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乡绅日记中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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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从初夏开始，太原城内就笼罩在流言的恐惧中。传闻说天津正流行一种非常可怕的瘟疫，染疫而死去的人有七八万，其中光洋人就死了两三万。这些不免夸大的传言闹得省城太原人心惶惶，但真正令人恐慌的是，伴随着传言。疫情果然蔓延到了山西。到了仲夏，毗邻太原的寿阳县一带出现了疫情，有的村庄短短一天就死掉一、二十人。疾疫肆虐，形势严峻，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农历八月十七，太原仿照天津的做法，设立了一个“晋报局”，开始对疫情进行调查和通报。对于像太原这样深处内陆的城市来说，这种举措可以说是破天荒的。

此时正蛰居乡间的太原县(今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士绅刘大鹏把这些见闻都记录在他的日记里。作为一位地方士绅和传统文人，刘大鹏非常关心民生的疾苦。他从1890年也就是他33岁那年起开始坚持写日记，着重记载民间的风土人情和那些连绵不断的灾害，直至他于1942年去世。这位士绅前后延续达半个世纪的日记后经整理，被命名为《退想斋日记》，为近代太原地区的民间生活面貌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根据刘大鹏日记的记载，从清末到民初，太原地区不仅水旱绵延，而且瘟疫也频繁发生。像1916年的瘟疫肆虐了两个月，“不但卧病看到处皆有，即因此而死亡者亦复不少”。第二年正月，晋祠一带流行瘟疫，“因瘟疫而死亡者不辍”。到了1918年，正月、五月和九月同，都有疫情发生。当时这些频频发作的流行性传染病主要是霍乱、白喉和猩红热，此外还有感染性腹泻甚至牛瘟。1926年“膳八节”这天，刘大鹏的一位内兄过来向他述说了乡间正在流行的疾疫和牛瘟，说“北大寺村瘟疫自秋八月到十月两月有余，染瘟疫而死者五六十人，现又有牛染瘟疫死数头”。

大概刘大鹏不知道的是，就在1902年太原地区瘟疫蔓延的这个夏天，千里之外的上海也正流行猩红热，有1500多人被夺去了生命。而邻近的苏州、昆山一带，要么白喉陡发，要么猩红热猖獗，同样是传染相继，疫情不断。从清末到民初，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都处在一个烈性传染病高发频发的时期。

疫情扑面而来，当时整个太原地区从省城到乡间一片恐慌。乡民纷纷采用唱戏、放河灯等传统的方式来驱逐瘟神，祈佑平安。刘大鹏记载说。乡民不但延请僧人到晋祠诵经，夜晚点路灯放河灯，还唱秧歌或请戏班子演戏，以求欢送瘟神，驱除疫气。莫说这些方法根本无法奏效，而且由于举行各种仪式活动反而会导致疫情扩散，造成更大的危害。

不过此时，乡间的部分士绅和读书人毕竟已经具备了一些关于瘟疫的近代医学知识，像刘大鹏就记录了霍乱、白喉、猩红热这些传染病的名称。当大规模的疫情不期而至后，这些民间的有识之士极力劝导民众延医请药，捐资为患者施药疗救。还充分利用“惠民药局”、“方剂局”等分布于省城和县城的公共医疗慈善机构，或煎熬汤剂或配制药丸。然后散发给普通民众。“医家甚忙”、“医生多出门为人看病”的记载多次出现于刘大鹏的日记中，从中可以想象地方士绅和乡间的医生对防止疫情蔓延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至于当时中医如何治疗传染病。虽然《退想斋日记》没有叙及，但综合其他史料不难略窥其中的大概情形。对于瘟疫，中医很早就进行过漫长的研究探索，到明清时期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早在明末崇祯年间，苏州名医吴有性就创设出主治瘟疫的药方“达原饮”和“三消饮”。其中“达原饮”以槟榔、厚朴、草果为主药熬制而成，“三消饮”则是在达原饮中再添加大黄、羌活、葛根、柴胡、生姜和大枣。依据吴有性的药方，清代的余师愚又创立了“清瘟败毒饮”一方。1839年，浙江的瘟病学大家王士雄刊行了《霍乱论》一书，这是国内第一部关于霍乱的专著。此后有关霍乱的论著层出不穷，到晚清时国内的医学界已初步完成了对霍乱(俗称“吊脚痧”)这一新型传染病的病理和疗法的探索。可以说在与瘟疫的长期斗争中，中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在清末民初太原地区频发的瘟疫中，中医治疗的方法很可能利用了前人和当时医学界的研究成果，而且治疗手段也是多方面的。

随着同瘟疫的抗争逐步深入，这种以士绅和知识分子阶层为主导的自发的民间拯救也逐渐向一种自觉性的社会公益行为渐进。1884年，著名的洋务派政论家薛福成出任监察宁波、绍兴、台州三府的宁绍台道员。这年夏天他来宁波赴任，却正赶上宁波疾疫流行。之所以暴发瘟疫，主要原因就在于城市公共用水不卫生，加之盛夏臭秽熏蒸，致使疫情来势汹汹。认识到这一点，在地方绅商士民的大力襄助下，薛福成主持对城市河道进行了疏浚，改造了公共用水环境，使宁波“河清如镜，饮汲不污，渗气消潜”，不但消除了疾病流行的根源，也为宁波带来了某些近代化的新观念。

正是出于对环境卫生和流行性疾病关系的认知，东南沿海地区的城市中出现了公益性的近代化公共卫生机构和设施。1905年，常州商会捐资创办了清道局，管理清道夫逐日打扫城区主要街道。几乎与此同时，苏州商会也集资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城市卫生的机构，在市区街道设置了木制的垃圾桶，由挑夫每天早晨8点到12点逐段收集垃圾，再运送到专门雇用的船只上，集中运往城外。

尽管有些姗姗来迟，但是先进的防疫观念和手段还是传到了当时还比较闭塞的太原。

1917年农历腊月初五，为防止刚刚出现的新轮疫情进一步扩散，太原采取了一项特殊的措施――隔离制度。这天，刘大鹏的日记中记载道：“太原市仿效洋人防疫之法，实行隔离制度，从即日起直到第二年二月十九日结束，具体措施是：凡入城内者只准由北门而进，余不准入，凡入城内之人必须写一券，注其姓名籍贯，现办何事，稍涉疑似，即不准入城。”这种严格严密的隔离措施，显然带有某些近代卫生防疫制度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