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矛盾下的《赛德克·巴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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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德圣导演的电影《赛德克·巴莱》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优秀之作，再现了台湾原住民矫健的身姿与无畏死亡的灵魂。《赛德克·巴莱》根据“雾社”事件改编而成，但未将此抗日事件简单化成民族仇恨，而是将原住民置于殖民、文明、野蛮组成的多重矛盾之中，再现多重立场下身份认同的艰难。政治殖民不再，当下原住民仍陷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难解纠葛，这个身份困境也困扰着所有后起民族。
[关键词]文明；殖民；野蛮；身份认同
魏德圣导演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历时12年之久，耗资7亿新台币，终于2011年分上下两集在台湾上映，各方反响强烈。2012年5月，删减后的2半个小时版本在大陆上映。虽然因为各种原因票房不算突出，但观影者多加赞叹，认为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优秀之作。
《赛德克·巴莱》以台湾原住民抗日事件——“雾社”事件为题材拍摄而成。“雾社”事件现今已经较少人知道，大陆民众对此了解更少，这部电影让更多人知道了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历史。带给观影者更强烈震撼的，还是原住民矫健的身姿与无畏死亡的灵魂。这段历史中涉及的多对矛盾关系，至今仍值得深思。
一、文明与殖民
莫那·鲁道领导的这场抗击残暴殖民统治的战争，并不是所有族人都支持的。花冈一郎与花冈二郎便充满疑惑，尤其是一郎。一郎、二郎并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取了日本名的亲兄弟，他们只是都受过日化教育的赛德克族人，没有血缘关系，被日本人随便安了这样两个名字。一郎、二郎是雾社分室的赛德克族警察，虽然他们也受到日人不公平的欺压，但是比其他族人接受了更多现代文明的教育，并能享受到学校、邮局等现代社会机构的好处。虽然是有限的好处，一郎仍认为日本人带来的文明生活很好，不必再靠野蛮的猎杀为生。由此，一郎对自己的身份万分疑惑，尤其是在族人与日本人开战这样的背景下，他不能背叛族人，也难以拿起刀去杀日本人，唯有选择自杀。
一郎认为只要再忍20年，等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与信仰，完全变成日本人就可以与日本人一样平等享受种种文明的好处。其实不然。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所做的种种现代化努力，不是为了让殖民地的民众过上好日子，而是为了自身殖民利益的最大化。对此，莫那·鲁道的认识更为清醒：“被日本人统治难道好吗！男人被迫弯下腰来搬运木头，女人被迫跪下膝来帮佣陪酒，该领的钱全进了日本警察的口袋……邮局、商店、学校，什么时候让族人的生活变得更好过？反倒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有多贫穷了！”赖和先生在《无聊的回忆》也说过类似的话：“时代说进步了，的确！我也信他很进步了，但时代进步怎会使人陷到不幸的境地里去，啊！时代的进步和人们的幸福原来是两件事，不能放在一处并论啊！”再忍20年，一郎们的孩子可能就完全被皇民化了，甚至不再有一郎那样对身份的困惑，但他们的命运也早已注定，吴浊流的小说《功狗》中已经有过描述。
台湾沦为殖民地后，日本“‘垄断’了台湾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视野，使他们在无法比较的情形下，不知不觉地就把日本当成是最现代化的国家，从而把‘现代化’与‘日本化’相混而论。”[1]一郎的矛盾心理正因为他将日本等同于文明，而将赛德克族等同于野蛮、落后，如何处理文明的日本与野蛮的赛德克之间的关系必然煎熬着他的灵魂。殖民现代性不仅困惑着原住民青年，也困惑着一代受日本殖民教育的台湾青年。一郎们更多地看到日本人修建了很好的道路，而没有注意到“牛车不准通行”的牌子，而台湾人是只有牛车没有汽车的。如果他能够像陆志龙（终肇政《台湾人三部曲》）那样在一次次地打击中认清殖民本质，民族意识最终觉醒，就不至于对殖民附带的文明屈膝。
二、文明与野蛮
拒绝向日本人带来的文明卑躬屈膝，莫那·鲁能带领族人选择了“野蛮的骄傲”，并愿意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电影伊始，马赫坡社族人到森林中打猎，与甘卓万人抢夺猎物。电影镜头追随着莫纳奔腾跳跃于山林之间的身姿，向观影者展示了何谓身体之美，不荏弱也不过分强壮，肌理结实，动作矫健，目光如箭，配以青山绿水，何等的耀人眼目。
或许莫纳格外的出众，或许其他的人都不及他，但生长在高山中的原住民个个都很强健，这在之后与日本人的战争中体现到了极致。缺粮少食的状况下，就连小孩子，也是单靠着他们的光脚板，背负着粮食武器，在大山之间来去自如。速度之快，连自命文明先进有枪有炮的日本人都不能不疑惑、不害怕。
与身体同样强健的，是他们的灵魂。为了灵魂的自由，面对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一场极大可能有灭族危险的战争，他们无所畏惧。为了自己的文化与信仰，赛德克人甘于献出自己的生命。男人们在战场上与敌人周旋厮杀，宁肯自杀也不投降；女人们为了让男人们无后顾之忧而集体自杀。按照埃米尔·迪尔凯姆的自杀理论，这是一种“利他型自杀”，然而，他们并不只是在履行对集体的义务，他们的“自杀”，既成就了族群，也成就了自我。最后，莫那·鲁道带领着族人如愿成为“赛德克·巴莱”——真正的人。就像莫纳·鲁道所讲的，赛德克族人让所有人看到了“野蛮的骄傲”，并衷心折服。
众人为野蛮的骄傲所折服时，也会被野蛮惊吓到。对赛德克族，也包括其他各族的原住民来说，出草猎杀人头是英勇的行为，青年莫那也是出草之后才在脸上纹上了男人的标志。不要说“出草”猎杀人头这样的行为已经不能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打猎也是受法律制约的行为。打猎本是原住民祖传的生活方式，但现在动物保护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很多珍稀物种还需要格外的关心爱护。
