱乐活动只有布袋戏和歌仔戏。这些才子佳人、英雄救美的故事总能让台下的几百观众看得如痴如醉。李天禄将京剧的文武场引进布袋戏的后场，并大量采用京剧的唱曲及口白，他把京剧的锣鼓点加进布袋戏，使演出充满张力和节奏感。李天禄创办的亦宛然剧团曾经从1952年开始，连续20多年获得全省布袋戏比赛北区冠军，这阶段也是李天禄的事业最高峰。几乎每天，亦宛然都在演出。一年365天，演出的日程已经排到400多天。

李天禄也尝试过电视传播布袋戏。1962年，台湾当时唯一的无线电视台――台湾电视公司上午播出李天禄全本的《三国志》，下午则是国语版的《西游记》，这是布袋戏首次登上荧幕。但因传统布袋戏不适合无线电视，所以并没有造成预期的轰动效果。在这一点上，李天禄没有黄俊雄好运。

传统布袋戏于70年代迅速没落，1978年农历正月，亦宛然宣布解散。来年，已经70岁的李天禄最后一次参加台北市戏剧比赛，获得金狮奖。随后亦宛然将所有的戏棚和戏偶道目都封箱，暂时划下休止符。

前景何在?

1998年，李天禄病逝。出殡那天，台原偶剧团团长罗宾――个热衷于中国民间艺术的荷兰人，找到陈锡煌和赖世安，希望他们能加盟台原。在台原的一个好处是，演出的安排有专门的人去负责联系，偶师们只需要认真演好戏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通过台原的包装，他们可以风风光光地飞到世界各地演出，“挣的都是外汇啊。”赖世安说。

他们开始尝试着对布袋戏做一些改革。时间从2小时缩短到40分钟，内容变得紧凑，把颜色设计得鲜艳些，吸引小朋友看。在创新戏《马可・波罗》中，赖世安试着雕刻不同类型的木偶，加入使用闽南语和意大利口白，古老的南管音乐和意大利歌剧穿插其中。“这样外国人看才不觉得无聊。”赖世安说，他们正在考虑设计一些法语，西班牙语的对白。“我们布袋戏，有人问为什么这么讲究，因为一开始是演给知识分子看的，对白、身段都不能乱来，可是你到了外国，讲究那么多他不见得能明白，你得去适应他们。”台原偶剧团在近年来推出的《戏箱》、《重别》、《大稻埕的老鼠娶新娘》都是这种“创新”布袋戏。

不过并非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革新。几乎每个国家都有木偶戏，赖世安发现台湾布袋戏在细节上的讲究为他们的演出加分不少。“一个小生上台，看风景，开扇子。这个开扇子的动作对于他们外国人来讲，很新鲜的东西，因为他们的偶就是拍拍手、点点头，做不了复杂的动作。但我们的偶能开扇子，很有趣，实际上不难，就是技术和技巧，有根竹子在里面。再比如抽烟，外国人拿起烟斗就抽。我们就不同，先拿个椅子坐好，把烟丝拿出来，塞进烟袋，看一下塞好没有，含在嘴里，点火，再开始享受。这么多精细的东西在外国人眼里简直就是神话。”

赖世安的演出看起来也在远离传统，但师父支持他，并且常和他一起离开台湾演出。“他说这可能以后就是你们的出路，既然台湾看不到，我们就放弃，去国外生根发芽，师父年纪大不可能住在国外，你们还年轻，如果国外有你们的市场就去做!他的思维很开放。”赖世安说。

但，不可能永远都靠着外国人的新鲜劲撑着票房。赖世安并不希望他们总是像个马戏团一样在地球上跑来跑去，他承认现在自己也在认真考虑“留在哪一国”的问题，“目前来看是法国最好。法国是我最常去的地方。现在还有很多法国人来台湾学，有个女孩跟着我师傅，连一些简单的闽南语都会了。”

“真的不骗你，在台湾我演完这个没有人理你，大家很快就散掉了。可是我在法国演出完，女生把你当作偶像一样，要签名。我说：哇，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感觉自己像电影明星一样。”赖世安说。

这样的场景在赖世安演出的经历中不断出现。在意大利的一个儿童艺术节上，可爱的小朋友们排成一整排等赖世安和师父给他们签名，一位没有白纸的小朋友急得在地上哇哇大哭；一位70多岁的英国老太太，在台原的英国站表演结束后，就像追星的粉丝一般，跟着戏团的脚步，连续看了他们在欧洲的三场布袋戏巡回表演。

最令赖世安印象深刻的一次表演，是三年前他跟师傅陈锡煌受邀到俄罗斯表演。演出前，俄罗斯人看着台原偶剧团那些简单的道具，再三问赖世安：你确认用这些就可以演吗?我看灯就只有开和灭啊，真的能演吗?赖世安笑着说，我们一直都这么演的。

所有在场其他的外国的表演团体都看着赖世安和他的同事在舞台上搭棚，直到他们把戏棚搭好，大家才一起去吃饭。当演出结束，赖世安谢幕后退到后场，听着外面的掌声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正纳闷，剧场的人使劲提示他赶紧出去再谢一次幕。就这样赖世安进进出出谢了四次幕。“我之后才知道，在外国最高荣誉是表演后谢幕五次。在台湾演布袋戏从来没有这样的文化。”赖世安说，在那一刻，他和师傅站在被掌声淹没的舞台上，感觉恍若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