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下惠的诚信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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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24亿的金缕玉衣不过一堆新老玉片，前段时间，有关汉代玉椅拍出2.2亿高价的炒作甚嚣尘上，最后证明也不过是古玩商人的拼接之作。古玩造假一次又一次地挑战着人们的神经，对待古玩造假和贩假，其实古已有之。

人在藏界漂，哪能不挨刀！由于文物不言而喻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古玩界的各路英雄，基本上都有过买到赝品的惨痛教训和经历。文物的作伪和鉴定是天生的一道难解玲珑，互为矛盾，相生相克，恩恩怨怨，交织不息。

但无论怎样，藏界的大小侠士，乃至暗地里作伪的“能工巧匠”，都不改初衷，为藏品痴迷，为青铜蛊惑，为瓷器神迷，为玉石喝彩，品的是一种文化，玩的是一种心跳，体味的是一种经验与技艺的豪赌。

作伪之风由何时开始？如何锤炼出神眼如炬的鉴定者？历史绝非偶然，虽然民国时期作伪非常严重，但人们大多以为北宋的仿古之风乃是始作俑者。因为北宋后期封建统治者对战国两汉礼器的空前重视，并以拥有数量的多寡来衡量社会地位的尊卑，必然导致秦汉器物投机作伪者的出现。其实不然，西汉时期的方士新垣平便以伪造商周礼器留名。

青铜器在汉民族心中的鼎力价值是一脉相承的，延至汉代，商周青铜器已不能多见。一旦得古器物重见天日，往往以为是祥瑞的征兆。那么发现和进献古器物的人，往往会有重赏，这便诱使很多投机的人作伪。

《史记・封神书》曰：方士新垣平言于汉文帝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北见不迎，则不至。”于是“因说上设立谓阳五庙，欲出周鼎”。

其实所谓的周鼎不过是新垣平伪作埋入地下，汉文帝闻此龙颜大悦，厚赏了新垣平，命他将鼎挖出。不过这鼎埋得太深，新垣平自己找了半天竟没找到，为了免去欺君之罪，又造了一只“人主长寿”铭文玉杯进献，谎称仙人所赠。这弥天大谎着实不够高明，还不如说从地下挖出，皇帝老儿虽然信了，大臣却没那么容易糊弄。新垣平因献“人主长寿”假铭玉杯事发，落了个夷三族的下场，这实属咎由自取。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新垣平所埋的伪鼎到汉武帝时被发现。武帝大喜，不辨真伪，且认作是周鼎，于是欢欢喜喜把年号改为“元鼎”，并作“宝鼎歌”，然而伪鼎却被吾丘寿王识破。吾丘寿王，字子赣，赵人。有善作赋之名，地位与庄助、朱买臣等相等，学识非凡。由此可见新垣平的文物造假技术果然了得，一个假鼎竟然骗得两位皇帝团团转。好在还有吾丘寿王这么一位鉴定者。

新垣平虽然技艺了得，却还算不上文物作伪的祖宗，还有一位大人物，参与过文物的鉴定工作，最终以诚信赢得了当时和后世的尊重。

《韩非子》记载：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而往。齐侯弗信而反之，为非，使人告鲁侯曰：“柳下季以为是，请因受之。”鲁君请于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赂以欲岑鼎也，以免国也。臣亦有国于此。破臣之国以免君之国，此臣之所难也。”于是鲁君乃以真鼎往也。

故事是说齐国为了一只谗鼎（天子的宝器）讨伐鲁国，鲁国自然不是强大齐国的对手，又舍不得象征天子降幅的宝器，便做了一只假的送过来。可真的假不得，假的真不了，齐国也不是傻子，天子宝器在手，无论造型如何精巧，做工如何细密，材质如何优选，但凡沾染了丁点“赝”迹，便如同佳肴之上的苍蝇，让人恶感顿生，弃之一旁。

齐侯尽管暴跳如雷，还是保持着气度将赝品退了回来，并带话给鲁君：“如果柳下季说是真的，我就接受它。”这个柳下季是鲁国人，展氏，名获，字禽，即“坐怀不乱”名传千古的柳下惠。柳下季为鲁国贵族，博学多才，鲁君请他出来为这只退回来的鼎作证。

柳下季本来就瞧不上鲁君贪图馋鼎而招致祸乱，而且也不想辱没自己名誉为一只假鼎作证，便说：“你送岑鼎往齐国，是想留下真岑鼎还是想免去鲁国祸患呢？我是以信为国的，现在要破坏我心中之国而为你免除国难，这是我的为难之处。”鲁君无奈，只好将真岑鼎送往齐国去了。这个故事很能说明，柳下季应该是彼时各国公认的鉴定大家，并且当时已经存在了对青铜礼器的作伪，如此说来当时的鲁国国君便是历史上最早的文物作伪者，而同族的柳下惠是历史上最早且诚信的鉴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