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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无根本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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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压力增大

2010年,欧美国家利用本币贬值手段提振经济、促进出口,对人民币升值形成了较大压力,中国企业面临的汇兑风险和竞争压力都在增大。

汇率改革已是中国经济改革深化的必然选择;2010年4月16日,美国纽约州参一轮员查尔斯・舒默公布升级版的“舒默议案”并启动立法程序,再度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之后,欧洲对中同货币政策的态度转趋强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敦促中国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2010年12月30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6.6229,创下汇改以来新高。自2005年中国政府实施汇改起,至2010年11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3.97%,对欧元汇率累计升值14%。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测算,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已累计升值13.58%,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21.20%。

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夯实,中国的汇改时机已渐成熟。但汇率改革势必导致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强,而人民币升值又必然使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升高,进而导致出口产品数量下降。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同企业无疑面临更为恶化的海外市场环境。

国际市场上其他主要货币兑美元的汇率走向同样值得中国出口企业密切关注。2010年美元持续大幅贬值,引发日本、韩国、泰同等同十预汇市:从中期看,美元仍会继续走低,各主要货币汇率博弈加剧,企业经营风险上升。从2010年的情况看,全球金融体系依然脆弱,资本避险需求和投机炒作欲望始终存在。原油、铜等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越来越强,价格呈长期走高趋势。而美元是国际商品市场的主要计价货币,其汇率持续贬值必将影响商品价格一受全球流动性过剩、弱势美元和投机炒作等因素影响,国际能源、资源价格保持在高位,对于依赖能源与原材料的中国出口产品而言,成本上行势必对其造成巨大的压力,压缩产品市场空间。

贸易 救济摩擦形势更复杂

加入WTO后,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关税壁垒逐步弱化,各种配额也逐步取消,但其他贸易壁垒却更趋严重。2010年以来特别值得注意的动态是:国外市场针对中国产品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和技术壁垒的趋向走强。

贸易救济措施主要是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一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正成为各国贸易保护行为的主要对象,据中同商务部统计,20iO年中国共遭遇贸易摩擦64起,涉案金额约70亿美元。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已从纺织、轻工等低附加值领域向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蔓延,从具体产品层面向产业政策、汇率制度等宏观层面延伸。

2010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共发起58起“337调查”,其中19起涉及中国企业,占调查总数的1/3,“337调查”总数和涉华案件数量均达到历史新高。19起涉华案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均为专利侵权诉讼;涉案产品多为机电产品,特别是动态随机存储器、显示设备、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喷墨墨盒等电子信息技术产品;案件大多涉及外国在华投资企业。

2010年欧盟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11起,是上年数量的1.6倍,立案数量为近4年来之最;涉案金额较大,涉案产品包括三聚氰胺、铜版纸、玻璃纤维制网眼织物、瓷砖、无线数据卡、磷酸三酯、不锈钢无缝钢管、石墨电极等。2010年9月16日,欧盟委员会对中国数据卡发起反补贴调查,涉案金额高达约41亿美元,不仅是迄今中国遭遇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救济调查,也是欧盟首次对中国同一产品同时进行三种贸易救济调查,这在国际贸易救济实践中极为罕见。

基于保护国内就业的基本考虑,美欧等经济体短期内难以真正取消对中国出口的各种不合理管制措施,这也会影响中国扩大进口的进程。此外,2010年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不仅来自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也来自巴西、阿根廷、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其中既有针对中国传统优势产业的摩擦,也有针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争议。可以预见,未来中国企业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将更加复杂。

技术壁垒愈深愈细

各国政府设立的技术性壁垒已成为中国产品出口的主要障碍。技术壁垒又称“技术性贸易措施”或“技术性贸易壁垒”,多以技术法规、协议、标准和认证体系(合格评定程序)等形式出现,内容涵盖科技、卫生、检疫、安全、环保、产品质量和认证等领域。与进口配额、许可证等其他非关税壁垒相比,技术壁垒回避了分配不合理、歧视性条款等易于识别的不合理措施。而且,由于各种技术标准极为复杂、涉及面很广,不同国家对此有不同的评定标准,这对出口方而言往往非常难以化解。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2010年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各种海外市场政策风险在2011年仍未得到根本改善,这些风险未来还可能对中国外贸造成不利影响。面对复杂的海外贸易政策环境,中国出口企业应进一步提高主动性,在WTO框架下积极应对各种的贸易壁垒和摩擦,同时密切关注海外市场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充分认识外贸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优化自身外贸结构,培育国际和多边合作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