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读书与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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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几乎同时代的文人都极尊崇他。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

陈寅恪在日本留学时，与鲁迅是同学，二人曾有交往。但从陈留下的诗文中，几乎看不到他与鲁迅的交往经历，倒是鲁迅的日记中对此却有记载。陈说，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圣人；他怕言及此事，会被国人误认为自己是鲁迅所说的无聊之徒。

陈寅恪在欧洲游学期间，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如《史记》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艺文志》，《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新唐书·地理志》等等。即使德文原版的天文学也是他经常诵读的史书之一。他诵读了“十三经”，而且每字必求甚解，这也就奠定了他一生精考细推的治学方法。他认为，中国历史是中国文化的体现，他选择历史学作为终生奋斗的领域，其意也正在于此。

陈寅恪留学回来后，与当时大多数归国留学生的西装革履不同：总是一袭长衫，脚踩布履，冬春则棉布马褂；数九寒冬，就在脖间缠一条五尺围巾，头戴厚绒帽，裤脚扎一根布带。每次上课前，他对学生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读书时，习惯将自己的考证、注释、心得，写在书籍的书眉上。他的文章有独特的风格，总是习惯于先引上若干条史料，然后再加上一段按语的做法——给人的感觉，他的文章更像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读书札记。胡适在日记里曾经这样评价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

陈寅恪曾谈到他学习多种外语的经验，只强调一个“诚”字。在清华执教时，他已名满天下，但仍然坚持自学西夏文和蒙古文，并且每个星期进城两天，向德国教授钢和泰学习梵文。季羡林曾用“泛滥无涯”来形容陈寅恪懂得的语种数量。只是陈寅恪极为谦虚谨慎，从未将所学炫耀于他人。他到底懂得多少种语言文字，直到他去世都未能有定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即使是他的师友、家人、弟子。

陈寅恪说过：“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出三件突厥碑文，但都看不懂。后来，陈寅恪以突厥文对碑文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

最后想感慨一下：陈寅恪游学欧美十余年，上过那么多名牌大学，居然就没有拿一个博士学位，而且清华国学研究院竟然肯发给他一纸导师聘书，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陈寅恪的事例其实启示我们：读书做人不要急功近利；对人才的使用，重在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