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辞赋理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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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代的辞赋理论已经发轫,开始追述辞赋的源流、作用、特点和介绍写赋的方法;从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辞赋的“讽谏”功能;站在经学立场上,评价辞赋家和辞赋体裁。更重要的是,探求了辞赋的艺术规律,司马相如提出了“赋迹”、“赋心”说,“打破了儒家那种处处受着政治伦理束缚的美的观念”。

关键词:辞赋 理论 述评

两汉的文学理论中辞赋理论是一个重头戏。在汉人痴迷于辞赋创作的同时,辞赋的理论已经发轫,汉代人有关赋体文学的认识和评价,诸如：辞赋的源流、辞赋的讽谕和颂扬作用、辞赋的艺术规律以及对辞赋家辞赋作品的褒贬,“给人提供了批评模式和理论框架”,龚克昌认为“它意味着文艺创作已不再是自发的被动的盲目的活动,而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追述辞赋的源流,介绍写赋的方法

汉人在探寻辞赋源流的问题上作了不懈的努力,班固《两都赋序》称:“赋者,古诗之流也”,汉宣帝云:“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他们从创作内容和创作指导思想的承袭关系对辞赋的源流作了解释。在班固看来,赋是在“学诗之士,逸在布衣”的境况下,由“贤人失志”才产生的,赋的作用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关于诗、赋之间的源流关系,褚斌杰认为班固的意思是“赋体作品与《诗经》的‘雅’、‘颂’相通的……他认为《诗经》的雅、颂有‘通讽谕’、‘宣上德’的功用,汉赋的作用也是如此,所以说《诗》是源,‘汉赋’是流,‘赋者,古诗之流也’。”这个说法很有见地,对班固的话作了合理的诠释。

扬雄早年热衷于辞赋写作,崇拜汉赋大家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常以他的作品为典范,创作了《甘泉赋》等作品,扬雄总结作赋的方法时说,“大谛能读千赋,则能为之。谚云:伏习象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只要大量的反复诵读、揣摩辞赋佳作,熟练地掌握了创作技巧,一定会提高艺术水平,写出很好的作品来。刘大杰评价甚公:“扬雄虽专事模拟,究其因才高学博,他还能独成一个局面,能在摹拟的生活中,运用他的才学,使他得到较好的成绩。当日如刘歆、范逡对他都表示敬意,桓谭以他的文章绝伦者,也就在此。”

二、探求辞赋的艺术规律

从《全汉文》和《西京杂记》(卷二)所反映的史实来看,最早发表赋论的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在群星璀璨的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司马相如所提出的“赋迹”、“赋心”说是对文学理论的重大贡献。他是这样回答友人盛览作赋的方法的:合纂组以成文,列绵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这是司马相如根据自身的创作经历总结出来的辞赋创作的艺术规律,也是他孜孜以求辞赋艺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所谓“赋之迹”,指的是辞赋写作超越时空的铺陈技巧。“纂”、“组”是一种五彩丝织带子, “宫”、“商”为古代五音“宫商角徵羽”中前两音。司马相如认为辞赋的辞藻和文采,有如五彩丝织般华丽;他也强调了辞赋的韵律,如音乐的宫商般和谐、铿锵。“经”、“纬”是指作品中的纵线与横线,司马相如以此比作安排写作材料要井然有序,也凸显了时空的审美整合性。

所谓“赋家之心”,指的是辞赋家创作时神思自由驰骋,心灵飞跃的神态。“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其中“宇宙”一指天地,如《庄子•让王》“余立于宇宙之中”;一指时空,《淮南子•齐俗》“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人物”是人与物的合称。“苞括”和“总揽”是指作家要胸怀宇宙万物,也只有如此,才能作到像陆机在《文赋》中所说的“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三、凸显辞赋的“讽谏”功能

孔子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对于“怨”的解释,何晏《论话集解》引孔安国云:“怨刺上政”,我们也可以解释为,诗歌可以用来批评现实,表达民情,实际上也就是说诗歌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讽谏”。赋家不是将倾向“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是在恢宏气势的渲染、博大而壮阔的场面描写之后再加上一个含有“讽谏”特色的尾巴。但讽谏只是众多功能中的一种,而汉人们把“讽谏”作为评价辞赋成败的主要理论标尺。如司马迁评《子虚赋》、《上林赋》,“《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讽谏,归于无为。”(《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之所以肯定司马相如赋,主要原因是它具有“讽谏”作用。当然司马相如毕竟是大手笔,他的大赋中融以讽谏,手段是高明的,先努力夸饰上林苑面积广博、物产丰饶、田猎盛况,然后“曲终奏雅”,“引之节俭”。如:上读《子虚赋》而善之……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故空籍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讽谏。奏之天子,天子大悦。(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司马相如作《子虚赋》是煞费苦心的,一是要以“侈丽闳衍之词”夸饰恢宏的场面,二是要达到含蓄委婉的“讽谏”目的。司马迁在传记中一方面揭示了司马相如作赋的意图,另一方面有目的地重点宣扬赋的“讽谏”意味: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癯,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张衡也毫不隐讳地说他作《二京赋》是为了讽谏,“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愈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后汉书•张衡列传》)。为屈原、贾谊作传,司马迁坦言,他也是出于“讽谏”的意图,“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王逸在解释“离骚”的含义时,也指明它的功用“以讽谏君也”,所谓“经”,“径也”,它的意思是“已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离骚经序》)

