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突围三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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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行业壁垒与文化基因这“三重门”，牢牢锁住了民营企业飞翔的翅膀。

在西方发达国家，民企是最有效率的企业群体，西方社会给予了企业家非常高规格的文化尊重与制度支持。改革开放已30年，中国的民营企业在技术升级和创新能力上也无法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企业相提并论。在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内经济波动的背景下，已有大批中小企业死亡。为什么中国民企的持续生存能力如此脆弱，一度繁荣又迅速衰落？

第一重门：宏观调控

让我们来看一些盛世中令人深思的数据。

2008年4月下旬，浙江省公布了一季度的经济数据，GDP增幅同比回落了2.8个百分点。以温州经济实力最强的瑞安市为例，一季度GDP增幅回落4.4个百分点。从省、市、县上报的各类数据来看，2008年开春的一系列数据的滑落，已经不是用“结构性”问题可以解释的。“一产、二产、三产全线回落，这也是今年极少见的情况”，浙江一位经济人士如是评价。

2008年4月底，温州市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应温州市政府要求，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反映，温州40%的中小民营企业目前已经处于关、停、半停工状态，甚至倒闭。5月，据人大温铁军教授的研究，温州地区的民间地下融资利率达到了月息二至四分。在信贷骤然紧缩的2007年底，东皖、顺德、温州大批民营企业也都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危机。

2007年初，全球经济增长出现放缓迹象。中国政府也在这一年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针对的问题是投资全面过热，通胀压力陡增。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中小企业陷入困境很容易找到解释：能源和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退税率下降、资金成本过高、人民币升值以及新劳动法的实施等。在这些因素下，企业终端产品涨价没有完全消化成本，企业撑不下去，只有倒闭。

2007年以前，在中国企业将近三十年的成长史上，大抵经历过六次宏观调控，分别是1981年、1985年、1989年、1995年、1998年和2004年，而每一次宏调都非常显著地展现出“宏观吃紧，调控民企”的特征。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合理的金融和税收政策，使每次调控都成为民企的梦魇。

而这一次，很多学者和专家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遭遇危机的企业都是低端制造业与出口贸易型的民企，根本无法适应当今世界价值链的竞争模式。如果“中国制造”与“中国出口”无法顺利完成转型，把利润重心向价值链高端转移，该类民企在2008年的宏观调控期间必将大面积死亡。

第二重门：行业壁垒

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构成来看，民营企业的投资所占比重由1992年的7.6%上升到2006年的41.5%，民营企业已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重点之一。然而，在民营经济内部，投资结构失衡的现象较为严峻，短期趋利特征明显。

探究中国民企投资结构失衡的深层原因，许多行业过多的“进入壁垒”应该是一个主因。截止到2007年底，除了国资委明令限制民企进入的七大经济命脉产业之外，民营企业在近30个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限进”情况。诸如大型基础设施、机械制造业、金融保险、教科文卫等领域都是民营企业“限进”领域，而只有一些传统产业如家电、纺织、服装、饮食和房地产等行业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民营企业投资结构呈现严重的行业和部门不均衡。

以房地产为例，在国家统计局2008年刚公布的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今年一季度，房地产业投资继续强劲增长，增速创出新高34.7%，投资额达5278.86亿元，占全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28.8%，比去年同期上升1.9个百分点，刷新了自2003年以来这一比值的所有纪录，同比升幅也是近年来最大的。

投资结构继续向房地产业倾斜带来两个问题：一是造成“整个第三产业投资呈现快速发展势头”的假象；二是加大了整体投资增长的不确定性。

由投资结构的失衡看到民企处处面临“进入壁垒”的窘境，如果政策歧视没有改善，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国资以及各细分行业主管的施政逻辑不能贯彻一致，那么民企群落是无法靠自己平衡各产业的投资结构的，大部分短期趋利、一拥而上的民企必将在产业的暴涨暴跌中溃败无疑。

第三重门：文化基因

10年前，柯林斯与波勒斯――这两位西方管理学界的双子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进行了持续6年的深入研究。他们先后选取了18个卓越非凡、长盛不衰的公司作为对象，这些公司包括通用电气、3M、默克、沃尔玛、惠普、迪士尼等，平均拥有近百年的历史；他们在其后的著作《基业常青》中明确提出企业家的终极目标在于：“创建一家恒久的伟大公司，一个真正值得常青的基业，乃是崇高的使命。”

