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价投机与农民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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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曾说：“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

粮食是最重要的资源，其地位无可比拟。

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王朝的更迭，往往与通货膨胀尤其粮价的上涨有关。有研究者曾感慨道，倘若产量巨大的土豆、红薯不是在明末清初才引进，而是更早时出现，中国的历史将被彻底改写。

因此，食品类价格上涨，城市民众倍感生活压力（贫富分化的必然结果），政府也紧张万分。于是，“国十六条”问世，意在去除粮价、菜价、肉价等的投机之翼。

我们有必要知道，投机之翼在哪里？

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了一份粮价研究报告，认为：2009年，国际投机资金主要集中在能源、金属、油脂类商品中，在流动性充裕的背景下，2010年有可能借机转投前期涨幅较小、目前价位较低的粮食品种，粮食产品的金融属性有可能得到进一步提高，从而推高粮价。

果如所料，粮价在2010年，显得势不可挡。

实际上，即使没有热钱涌入，国内的流动性问题亦不可小觑。中国货币供应量的飞速增长（媒体报道称超发43万亿元），决定着，相关资金必然要寻找流向。房价一调控，资金稍微流到农产品中去，就会激起波澜。食品类价格由此拉开上涨序幕。

问题是，农民是粮食上涨的最大受益者吗？国内粮价常年低于国际价格的状况对农民的伤害，又有谁去真正关注呢？当以房地产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将大片耕地吞噬，当怀揣暴利的开发商冷酷地转身离去，作为粮食的提供者，农民的利益被置于何处呢？

悲哀之处在于，粮价上涨，农民难以受益。中国的粮食流通环节侵占了绝大部分利润，农民只是获取一点蝇头小利。而粮价下跌，农民则是最直接的受损者。一旦农民的积极性遭受重挫，谁来支撑起粮食的供应呢？

当人们把矛头指向投机者的时候，我们又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任何炒作都面临着各种风险，一旦失败，数以亿计的资金，将灰飞烟灭。因此，在流动性充足的前提下，决定投机严重程度的其实在于风险的大小。投机者为什么敢于炒作？谁为他们提供了动力？

我们知道，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一直非常高。像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农场主的收入80％左右源于政府补贴。不妨看一个具体的例子：2007年，肉价格飞涨，而同期德国的猪肉价格却远低于中国。原来，德国政府给每头猪补贴大约30欧元（折合人民币312元）。仅这一条，德国猪肉价格就没有涨上去的理由。而国内的养殖户，养一头猪的税费加起来就达80元左右。

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之高，服务之系统、周到，常常令我感叹不已。有这样系统的保障和严格的法律，谁敢轻易去炒作农产品呢？发达国家的农民与中国农民的积极性，哪个更高，是不言而喻的。

相比之下，中国投机者炒作农产品的风险之小、利润之高，是顺理成章的。中国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降低和投机者不劳而获、不劳而暴利的畸形分配机制，一方面导致了财富分配机制的扭曲，一方面导致了粮食生产动力的萎靡。

发达国家长期实行工业补贴农业的政策，而我国的农业却常常受到工业的挤压，最典型的当属农产品价格的低迷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导致农民的利益受损。由于农业生产的利润太低，导致农民的积极性受挫，在一些地方，土地撂荒比例甚至在20％以上。

显然，这种现状降低了投机者的风险，是他们敢于炒作农产品的根本原因。倘若农民种粮、养殖得到更多政策扶持，获取更多收益，他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产品这种随处可见、储存成本又高的东西，谁敢轻易去炒呢？

因此，粮价上涨的根源，乃是国内粮价向国际粮价寻求对接的直接结果。中国的粮食问题不在于价格上涨速度的快慢，更在于整个粮食生产体系动力的缺失。当然，货币的飞速膨胀也是最重要的推手。要想遏制农产品炒作，一方面必须要收缩货币供应量，从源头上减小流动性，另一方面，必须给农民更多补贴和服务，让农民得到更多的收益和鼓励。如此，才能真正消除农产品的投机之翼。至于粮价本身，则应该由市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