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虚《论语辨惑》“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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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代王若虚《论语辨惑》对《论语》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句话提出异议。王若虚的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从儒家所倡导的孝道的等级、情感方面解释，那么王若虚则明显没有考虑到孔子孝治天下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王若虚 《论语》 等级 感情
王若虚在其《论语辨惑》（一）第六条，对孔子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提出异议。他认为如果可改，则不须三年，如果不可改，则终身不可改。并对其他学者的解释提出批评，认为是不能以意逆志的结果，因此常蔽而不通。原文如下：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夫可改者，不待三年；不可改者，虽终身不可改。学者数能辨之，然其为说过正者何多也。东坡曰：“君子之丧亲，常若见之，虽欲变之而其道无由，是之谓无改于父之道。”叶少蕴曰：“古者凡言三年之丧，素冠，刺不能三年是也。当以‘三年无改’为句，终三年之间而不变其在丧之意，则于事父之道，可谓之孝。”胡寅曰：“于之为言，依近慕思之意也。执三年之丧而依近慕思，不少变焉，可谓孝矣。非指父道而言。”三说之曲，不辨可知。郑厚则疑其有为言之，而弟子不善记。欧公直谓出于妄传而非夫子之云。此亦过也。游定夫曰：“三年无改者，言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南轩曰：“此言其常也，若非道之甚，不待三年，斯尽之矣。”盖圣人固有决定之论，亦有姑言大体而不尽其变者，非此事也。学者一概用之，而不能以意逆志，故常蔽而不通者。昔牟融、鲍昱援引此义，以遂汉明之非，几累孝章之初政。而近代小人复有持述之说，以误天下者，岂不诬经诡圣人之甚哉！（胡传志，李定乾.《滹南遗老集校注》卷四.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40―41.）
如果按照常理来说，王若虚所言是有道理的，因为改与不改，总应有一个正确的区分。但问题是孔子作为人们所尊崇的圣人不可能低能和悖理到这种程度。这里的关键在于：孔子这段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是针对什么人讲的。孔子这样讲的目的何在，与儒家所提倡的孝道的核心价值关系如何。如果这么去思考，就会发现王若虚的思维是简单化的，也是偏颇的。
一、孝是有等级的
首先我们从儒家有关孝对不同社会等级作不同层次的要求来分析。孔子的这段话来自《论语・学而》，也即《论语》的第一篇。原文为：“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文中所引《论语》原文皆出自于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8.）《〈论语〉详解》中译为：“父亲活着的时候，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以后，观察他的行为；在守孝三年期间不改变父亲原来的做法，这可以算是孝了。”（白平.《〈论语〉详解》.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1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曰：“父在，子不得自专，而志则可知。父没，然后其行可见。故观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恶，然又必能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乃见其孝，不然，则所行善，亦不得为孝矣。”（〔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51.）父亲在的时候，儿子不能自己做出决定，要事事听从父亲的教导，这体现的既是顺从也是一种尊重，即敬心。他们解得都不错，但也都是从字面上作解，而没有深入到其实质。这一段话的核心在于“道”，无改的是“父之道”，然而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道”，才能行其“道”呢？显然这里讲的不是普通人。孝之所以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于它是实现天下大治的要害。《论语》开篇就讲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经典之作《孝经》的“开宗明义篇”也说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文中所引《孝经》原文皆出自于〔宋〕邢.《孝经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孔子认为，孝是一切道德产生的根本，也是教化生长的根源。孝之所以是根本，就在于它是不犯上作乱的保证。要不犯上作乱，就得按照先王既定的规章办事，这规章便是礼。所以《论语・为政》中云：“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儒家的礼是宗法制度的产物，也就是说它是有着等级的。于是孝也是有等级的。儒家推崇的经中之经《孝经》就针对不同社会等级的人给出了不同的孝亲方式，即“五等之孝”。所谓的“五等之孝”是孔子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个不同社会等级的人分别提出不同的行孝方式。