除了部分传统的生活方式颇多争议，赛德克族人在这场抗日战争的表现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日本人为了纪念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被杀而按例举行运动会，被早就埋伏好的赛德克人伏击，运动场内的日人一一被砍杀。在佩服莫那·鲁道出色的谋略之外，刀刃挥向手无寸铁的日本妇女与孩子时，残杀的血腥也会强烈冲击观影者的承受力。殖民者也做过同样甚至更过分的事情，隐忍只会纵容，唯有反抗才有出路。然而，仇恨并不是行事无底线的借口，如果受害者与殖民者采用同样的思维行事，二者又有何区别？作为曾经的受害者，一定要知道殖民者做过什么，更要知道自己做过什么，现在该如何做，将来要向何处去。
三、身份认同之困境
电影以崇敬之心再现了“野蛮的骄傲”，但没有美化，它让我们同时看到了野蛮的残酷。“野蛮的骄傲”是赛德克人建构身份的重要成分，而野蛮的残酷则是他们身份流散的致命伤。
“认同从来就不是一种单一的构成，而是一种多元的构成，包括不同的、常常是交叉的、敌对的话语、实践和立场。它们完全服从于历史化，永远处于变化和转变的过程中。”[2]在一郎的身份构成中，主要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作为赛德克人野蛮的一面，另一个是作为日本殖民地子民文明的一面，而这两个面向正是处于对立的立场上。“身份绝不是‘首要的’，而是关系的产物。不管是被巴赫金的对话体还是被德里达的‘异延’激活的，差异及对差异的协调变成了建构身份的关键；推而广之，也成了建构文化的关键。”[3]一郎未能认识到他仅仅只是看到了野蛮与文明多副面孔中各自的一副面孔而已，也不能有效地调节进步与落后两个面向之间的矛盾，从而难以找到立脚点。
时移世易，殖民与文明的同构关系被打散，得到迅猛发展的现代工商业文化再次将原住民抛入了文明与野蛮的身份困境中。原住民传统生活方式的断裂与传统价值观念的流失，不仅仅是因为汉人的歧视，还因为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巨大诱惑。这在田雅各的小说《最后的猎人》中有集中体现，大量的原住民后生在现代文明的诱惑下自愿放弃高山猎场走进了都市丛林。
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赛德克人那般泼辣的生命力都值得赞扬与推崇。与他们的强悍相比，生活在都市中的现代文明人过于苍白文弱。当现代人在现代都市文明灿烂的外表下发现其种种不良倾向之后，自然而然转向乡土文明寻求救赎之道。然而，“关于这一有机社会，惟一确定的事实就只是，正如雷蒙·威廉姆斯所说，它从一开始就已经永逝不返了。种种有机社会仅仅是用以谴责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商品化生活的种种方便的神话。”[4]如何在社会进步中保有优良传统又不顺带一并留下其中蒙昧的部分，让现代人纠结难解。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形”不可避免地消逝（诸如美观二字便足以成为部分原住民后人拒绝琼面的原因）之时保住固有之“神”？
这个身份建构的困境，不只困扰着原住民，也困扰着所有后起民族。“落后”的民族都渴望着“先进”，然而当全球化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侵蚀了民族特性时，传统文化的美好开始受到重视。“文化差异与‘民族认同’处于一种复杂的相互关系之中，既指向民族主义的进步要素，也指向民族主义的集权主义要素，它们都为其有疑问的特征和作用提供了证明。”[5]民族主义的集权主义倾向正是要避免的，而促使其中的进步要素得以最大限度发挥是当务之急。
对身为弱势族群的原住民来说，《赛德克·巴莱》之于他们的意义不言而喻。这部电影是他们与祖灵的再次对话，同时让社会更加关注这个群体，了解这个群体。“原住民”一词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才逐渐得到认同的，之前都是“山胞”或其他诸如生番、熟番这样带有歧视意义的词语。从“山胞”到“原住民”，从汉名到传统的族名，对原住民而言意义重大，代表着他们争取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时至今日，原住民已经不再像莫那能诗歌里所写的那样仅仅因为原住民的身份就被歧视被压迫，然而，“不解”或“误解”仍然很多。原住民内部也面临着在现代商业文明的同化中如何保有自身之“名”的困境。在这个意义上，主要角色选用赛德克族人演员、讲赛德克语、表现赛德克历史与文化的《赛德克·巴莱》，是一部“正名”之作。
对非原住民而言，这一段历史中涉及的殖民、文明、身份认同、族群文化等议题，属于原住民，也是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赛德克·巴莱》的成功正在于它没有将“雾社”事件简单化成民族仇恨，这段历史中种种矛盾关系，其复杂，其纠结难解，正是电影厚重之处。
[参考文献]
[1] 吕正惠.皇民化与现代化的纠葛——王昶雄《奔流》的另一种读法[A].殖民地的伤痕——台湾文学问题[C].台北：人间出版社，2002：36.
[2] [英]斯图亚特·霍尔.导论：谁需要“认同”[A].周宪.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C].北京：中华书局，2008：6.
[3] [美]德里克.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1.
[4] [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5.
[5] [美]亨利·A.吉鲁.民族认同与多元文化论的政治[A].周宪.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C].北京：中华书局，2008：162.
[作者简介] 司方维（1983—），女，山东青岛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许昌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