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物的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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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代》无疑是今夏最受瞩目的影片之一，既叫座也叫骂。自上映以来，争议声就一直此起彼伏。批评的声音大都认同这样的观点：电影虽属于消费、娱乐与休闲，但多少也应该给人的灵魂一点触及，引导甚至启蒙，但导演郭敬明完全遗忘了电影的这一种“开通民智”的作用和目的；《小时代》所占展现的除了“物质，还是物质”，从头到尾都在宣扬拜金主义。而叫好的一方则认为：影片在传递一种正能量，四个女孩之间的纯洁友谊很动人；追求物质没啥错，如同1970年代人们因对自由的渴求而追三毛，1980年代的人因向往爱情而慕随琼瑶、席绢一样，《小时代》所构造的物质世界，是值得正视的一种时代文化。本文以为，以上两种评判其实都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即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审视对象。道德评价和伦理批判固然是重要的批评角度，但如果仅从这一视角出发去评判《小时代》，那么往往会遮蔽了对象的“本真”，它的得与失、成与败也因此没能得到充分的检视。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女大学生为中心表现一代年轻女性精神风貌的影片屈指可数。三十年来之所以几乎没人愿意拍摄这么一种题材的电影，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但就主要因素而言，我以为有三个：一、题材被固定在一个点上，不容易写出一部好的剧本，如果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关注当代大学生学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并透过这些点点滴滴来体现女大学生的时代心理，恐怕难以超越1983年的经典影片——《女大学生宿舍》；而如果写青春励志的故事，恐怕也难以超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张海迪的人生历程中的那种感人至深的顽强与拼搏；二、进入1990 年之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消费主义和商业文化盛起，社会更加多元与开放，80后、90后的个性意识不断增强，而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特殊的家庭环境（独生子女）使得这种状况变得更加复杂，这一代年轻人的思想情感比上一代人更难以把捉和表现。三、电影市场化以后，电影投资就不能不考虑投资的回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一切资本的根本目的。以女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作为表现中心来建构一部电影，显然存在很大的风险，题材的固化和窄化将会影响电影的受众面。因此，如果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把《小时代》放置在这么框架来理性地审视，那么，影片还是有诸多东西值得探讨和总结的。

当然，要全面分析《小时代》的经验与教训非本文所能胜任，故下文将着重探讨影片对都市女大学生生存心态和人生本色的把握与表现。

《小时代》之所以得到不少年轻人的认可和喜欢，恐怕并不完全取决于时尚元素和明星效应。《小时代》在叙事、表现手法、场景的设置等方面虽然存在诸多的硬伤，但总体来看，它基本上还是能够勾勒出当代大都市女大学生的多层次的精神面貌，尤其把大都市中的小市民在物质统治下的生存心态立体地勾勒出来。而在这一过程中，影片对各种人物及其心态，对现代都市中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各种关系，既不以一种高人一等的道德姿态来进行俯视与批判，也不是以一种仰望的姿态来叙述，而是保持中立的态度并给予客观的呈现。不预设价值立场，摒弃宏大话语和道德教化的言说方式，正是这部电影的特点和魅力所在。

影片以上海这个现代大都市为背景，透过四个女孩从高中升入大学后的日常活动，表现都市人生的本色。影片中，主角之一的顾里被塑造成富二代的典型，她利用业余时间在期货市场上倒卖黄金、土豆和玉米，讲究生活品质，迷恋名衣名包名鞋。在诸多的批评声音中，顾里被视为一个十足的拜金女，而且认为不应该在镜头中炫耀她所拥有的那一排排名贵的皮囊和装饰品等等。总言之，影片塑造这样的一个人物是不合适的。但在我看来，这一人物的塑造并不缺乏现实依据，现实生活中的这类人物并不少见。再说追求物质享受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只要不是没心没肺，不是通过不正常的手段来获取。青春的梦应该是多彩多色的，不应只允许一种梦的存在，有人读“圣贤书”，有人做“黄金梦”，这都属于正常的社会现象，为什么就不能反映到电影里呢？过分地美化人物与生活，不仅与现实不符，恐怕还是自欺欺人吧。当代画家方力钧以下的这一番话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宁愿被做失落的、无聊的、危机的、泼皮的、迷茫的，却不能是被欺骗的；别再想用老方法教育我们，任何教条都会被打上一万个问号，然后被否定，被扔到垃圾堆里去。再回过来头来看看顾里这一人物形象，她固然有令人讨厌的地方：很现实，讲物质，重享受；但她并不坏，不是昧着良心去做追求物质享受，而且也有可爱的一面：讲友情，做事认真专业等等。可以说，这一人物的塑造，虽然不符合理想的道德标准，但却贴近我们的现实生活，贴近复杂的人性，真实地展现了都市一部分人的物化人生。关于电影镜头的问题，电影与小说毕竟是不同的艺术样式，电影忌讳叙述与说明，它要用鲜活的场景来说话，因而电影中那个展现顾里各种名牌服饰的镜头是必要的，它能更直观地表现了这个女孩本质的一面。

与顾里不同，影片中的另一个主角林萧的日常生活则展现了都市人生的另一面：巍然高耸的物质世界对人的压抑以及小人物在物质世界中的挣扎。林萧是普通家庭里的一个平凡的女孩，没有靠山，也没有资本。她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深知到需要积累足够的历练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都市里赢得自己的未来。面对由金钱和物质堆积起来的掌控时代潮流的奢华世界，她在面试和工作的过程中，总是显得不自信，总因担心失去工作而过于谨慎，甚至唯唯诺诺。在这一过程中，影片没有选择那种“轰轰烈烈”的情节而是通过小人物的视角及其细微的感知来表现物质世界对人的压抑，确实获得了不错的审美效果。剧情的平凡，可以保持生活的本真态，不让闹剧式的场景影响受众对人生原味的感受和体验。影片中的那些日常生活细节以及俯视性的镜头寓意颇深，真切地表现了人与物、人与权势之间的那种既对立又依附的关系。如林萧在面试过程中因穿上高跟鞋而摔倒，却遭遇《M.E》执行主编居高临下的冷漠的眼神；因打个喷嚏而摔烂主编一个名贵的杯子而惶恐不安；为保住工作而撇下面子向作家周崇光求情（催稿件）并给他做几个小时的家务，等等，都相当精准地体现了小市民在渴求物质保障过程中的五味杂陈的心态。