对于至高无上的天子而言，“孝”不仅是敬爱父母双亲，而且还要做到“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将这种德行施于黎民百姓，使四海之人遵从效仿，这样就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诸侯之孝，要做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长守富贵，保住自己尊贵的地位，才能实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处于社会中间一级的卿大夫，《孝经》中提出“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作为卿大夫，要恪守先王制定的包括服饰、言语、行为等在内的礼法道德，做到这些就可以长久地守住自己的宗庙，谨守孝子的义务。一般官士，孔子要求他们能够用孝的爱和敬做到“忠顺不失，以事其上”，最终能够“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只有这样才算是“无忝而所生”，也就是说无辱于生养自己的父母。作为普通百姓的庶人阶级，要“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平时应该谨小慎微远离耻辱，节约用度以免不足，这样就可以很好地奉养父母双亲。孔子给不同社会等级的人提出不同的行孝的要求，由庶人到天子，虽尊卑有别，但孝道是永恒存在有始有终的。那么何等人才能无改父之道呢？显然只能是“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的天子、“保其社稷”的诸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的卿大夫，按照先王之道行事是他们的本分，也是先王之礼所早已规范了的。因此，还是程树德《论语发微》中说得好：“道，治也。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谓继体为政者也。若泛言父之教子，其道当没身不改，难以三年为限。惟人君治道宽猛缓急，遂俗化为转移，三年之后，不能无所变易。”（程树德.《论语集释》（一）.北京：中华书局，1990.45.）若是“继体为政者”，那么此处的“孝”也就不是指普通的父子相承，而最起码应该是士大夫阶级以上的孝。“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不能轻易变更父亲的做法。所以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对他们来讲是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先王就是正确的象征。之所以讲三年，是观其志，观其行的结果，有了这个基础就会按先王的大纲去做，三年之后也不过是根据变化了的具体情况有所调整而已。这种调整也是在其志行的范围之中。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之所以不同的人向孔子问“孝”，孔子给出了不同的回答。这里除了看出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孔子对不同的人，尤其是对不同社会等级的人给出的不同回答。“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孔子回答子游、子夏时所说的“敬”和“色难”，这是孔子对普通人提出的孝亲要求，他认为不能满足于如犬马的“能养”，更重要的是“敬”，即发自内心地孝。这讲的是士和庶人之孝。而孟武伯、孟懿子作为鲁国大夫，当他们问及孔子什么是孝时，孔子只答道“无违”二字，要求做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即父母活着的时候，按照礼节侍奉他们；父母死后，也要按照礼制的规定埋葬他们，祭祀他们。由上可知，只有按照孔子对不同人士的孝的要求来理解，才会真正认识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本质所在。王若虚无视这种区别，其态度是简单化的、粗疏化的，也很自然是错误的。
二、孝是讲感情的
其次，我们以儒家之孝的本源依据来分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句话的关键在于“三年”，也即儒家所主张的三年之丧。“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孔安国注曰：“孝子在丧，哀慕犹若父存，无所改于父之道。”（〔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上）.北京：中华书局，1990.27.）所谓“哀慕”，从感情上讲，父亲去世后，子女一时无法承受而产生的感情的自然流露，也即爱心的体现。这就说明虽然儒家强调了行孝的社会等级的要求，也规定了相应的礼仪规范，但儒家倡导的礼法制度是从人性最基本的情感出发去考量的，也是孝道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王若虚用“夫可改者，不待三年；不可改者，虽终身不可改”的道义原则的严峻冷酷替代了孔子孝道的温情脉脉，是忽视孝道的感情核心的结果。《阳货》篇中，宰我曾问孔子三年之丧，其曰：“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孔子反问道：“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可见，在三年守孝期间子女不能食稻衣锦，更何况是安逸享乐，这在孔子看来是完全违背人伦常情的。《孝经》也记载道：“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哀，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故而孔子严厉批评宰我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三年之丧”是孔子所倡导的丧礼的守孝期限。《论语・宪问》篇“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天子在三年守孝期间，连政治都不能过问，更何况是更改“父之道”？可见，“三年之丧”是必须遵循的礼制。“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也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守孝期间的必然结果。