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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美与简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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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美术领域,华美富丽的风格往往与精致细腻的表现手法并举,反之,提到粗犷雄浑的作品,人们往往会把它与简洁率真的造型方法联想到一起。然而,以韩增启为代表的老北京韩氏泥人,却能突破这种常规惯式,其创作的彩绘泥人玩具,把华美艳丽的风格与简练率真的手法完美统一。

韩增启(1935-1999),著名泥玩具艺人,北京人,韩氏泥人第三代传人。他生于泥人世家,其祖父穆克登阿,为清末满族镶白旗人,平素喜欢捏泥人消遣,始创韩氏泥人。韩增启的父亲叫韩明顺,继承了这一家传手艺,并将题材拓宽至戏剧人物,始创“戏出”和“刀马人”。韩增启自幼随父学习泥人捏制,深得韩氏泥人的精髓。1986年退休后,他开始潜心于泥人的制作,逐渐进入平生创作的辉煌时期。此后,韩增启声名鹊起,许多藏家以获得他的作品为荣。除中国美术馆之外,中央美术学院、首都博物馆等多家机构也大量收藏了他的作品。

戏曲《二进宫》又名《忠保国》,是《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中的一折。故事叙述明朝隆庆皇帝朱载厘驾崩后,太子万历年幼,皇后李艳妃怀抱幼主临朝听政。李妃之父李良觊觎江山,阴谋篡位。定国公徐延昭与兵部侍郎杨波力谏,皇后执迷不悟。后二人探罢皇陵后再次入宫进谏。其时李良已封锁昭阳院,谋逆之心昭然。李艳妃方才幡然醒悟,遂以国事相托。三人于宫中立誓,杨波发兵斩除李良,朝廷转危为安。

此组作品着力塑造了《二进宫》主要人物李艳妃、杨波和徐延昭三人。左侧为兵部侍郎杨波,头戴乌纱,手捧牙笏,身穿蟒袍,其微侧身体,举起左手,似正向旁边的李艳妃进谏。中间怀抱婴孩者为李艳妃,她头戴凤冠,身穿青色女帔,上缀粉色牡丹团花。右立者为定国公徐延昭,头戴金色侯帽,身着朱红蟒袍,怀抱铜锤一柄。作者通过综合运用捏塑、彩绘等手法,又借助道具和装扮,使戏剧人物的身份特征与个性被鲜明地流露出来,如杨波之机智洒脱与徐延昭之沉稳忠厚,被表达得淋漓精致。同时对于人物之间的呼应关系,也处理得极为精妙,如李艳妃的站立位置稍后于徐扬,既避免了呆板,又表明三人的主从关系。此场面也借鉴了真实的戏曲舞台场景。

《二进宫》设色明艳、响亮,而且呈现出华美绚丽而又清雅的风格特点。通常而言,民间彩绘泥人用色有其较为稳固的观念和习惯,即在原始“五行”观念之下1以白底黑线和红、黄、青(绿)为主色进行创作,如陕西凤翔泥玩具和河北玉田的泥人。然而韩增启的《二进宫》用色却抛开了民间惯用的手法,三个人物分别以白、蓝、红为主色,显得响亮而清雅。为了增强对比而又平衡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作者给杨波的白蟒上绘以黑髯,在徐延昭的红蟒上衬以白须,同时又在两人的官服上点染一些蓝色,使徐杨二人与着蓝帔的李艳妃形成了完美的对比与呼应关系。金色的运用,也是这组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身为正二品的兵部侍郎杨波,与官阶为正一品的定国公徐延昭均身着蟒袍,运用金色描绘团龙,不仅有助于交代人物特定的身份,而且使作品呈现出金碧辉煌的宫廷艺术特色。这种华美典雅的艺术风格,和韩增启喜爱京剧艺术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京剧服装艺术的精美华丽,给作者的艺术创作带来了直接的影响。而作为老北京的民间艺人,韩增启的成长与生活也受到了古都民风与宫廷文化的熏染,所以他创作的作品因具有浓郁的京城风味,成为北京民间玩具的重要典范之一。

在谈到民间玩具的设色和绘制时,艺人常说的一句话叫做“远看颜色近看花”,即在远观的效果上要注重整体性,而在细节描绘上则需尽量工致详尽。然而,韩增启创作的泥人却不然,其远观的整体效果固然明艳夺目、惟妙惟肖,使人为之一振,而当仔细欣赏时却发现,其彩绘的手法却极其轻松率性,无论对人物五官,还是衣饰花纹的描绘都相当简洁,甚至于给人以粗率之感。如《二进宫》之徐杨二人蟒袍上的团龙图案,近距离观看时,简直就像一团不可名状的“乱草”,而当观者稍稍拉远视距时,奇迹出现了,那团“乱草”顷刻之间变幻成了一团舞动的金龙。这便是韩增启的杰出之处,彩绘笔法洗练简洁,往往“得意忘形”,不失生动传神之妙。韩增启生前创作的作品数量惊人,在千百次看似重复的制作中,他的彩绘技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而对民间艺术的深层理解以及他艰难困苦的生活经历,也对这种简约率真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进宫》创作于1987年,同年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此作品和韩增启的另外9套作品,如《三国兵马》《贵妃醉酒》等,被冠以“北京烧土人”的称谓,参加了1987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一届中国艺术节“画中戏”民间美术展览,受到广泛好评。此后,该作品还被《中国民间美术全集·民间玩具》收录。2012年,中国美术馆特别策划了“大器‘玩’成——中国美术馆藏民间玩具精品展”,韩增启的泥人作品《二进宫》再次入选参展。

韩增启创作的彩绘泥人具有鲜明的老北京地域特点,既有华美艳丽的宫廷色彩,又有简朴率真的民间韵味,可谓是北京民间玩具的典范之作。韩增启所创立的这种华美与简率相统一的艺术风格,在民间玩具创作领域极为罕见,也极其宝贵。他在玩具彩绘上“得意忘形”的表现手法与审美意识,在民间美术普遍出现精致、细腻风格倾向的当下,更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