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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洲镇:云南的“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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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因石头闻名,喜洲以粑粑著称。五湖四海的游客到了喜洲,毫无例外都会在那个小小的四方街上,就着风花雪月的景致,一口一口品尝喜洲粑粑刚出锅时的美味,然后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以为这就是喜洲了。其实,作为南诏王国留存下来的古镇之一,我们一口咬下的,不仅仅是粑粑的味道,更是喜洲风雨千年的悠悠历史和文化……

喜洲镇位于云南省西北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的北部,西枕苍山、东临洱海,山水相依、人杰地灵。全镇共有明代、清代、民国以及当代各个时期各具特色的上百院白族民居建筑。远远望去,像一座古朴典雅的城池,更像是一座巨大的民居建筑博物馆。那独具特色的造型,那几近完美的结构,都给人一种庄重雄浑而又不失轻巧灵透,古朴典雅而又不乏自由洒脱的质感和美感。

古镇里朴实无华但略带沧桑的院落比比皆是。作为白族聚居地,喜洲保存有明清以来最多、最好的白族民居建筑群,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为明代遗留下来的杨士云“七尺书楼”;清代杨源大院,赵廷俊大院;民国严子珍大院,杨品相大院等共三十多院。喜洲街上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格局式样遍布其间,斗拱重叠、雕梁画栋的门第随处可见,水墨山水、翘角飞檐的照壁光彩依旧,精雕细琢、栩栩如生的门窗绚丽多姿。这里是白族民居建筑的缩影和精粹,正如美籍华人许光教授《在祖先的庇护下》一书中所说:“喜洲镇的艺人表现出他们高超的综合本领。最令人惊叹的是他们对门、窗和屋檐进行的抛光和雕琢图案的工艺。在这里,仅仅是民居住宅的窗户就值得做专门的研究。”

而由两院“三坊一照壁”、两院“四合五天井”和一院独立西式楼房组成的严家大院,便是其中的经典代表。严家大院是民国时期的建筑,民国八年(1919年)由著名民族资本家严子珍所建。大院的大门称“大夫第”,二门为“司马第”。宅院连房成套,互接贯达,匀称和谐,美观舒适,方石砌基,稳固厚实。门扇上是白族传统的花鸟题材木刻,走廊纵横交错、楼廊相通,过厅开阔通透、明亮简洁,充分展示了白族的艺术风韵和审美情趣。上世纪风靡一时的电影《五朵金花》中的办公地点就在严家大院,金花和阿鹏就在这里演泽了一段脍炙人口的爱情故事,离喜洲不远处的蝴蝶泉也因此名声远扬。

随着楼梯上去,古老的木地板吱吱呀呀地响,木格子的门窗精致而古朴,传说中“走马转角楼”式的过廊赫然呈现。角楼对着院子处是圆形的窗子,院中景色一览无余。来到一个小天井,照壁上书“风流翰苑”四个大字,刚劲雄厚,翰墨飘香。走过一条窄窄的过道,眼前树木葱葱,鸟语花香,这就是严家的西式别墅。它是一个符号,标志着一个新兴资产者群体的兴起、一种新的文化开始在喜洲形成。滇西抗战时期,抗日将领宋希濂、马崇六常住此楼,因而又被称为“将军楼”。

喜洲自古就是一个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地方,自隋朝起就流传着“二甲进士八十个,举人贡生数不清”的美谈佳话。白国(滇国)国王张乐进求就是喜洲人,曾被唐朝封为西洱河首领大将军。名垂青史的大理国开国之君段思平也是喜洲人,大理国由此持续了三百多年的辉煌。明清两代喜洲更是人才迭出。明代曾在四方街立有“题名坊”,凡有功名者,均题名刻碑其上。重要人物有著名白族诗人、学者、书画家,《山花碑》的作者杨黼,“喜洲儒林第一人”杨士云,“一门三进士,同榜四举人”张其仁一家等。民国时期,除严子珍、董澄农等工商界名流外,在军界中喜洲人就出了五位将军。

当代的喜洲人更是人才济济,有“三百教授同一镇”的美誉。之前央视热播电视剧《金凤花开》的作者、白族作家景宜小时候就在喜洲长大,被称为“试管婴儿之母”的张丽珠,我国第一所劳动人事学院的创建者赵履宽,电影《五朵金花》的演唱者赵履珠等都是喜洲人。

作为唐代南诏国的第一个国都,喜洲很早就形成了一个繁忙的商业城镇,商帮的足迹远达今天中国周边的印度、缅甸、越南、老挝等国家。战国时期的涉外商道“西南丝绸之路”,还有后来的茶马古道,就在喜洲交汇。喜洲的商人在对外商贸交易中,起到了中间人的作用,喜洲商帮也因而叱咤商海,誉享海内外。

清末民初,喜洲商帮和鹤庆商帮、腾冲商帮并称滇西三大商帮,他们跑缅甸、去印度,川销滇茶、缅销川丝。每每读到喜洲商帮的历史,让我由衷敬佩的不是他们纵横商海的丰功伟绩,而是他们文商并重、以商养文的儒商之道。喜洲商帮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个人都受过严格的私塾教育,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经商重信誉、讲诚信,艰苦创业、以德为本。1936年,喜洲旅沪同乡会创办的杂志《新喜洲》,发表了《商人的道德和礼貌》、《论喜洲商业的改进》两篇文章,提倡“以道德为目的的商业”,强调“礼貌也可算是资本”,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见地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喜洲虽然商贾云集,但从来没有青楼染指。商帮以德行商,积极参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救济穷苦乡亲,兴建学校、医院、图书馆,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喜洲,除了商帮外还有一段往事无人不晓。1938年,武汉的华中大学(现华中师范大学)在战火中举校迁至桂林,但日军频繁轰炸,难保师生安全。1939年2月,华中大学迁移到昆明。昆明的喜洲商帮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表示要接纳华中大学。1939年3月,在喜洲开明绅士的赞助下,华中大学的师生们分批迁往喜洲。华中大学以大慈寺、奇观堂、张公祠等寺庙、宗祠作校舍,借用大慈寺周边几处街巷和村落的祠堂、民宅作为师生宿舍安居下来。一时间小镇上中外著名学者教授云集,对喜洲乃至滇西地区新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应邀到华中大学讲学时,惊叹于喜洲的人文荟萃和雅致环境,他写道:“进到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旁到处流着活水:一出门,便可以洗菜洗衣,而污浊立刻随流而逝。街道很整齐,商店很多。有图书馆,馆前立着大理石的牌坊,字是贴金的!”“不到一里,便是洱海。不到五六里便是高山。山水之间有这样的一个镇市,真是世外桃源啊!”

是的,喜洲就是这样一个令人震憾和喜欢的地方。它犹如一本内涵深刻的大书,每翻开一页,无论是古朴的民居建筑、迷人的白族风情,还是深厚的历史人文,处处透着无穷的魅力和秘密,即使读了千遍,也不会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