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不和导致新浪错失进入即时通信行业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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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6日早上，在硅谷斯坦福大学门口的星巴克咖啡馆，我同华人互联网先驱沙正治进行了交流。他曾是吉姆・克拉克钦点的网景副总裁，也是新浪第一任CEO。

当年从硅谷的Santa Clara大学MBA毕业后，沙正治先是到南加州一家做巨型计算机的公司工作，一年后回到硅谷，在英特尔做了五年，之后进入华人计算机公司惠智等，后来被甲骨文聘为副总裁，负责Unix产品线。回顾这段经历，可以说，沙正治在上世纪整个80年代都置身于微型计算机产业前沿，由于均在几家公司成长最快时期加入，他觉得自己运气不错。

我对沙正治去甲骨文感到很奇怪，因为我一直觉得它很像欧洲公司。对此，沙正治很同意，并补充说甲骨文有很浓的贵族气息，只雇用最好学校的毕业生，因为这些学生是美国的精英，自我期望很高，而且只做最好的东西。在甲骨文时，沙正治的秘书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硕士，他手下还有七八个哈佛的MBA毕业生。但也因为如此，甲骨文的内斗非常严重，因为精英们的特点就是谁都不服谁。

1994年，沙正治和硅谷互联网创业教父――网景创始人吉姆・克拉克共进一次早餐，彼此非常投缘。在沙正治看来，克拉克的本质是个“德州牛仔”，出身贫寒，包括数学在内的知识都是在部队当炮兵时自学的。他创办网景时还没多少人知道互联网是什么东西，凭借其个人魅力，还不到100人的网景居然把微软相中的职业经理人吉姆・巴克斯代尔抢过来做CEO。克拉克唯一不足的是脾气暴躁，这也使得他成为沙正治眼中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

在当时，沙正治敏锐地看到互联网的影响比PC还要大，因为PC只影响到技术，互联网却影响到了商业、人文等多个方面。“好不容易碰到一波滔天巨浪袭来，要不要抢？当然要抢！”沙正治毅然来到创办才五个月的网景。

沙正治在1998年年底萌生退意。这时，华渊投资人、华登国际的茅道临邀请沙正治做新浪的CEO。当时，中国只有2000万网民，市场容量难以和北美媲美，再加上沙正治从网景带出来了一支技术团队，也为了在纳斯达克上市，新浪把总部设在美国。

沙正治认为，新浪是硅谷和中关村间第一个产业意义上的合作项目。但也因为是第一次，文化上的差异使得新浪面临空前的整合难度。首先是硅谷的商业模式和中方的技术派之间的矛盾。加入新浪后，沙正治想要把即时通讯作为战略性项目来推广，当时新浪面临三个选择：自己做、兼并台湾的“信息人”或兼并QQ。沙正治认为时间和市场占有率是抢不到的，极其重要，当时的新浪技术团队在相关领域积累不够，因此力主兼并“信息人”来攻城略地；而王志东因为是技术高手，认为“信息人”的技术是小菜一碟，新浪可以自己做。虽然沙正治的主张得到了硅谷投资方的支持，但最终因没有得到管理层的支持而使新浪错失进入即时通讯行业的良机。

沙正治认为，在当时情况下，硅谷的商业模式和概念很难直接复制过来，因为文化差异是个很难克服的问题。王志东讲过一句话，“小米加步枪是中国的团队，美国人是洋枪洋炮，我们就是要打败你们。”因为诸多诸如此类的文化差异和内部不和，在新浪上市之前，沙正治离开了新浪。

沙正治对于互联网的发展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手机会变成主流，Twitter就是针对这一趋势。而在中国，手机用户比互联网用户更多，更普遍。

谈到这里，我们的话题转向了当前最火的Facebook。沙正治认为，Facebook的商业模式比Twitter好，最重要的原因是其用户数据是真实的，也是它最值钱之处，并且这种模式可持续。为此，沙正治很佩服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认为他的成功比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更难得：盖茨的成功是看到技术趋势，而扎克伯格看到的是人文层面上的改变。沙正治觉得扎克伯格更难得的是坚持不让VC投资，不急着卖广告，也不急着上市，关键点把持得很严，扩张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走得稳健。因此，他评价这个20多岁的小伙子是“不世出的天才”，其网站塑造了年轻一代的个性表达和交友习惯。

对于Facebook在中国被屏蔽，沙正治也有不同见解。在他看来，如果谷歌能够完全进来的话就不会有百度，如果Facebook能够进来就不会有人人网；如果Twitter能够进来就不会有中国的微博，只有在封闭的空间里面国内网站才有优势，在实力不对等的时候大门打开就会水银泻地，不会有中国的互联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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