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减贫合作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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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作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减贫交流的平台，近年在中非减贫合作上做了大量的培训和交流工作。2011年4月，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建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设计并执行的非洲第一个“村级减贫学习中心”在坦桑尼亚的佩雅佩雅（PEAPEA）村正式开始实施。这是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中国农业大学在中非减贫合作上的一次全新尝试。
2012年7月，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参观和考察了该中心并其举行揭牌仪式。他指出，中国的减贫经验应该提供给非洲国家，中非减贫合作深入非洲农村社区，是防止中国经验在非洲水土不服的有效途径。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何晓军也表示，中国在村级实现减贫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在村一级增强领导和组织动员能力，让村民高度参与经济活动。
该中心也得到了坦桑尼亚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坦桑尼亚减贫研究所执行主席旺格韦表示，通过农村基层的帮助与指导，村级合作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由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与由下而上的发展紧密联系，能够使得农民在减贫第一线受益。非洲“向中国看”
过去三十年，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81年，中国大陆的居民中有三分之二生活在1天1美元（按1993年国际价格）的标准以下，同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这一比例仅40%。但是，到2004年，以同样的标准衡量，中国这一比例下降到10%以下，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仍然保持在40%左右。另数据显示，中国的减贫趋势在1981-2004年间大约每年降低1.9%，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则0.1%。
中国的减贫成就引起了西方和非洲的高度关注，在西方援助仍然无法让非洲摆脱贫困的情况下，哈佛大学教授朱马（Ca-lestous Juma）在2007年公开表达了非洲应该向中国学习的观点。他说：“非洲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越来越密切，更多是因中国已经成非洲大陆经济模式的榜样。中国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摆脱贫困并成世界主导力量之一的例证。”
对此，中国国际扶贫中心顾问、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李小云教授对记者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非洲国家都是利用西方的经验来指导自己的发展。西方主导的基本思想是希望通过工业发展绕过农业发展，依靠出口商品化农业来启动工业，最终实现减贫。但是，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来看，在全球相当一部分援助资源都集中到非洲的情况下，非洲贫困状况仍然没有明显改善。所以，西方的减贫方法被证明是非常失败的。这主要是因西方援助非洲时，在很多领域存在落差，转移起来难度较大。而中国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中国和非洲的情况更加接近，我了解到西方很多专家都对中国援助非洲持有积极的态度。”
李小云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作一个发展型政府，对扶贫工作进行了强有力的推动，形成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虽然现在的非洲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仍然可以向中国学习。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渴望学习中国的减贫经验，进而摆脱贫困，整个非洲大陆逐渐形成了“向中国看”的热潮。李小云指出强调非洲向我们学习的核心就是农业，他说：“非洲是以农业主的大陆，农业潜力非常大，气候、水资源条件都非常好。非洲需要改变过去依靠传统经济作物出口换取外汇启动工业化这一思路，把粮食生产作农业发展的核心。通过农业增长来带动经济增长，最终达到减贫的目的。非洲首先应该明确农业和减贫的关系。”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非洲大陆的普遍认可。非盟农业和农村经济委员图木西姆（Rhoda Peace Tumusiime）夫人在2012年7月的“中非减贫与发展论坛”上表示，非洲非常希望与中国一道，通过农业引导型经济实现扶贫。
中国经验深入社区
在长期从事非洲减贫工作的过程中，李小云听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减贫经验到底是什么？他对记者说，虽然通过会议和培训，让很多非洲人了解了中国的减贫经验，但是如果不实际操作，永远是纸上谈兵。“我总是和非洲人说，我们的减贫经验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多专家和资金投入。最后我发现，现场展示可能才是最好、最直观的办法，所以我们成立了村级减贫试点，在村一级改善非洲农民的农业生产技术，特别是把由农民自己投入主体的中国农业体系介绍到非洲，让非洲农民自己去实践。”