四、点评辞赋作家与辞赋体裁

两汉赋论家在对辞赋家和辞赋体裁的评价问题上,其态度是不一致的,或毁,或誉,但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他们都是站在经学的立场上,其评价的理论标尺就是能否对统治者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皇帝进行“讽谏”。肯定派以司马迁和班固为代表,否定派以扬雄和王充为典型。

1.持肯定态度。辞赋家在汉代社会地位卑微,被当作倡优一类的人物。而西汉的司马迁却专门为辞赋家立传、评价辞赋作品,并在《史记》中为战国时期的屈原和汉代的贾谊、司马相如单独立传。他甚至将司马相如划入“扶义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史记•太史公自序》)之类的人物, 把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上疏谏猎》、《论巴蜀檄》、《难蜀父老》、《封禅文》收入了《司马相如列传》,这是《史记》中收文章最多的篇章。全传九千二百多字,比《项羽本纪》还长,“这里的确表现了他对司马相如这种文学家的高度重视”。

东汉的班固也为辞赋家诸如司马相如、枚乘、严忌、邹阳、司马迁、扬雄等立传,彰显他们的文学事迹,因此姚思廉认为“昔司马迁、班固并为司马相如传,相如不预汉廷大事,盖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为贾邹枚路传,亦取其能文传焉”。(《梁书•文学传》)史迁为辞赋家立传,并非他们出身高贵,功劳卓著,或者地位显赫,而是辞赋写得特别好。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极力渲染武、宣两朝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和公卿大臣“时时间作”赋的盛况,把汉赋抬高到“炳焉与三代同风”的地位,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班固的赞美之情。

汉代最大的文学论争主要是围绕着屈骚进行,卷入这场论争的既有王公贵族,也有普通儒生,它发起于刘安与司马迁,中间经过了扬雄和班固,最终是王逸经过经学性的理性提炼而得以完成。王逸从经学立场出发,对赋家屈原及其《离骚》赋进行了全面肯定,“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楚辞章句序》)

2.持否定态度。扬雄对辞赋家是颇有微辞的,包括以前他所景仰的司马相如。“或曰: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法言•吾子》)扬雄在这里提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观点,“丽”是辞赋的共性,“则”则是儒家准则,“丽”与“则”是判断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分水岭。他认为凡是“丽以淫”的“辞人之赋”应该统统取消。扬雄的这些看法为后世所称引,如程廷祚在《青溪集》卷三《骚赋论》中说,“善夫!扬子云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以理胜者,虽则弗利;以词胜者,虽丽弗则;不则不丽,作者不为也。……先以理而后以词,取其则而戒其淫,则可以继诗人之末,而列于作者之林矣”。

王充在《论衡》中对辞赋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如《自纪篇》云:“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他反对赋颂注重形式上的“深覆典雅”,使人“指意难睹”,倡导通俗易懂的语言。《定贤篇》指责辞赋虽“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却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然“文如锦绣,深如河汉”,然而“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是“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的。王充对司马相如、扬雄作赋使汉武帝、汉成帝“惑而不悟”,也提出了批评(见《论衡•谴告篇》)。

蔡邕也对赋家进行了攻击,他在给汉灵帝的“封事”中把赋家视为“俳优”。在选拔人材的问题上,他主张从经学之士中擢拔官吏,反对赋家作官,已被录用的辞赋家出身的官员,他建议不让他们“复使理人,及仕州郡”,“但守俸禄”而已(《后汉书•蔡邕传》)。

参考文献:

[1].阮忠:《汉赋批评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3。

[2].龚克昌:《汉赋研究•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

[3].褚斌杰:《论赋体的起源》,《文学遗产》(增刊)第十四辑。

[4].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5].鲁迅:《司马相如与司马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6].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7].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1卷),三联书店,1982。

[8].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

[9].刘乃和:《司马迁和史记》,北京出版社,1987。

王洪泉:重庆科技学院人文社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