只不过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特意加以强调而已。《论语正义》引孔安国注曰：“孝子在丧，哀慕犹若父存，无所改于父之道。”便是恰当合理的解释。可见，《论语辨惑》所引胡寅的解释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依近慕思之意”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哀戚之情”，这是在父母去世后，人们一时无法承受而感情的自然流露。从情感上讲，在三年的守孝期间“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哪里还有心思去想改变父亲以前的做法呢？所以王若虚所说的“夫可改者，不待三年”，不仅忽视了孔子的“三年之丧”的礼法规定，同时也有悖于儒家提倡的“父子之道，天性也”（〔宋〕邢.《孝经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4.）的最基本的亲情伦理关系。总之，“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所含概的“情亲原则”更重于王若虚的“道义原则”。
三、余论
最后，我们再分析王若虚所引的其他人的观点。王若虚在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同时，还对其他人士的理解提出批评。其实，这些人的观点有许多是有合理之成分的。如：东坡曰：“君子之丧亲，常若见之，虽欲变之道而其道无由，是之谓无改于父之道。”其蔽在于立足于改，而其看到与亲人对感情难以短期消泯则是正确的。叶少蕴曰：“古者凡言三年之丧，素冠，刺不能三年是也。当以‘三年无改’为句，终三年之间而不变其在丧之意，则于事父之道，可谓之孝。”其以“三年无改”处断句，自然是毫无必要之举，而其注意到三年之丧的重点则是可取的。胡寅的“于之为言，依近慕思之意也。执三年之丧而依近慕思，不少变焉，可谓孝矣。非指父道而言”同样注意到感情这一核心，自有可取之处。而游定夫的“三年无改者，言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南轩的“此言其常也，若非道之甚，不待三年，斯尽之矣”，虽然表面上有区别，实际上和王若虚的观点是一样的。只不过是采用了一种变通的办法而已。汪中《述学・释三九》说：“三年，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为其为道也。若其非道，虽朝死而夕改可也。”（程树德.《论语集释》（一）.北京：中华书局，1990.43.）现代学者杨伯峻解释道：“若是他对父亲合理的部分，长期地不加改变，可以说做到孝了。”（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8.）他还在注释中明确指出：“道，有时候是一般意义的名词，无论好坏、善恶都可以叫作道。但更多时候是积极意义的名词，表示善的好的东西。这里应该这样看，所以译为‘合理部分’。”（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8.）虽然是尽量使其变得合理，但还是脱离孔子当时社会实际，用后来的思维来理解古人之言行的结果。
总之，孔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是在春秋礼崩乐坏的特殊时代讲的，目的是要恢复周礼的规范，和后人对道的正确不正确的理解毫不相关。孔子是针对统治者，即天子、诸侯、卿大夫讲的，是为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的。《孝经・开宗明义章》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说明孔子认为施行孝道可以人心归顺，最终实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的“天下大治”的目的。王若虚没有认识到孔子“孝”的这一深层内涵。《论语・为政》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参与政治，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认为，唯有孝这种美德可以影响到政治上。所以说，孔子倡导的孝不仅是孝顺父母，其深远的意义是用孝行去影响政治。“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是符合天地之运行规律的，行孝是人最自然的情感诉求。用这种合乎自然规律与契合人性本源的“孝”去因势利导地治理天下，则“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就能达到“天下和平”。这就是孔子大力推行孝道的终极目的。所以说，王若虚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没有能顺着孔子的孝治天下的目的去思考，也就没有体味到孔子所言孝的深远意义，这是我们要认真指出并严肃对待的。
当然，王若虚也不是一味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还没有达到要否定孔子的程度，这从他讲的“盖圣人固有决定之论，亦有姑言大体而不尽其变者，非此事也”就可以看得出。但他从“父之道”合理不合理中片面的解释，却也是金代女真政权下知识分子摆脱传统束缚的反映，其空疏而不严密也是这种环境下的产物。
参考文献：
[1]胡传志，李定乾.滹南遗老集校注（卷四）.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
[2]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3]〔宋〕邢.孝经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5]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
[6]〔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上）.北京：中华书局，1990.
[7]白平.《论语》详解.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