李小云强调，在农业起步发展的时候，更需要依靠农民自身投入。“非洲有个误区，一说发展农业，都谈到补贴。其实中国农业在发展最快的时候是没有补贴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靠农民自己投工投劳。农田的基本设施，包括小型水利等都是靠农民自己建设的。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因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个资本缺乏的国家。和中国一样，非洲也非常缺乏资本，如果全靠外援的话，将来很可能无法偿还。所以非洲各国政府、基层、NGO等都应该要认识到，发展农业需要把劳动力投入进来。而且这几年通过西方援助，非洲在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有很大改善，劳动力素质有很大提高，完全可以在社区水平上开始基本的农业投入，包括小型农田灌溉等，不能完全依靠国际社会和国家投入。”
李小云随即向记者解释了他们在村级减贫学习中心推广的核心种植技术――通过玉米的密植实现粗放式种植向集约化种植转变，由每亩种植2000株变每亩3500株。“在我们的试点村里，由于土地是旱地，所以我们要求当地农民进行中耕，目的是了保墒。我们采取的措施很简单，就是中耕除草，施用化肥。过去非洲农民把种子撒到地里，就不管了。现在我们要求他们不断地去地里看情况，做中耕除草，这就是所谓的劳动力投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更加适合非洲的劳动力密集农业。”李小云说。
中国的方法得到中国农民的认可，但是非洲农民起初却并不太适应。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武晋教授表示，这主要是因非洲农民的观念与中国农民不同，他们对提高主粮产量不是很迫切。武晋解释说：“非洲农民认玉米长得不好，我们可以吃香蕉或者别的替代品。而且提高粮食产量需要比过去进行更多的投入，他们担心销量不好，收不回成本，所以一直对粮食作物的种植不是很在乎，一般把种子撒到地里，能活多少就活多少，农民自己不会特别关心。”
在示范户的选择上，中心充分利用了当地村委会的职能。据武晋介绍，非洲当地的村委会设置很完善，1个村委会下设4个自然村，每个自然村均设有小的村委会，村委会由当地农民选举产生，具有很高的威信。武晋说：“我们希望找到比较合适的农户，他们既愿意参与，也愿意投入一部分资金。这就需要村委会帮助我们推荐，由当地农户自己报名，再由村委会最终决定。”
由于对中国种植方法的不够了解，2011年项目开始实施时，在筛选出的30个示范户中只有1户采用了中国种植技术。但是通过老师在田间地头实地教授如伺增加密植度、如何选育、如何施肥、如何浇水等，到2012年，这家农户的收成比过去翻了一倍――从过去一英亩收获4大袋（当地计量单位）玉米变8大袋玉米。而其他没有采取这个技术的农户，当年仅收获了3到4袋玉米。
首家农户的成功，也给其他农户注入了信心。了广泛推广，中心还采取了“借种子”的方法――通过签署协议，把种子先借给农户，等收获之后再还回来。这样既降低了农户的前期投入，也增加了农户的能动性，因种子不是白给的，是要归还的，农户在种植时候就显得特别上心，而且有了收入之后，也可以进行下一年的投入。到2013年，一共有32户农户采用了中国种植方法。据李小云介绍，到目前止，玉米的长势良好。
由于投入巨大，当地基本没有灌溉和储水设施，减贫学习中心和中非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坦桑尼亚公司剑麻农场合作，让当地的村委会组织村民自己修建引水管道，把剑麻农场水井里的水引到村子里来，减少了大量投入。武晋介绍说，现在井水已经成功引到了田里，下一步中心希望帮助村民建立起管理用水的组织，并和剑麻农场建立起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不仅希望教给当地农民种植技术，也希望他们的将来留下些什么。”武晋说。
减贫的外交意义
佩雅佩雅村位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以西300多公里的莫洛戈罗省基罗萨县鲁代瓦乡，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过去村子里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村委会的办公条件也很差，农民基本是靠天吃饭，产量得不到保证。减贫学习中心成立以后，不仅村委会新修了200平方米的办公室，在村干部培训和调动村委会的积极性方面也做了很多尝试。他们定期组织村秘书和农业技术员进行培训，加强农业技术教育。
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当地农户越来越认可中国技术和减贫中心的工作，很多人希望借此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中国农大人发学院的博士生张悦在坦桑尼亚实地调查学习了三个月的时间，她对此深有体会。张悦说：“很多当地农民对于学习中国技术有很大的热情，他们非常希望改变落后的面貌，对中国人也非常友善。我认识当地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在和我聊起他从年轻到现在的奋斗过程时，我觉得和中国人没有什么两样。他有三个孩子，都是读书的年龄。他平时积极参加我们组织的技术培训，还经常跟我说他要如何把田种得更好，怎么挣更多的钱，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更好的生活。在我看来，我们的种植技术不仅帮他们解决温饱，也带给他们希望。”
如今的佩雅佩雅村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不仅玉米产量由亩产150公斤上升到330公斤，减贫学习中心还帮助村里新修了简易的冲水厕所、雨天也能出行的2公里土路，用上了清洁的井水，难怪当地村民很自豪地对张悦说：“我们的村子是全国最美的。”
佩雅佩雅村的巨大变化正好印证了李小云所说的中国的国际责任。他解释说，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有帮助其他国家的责任，这也是我们外交政策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华民族要实现“中国梦”，其中重要的含义就是――中国作世界上一个负责任的成员，向全人类展现我们可以分享的共同价值。“援助非洲不是简单地给钱，而是帮助他们发展。从全人类的共同目标来看，中国人也有这个义务。而且我们所做的非洲减贫工作能封住西方国家的嘴，让他们看到我们实实在在做的减贫工作，并不是形象工程。所以，非洲减贫工作对我国外交有很大意义。”李小云说。
在谈到目前国内舆论对于我国援助非洲的不同意见时，李小云说：“在中非交流的过程中，我认首先中国人要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我国对非洲的援助不是施舍，而是我们发展了之后，再把我们的经验分享出去，这也是我们国家的责任。另外我们还要避免绝对的功利主义和重商主义，我们和非洲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关系，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我帮助你，既不是免费帮助，也不是了达到某种目的，是一种自然发展出来的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