经由这本《基业常青》，我们看到了西方企业界和管理学界的一个终极命题――研究如何帮助企业家建立治理优秀、长盛不衰的伟大企业。而在今天，当中国的管理学家急于搬运这套理论的技术分支进入国内，希冀帮助民营企业家建立自己的百年基业之时，其方法却显水土不服，其结果也收效甚微。

究其原因我们不禁要问，有没有人深刻理解过中国的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

昔日太平洋建设的掌门人严介和，中国最大的建筑业民营企业家，身价曾接近于中国首富。他有过几段非常惹人深思的表述：我们这行业民营不能做老大，必须让国有做老大，我认为我们的销售额在300亿左右比较合适，超过500亿那还得了，铁道部的中铁总公司才多少，我们不能超过他；我规定我们的管理层在达到300亿的时候就出去游泳，打打高尔夫球；我2001、2002、2003三年重组了31家国有企业，分布九大行业，包括臭名昭著的上市公司纵横国际。这些企业过来的时候都是负资产，家家亏损，都是政府硬塞给太平洋的，附带的国有职工一共8万人。而我接手烂摊子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严介和包工头的形象，而且我们也是很听话的；我是在商不言商的商人，我不会把这些国有企业转手卖掉，我们和政府合作从不讲商业，我们要和政府共进退；马上我就要退了，我已经准备把股权无偿赠送给我的管理层，我想回去做一个教书匠，我觉得这个比做商人光荣；我觉得企业也是有寿命的，如果所有的企业都成了百年老店，那不成恐龙的时代了吗？企业也是有死亡有新生的，该死的死，活着的质量更高。我就不希望太平洋活个十年二十年。严介和的话应验得很快，他的太平洋集团真的没能活过10年。就在他说这段话的两年后，严介和面临银行逼债，企业资金链几近断裂，他也很豪爽地拂袖而去，一并把集团交给妻子打理。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严介和又重出江湖，创办了华洋建设集团和香山华佗商学院，舒舒服服地给中国1300万的中小企业做起了教书匠。

应该说，严介和与太平洋建设的案例折射出了我国一代民营企业家与民营企业的微妙关系，那是完全区别于西方管理学界所能理解的企业经营观。仔细观察严介和指挥太平洋建设的许多举动，比如他不让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当销售额超过300亿时便让企业停止发展；比如他接手了那么多亏损的国有企业，在产业不能互补的情况下无疑对太平洋建设形成了严重伤害；再如他在接手时有八万的国企冗员不去裁撤，而接手后发现了紊乱的企业文化又不去整合。如此种种漠视商业逻辑的行为一定不能为今日的学界所接受，但在这一系列的“败局”中严介和的个人目的却达到了，他赢得了政府的信任和自身形象的改善。他用太平洋建设脆弱的管理体制和资金链，压缩太平洋的生命来换得个人的富达，难怪他会说自己个人的无形资产应该远超过太平洋的总资产。

理论上说企业家是父亲，企业是孩子，但为何会出现严介和这样父亲“虐待”孩子的情况呢？

唯一的解释是：迫不得已。这简单的四个字几乎可以诠释出所有当代民营企业家的生活处境、社会地位、思维方式与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在改革的三十年中，企业家默默无闻，却扮演了探险者、违法者、殉难者、得益者的多重角色；他们大多起于草莽，受到文化与政策的歧视，却又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甚至到今天，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不是因为贡献巨大而得到提高，只是因为财富的爆棚而为经济社会所关注。

如果再拉开一点距离，把视野拓展到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去叙述。不难发现，中国社会自古就对商业文明保持着若即若离、暧昧不清的关系。历史上，中国古代成就了晋商、徽商为代表的民间商业系统的发达，然而主流的社会文化中又对商业进行刻意的贬低和排斥，造成了中国商人被漠视的历史传统。

就算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仍然是在文化与制度的双重歧视下艰难创业。制度困境已无需赘述，光在文化上，上世纪80年代的企业家被称为“倒爷”，90年代被称为“个体户”，即使到了今天，社会在称呼他们时仍喜欢用上一句“暴发户”来表示“亲昵”。

由此，今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才会时时刻刻处于“迫不得已”的窘境。（摘自：《董事会》2008年第7期 编辑：何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