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田忌在伦敦奥运会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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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奥运会上，因为羽毛球女双小组赛中消极比赛，包括中国选手于洋、王晓理在内的四对组合被取消了比赛资格。IOC副总裁、曾经担任过世界羽联主席的克雷格·雷迪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他说：“体育就是竞争。如果你失去了求胜心，那这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绝不能允许运动员在这样的比赛中出现如此恶劣的行为。所以他们这个决定很好。”媒体相关评论也认为：如此极端的“自杀”行为，是故意规避竞技比赛的游戏规则，戏弄了买票到场期待看到世界一流水平的现场观众。

笔者不由想起了“田忌赛马”的故事。“田忌赛马”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揭示如何善用自己的长处对付对手的短处，从而在竞技中获胜的事例，一直被作为竞技智慧广为流传。但事实上，田忌在第一场用下等马对付齐威王的上等马，难道不也是一种“自杀”行为？不也是在戏弄期待看到“上等马”激烈角逐的现场观众？所以，假如田忌在伦敦奥运会赛马，不要说最终赢齐威王了，估计也早被取消了比赛资格。

“更快、更高、更强”是奥林匹克永恒的追求，“公平竞争”也是奥林匹克最主要的精神内涵，竞技比赛的“体育道德”当然要求运动员尽其所能。然而，比赛就是比赛，竞技之“技”不仅在于技术、技能，也在于技巧。奥运会各项赛事在层层规则之下运作，在“体育规则”决定一切的预设条件下，是“体育规则”服从“体育道德”，还是“体育道德”服从“体育规则”，成了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难题。

趋利避害是人的一种本能，甚至一些看似好的“规则”，会因为当事人的规避行为，而引来很大的社会负面效应。比如前些年对于学生伤害事故案件，学校大多被判很高的赔偿责任，结果很多学校课间时间也不让学生活动，媒体称之为“圈养学生”。

由于体育规则不完善也没少闹笑话，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的男子撑竿跳上，日本选手富士佐间代将竹竿垂直竖在横杆旁，利索地顺着撑杆迅速爬上了顶端，然后轻而易举地越过了比赛横杆。裁判判佐间代违例，并修正规则要求一定要助跑，于是佐间代第二次试跳时先慢吞吞地助跑了几步，然后故伎重演——再次把撑杆往地上一插，爬上去越过横标。愤怒的裁判忍无可忍将佐间代淘汰出局，日本政府为此专门向奥委会提出抗议，因为他们认为佐间代并没有违反比赛“规则”。

我们不能因为“规则”问题多多而否定“规则”的重要性，因为“体育规则”是可操作的而“体育道德”是不可操作的。体育规则如同钟摆，设计合理的体育规则能把体育道德的指针维持在合乎道德的一边，而设计不合理的体育规则又会把体育道德的指针摆至另一端。我们所要做的只能是尽量把体育规则设置得更为合理。

观众可以对女双小组赛消极比赛的行为表示不满，也可以对刘翔110米跨栏预赛失利后单腿跳到终点的精神表示钦佩，但是，不管是裁判员还是奥委会官员，都不能以“体育道德”的名义对运动员发起责难，因为他们只是“体育规则”的制订者和裁判者，而不是“体育道德”的代言人。有哪个规则规定运动员在任何一场比赛中都必须拼尽全力而不能保存实力？没有一个运动员不想在世界瞩目的奥运会上大显身手，如果他们“有所保留”，那一定是“规则”惹的祸。

于洋、王晓理被取消比赛资格后，央视记者白岩松的一段话一语中的：“过去单项比赛按照排名进行单淘汰制，但是现在有些老爷从道德说法，把它弄成一个小组，导致出现了这样一种结果，这是规则漏洞，还是道德问题？”

“田忌赛马”式的聪明其实也并不是不可防范，比如先搞一个“资格赛”，用规则先把马的等级确定下来不就解决了。所以，完善的规则比道德说教更具合理性和说服力，切实推进体育规则的完善，比发起一场体育道德重建运动更迫在眉睫。国际奥委会官员以“体育道德”为出发点，却制订出了一个不能维护“体育道德”的“体育规则”，又以“体育道德”代言人的角色对其实也是受害者的运动员施以惩罚，到底是谁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