当然，影片并非要借此来批判这个物质世界，它只是如实描绘了现代社会中人与物质世界相互缠绕的本质而已。这个由金钱和权势塑造出来的庞然世界或许会让人厌恶与憎恨，但不管怎样，人们始终离不开它，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而且厌恶与憎恨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面对现实，才可能拥有一个真实的属于自己的人生，影片结尾的那一段台词很好地体现了都市女孩这种生存状态和人生心态：“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飘洒着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你并不知道生活在什么时候就突然改变了方向，陷入墨水一般浓稠的暗黑里去。你被失望拖进深渊，被疾病拉进坟墓，你被挫折践踏得体无完肤，你被嘲笑，被讽刺，被讨厌，被怨恨，被轻视，被抛弃。但我们却在内心里保留希望，保留着不甘心放弃跳动的心。我们依然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地努力着，而这种不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在与物质、与权势、与异性相互缠绕的过程中，当代都市女大学生的多重心态得到真实地呈现：有精明务实的，有单纯浪漫的，有执著但不自信的。这就是《小时代》动人的和闪亮的地方（尽管并不是每个人都塑造得很到位）。

而如果从中国当代电影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小时代》无疑是以女大学生为题材的电影创作的一个不小收获。从1983年的《女大学生宿舍》到2013年的《小时代》，我们看到了不同时代的青年学生（甚至可以说代际之间）在思想与精神上的巨大差异以及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三十年前，不管是来自农村还是来自城市，女大学生——匡亚兰们（《女大学生宿舍》）都具有一股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都追求远大的理想。即使在恋爱婚姻家庭等私人的问题上，她们思考的最终落脚点依然是事业与社会。居里夫人就是她们的力量和榜样，她们要在事业中成就女性的独立与卓越。然而，匡亚兰们这种淳朴而不失浪漫、深沉而不乏激情，独立思考、勇于承担个人命运的个性与风采却在后来者的身上逐渐消逝，难觅踪影。在林萧们的青春舞台上，尽管有光鲜的时尚和富丽堂皇的物质世界，然而这一切都掩盖不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人”在不断地畏缩与失落，并走向平面化。正如林萧面对冰冷无情的物质世界所感叹的那样：“我们的生命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转动着，拖着虚影转动成这个庞大的时代。而我，和我们，都是这个时代里最最渺小微茫的存在。”从匡亚兰到林萧，时代用它的“魔掌”深刻地雕刻着每一个卷入其中的灵魂。可以这么说，《女大学生宿舍》见证了八十年代人文理想的高涨与青春的飞扬，而《小时代》则让人直击了消费时代里的物化人生与生存的无奈。

《小时代》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它也存在不少的而且是相当严重的缺陷。

首先，哗众取宠，为了搞笑而搞笑。场景之一：唐宛如晨起刷牙，发现一只蟑螂粘在牙刷头上，但她很淡定，一点都不介意，还摸了摸这只“宠物”，然后把“宠物”扔掉后直接把牙刷塞嘴里刷起牙来。这一情节的设置显然有违常情与常理，十分做作。场景之二：拿女性的身体、生理开玩笑，从臀部到胸部，不一而足，俗不可耐。以这样的方式来博取观众廉价的笑声，其实就是一种“自戕”。廉价得没有“意思”的笑，不仅对人物塑造而且也对深化主题没有任何帮助，甚至反过来严重削弱影片所建构的“文化寓意”。这种笑仅有即时性的效果，观众哈哈大笑之后一切便都烟消云散，没留下丝毫有意义的东西。而艺术的笑，按照柏格森的观点，则是一种矫正，“通过羞辱来威慑人们”，或促其自我反省，或扫荡不合时宜的事物。如《阿Q正传》所引起的笑可以升华到国民性批判的层面，《钦差大臣》所引发的笑声潜藏着对俄国社会结构的无情嘲弄。而如果没有讽刺和批判的欲望，也不需要自我嘲弄，那么，最好是顺其自然。

其次，部分情节俗套、生硬、失真。顾里与顾源爱情急转直下的情节显得“老土”，不符合现代的生活现实。顾源的妈妈为斩断儿子与顾里的恋情，硬要安排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孩与儿子同床共枕，而女孩的父母也当面目睹了顾源对这桩联姻的反抗，可他们还是心甘情愿把女儿往“火坑”里推。这种家长逼婚的故事情节，大凡读过琼瑶小说和民国时期通俗小说的人，都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当然，郭敬明也尝试在里面加入一些“噱头”，如这个与顾家门当户对的女孩——袁艺愿意充当大人们手中的玩偶，叫跟谁谈对象就跟谁谈对象，叫与人同房就乖乖就范。但这么一来，显然不符合袁艺作为一个现代女性而且是“富贵之家”的女孩的身份。加上缺乏必要的铺垫，这些噱头显得十分生硬，令人感觉失“真”。尽管任何创作都带有虚构性，有的甚至可以随意变形或无限放大某些生活现象，但作为“写实”或倾向于“写实”的创作，还是要遵循现实生活的逻辑，否则就会丧失“真实感”。此外，由于缺乏细节的支撑，人物个性没有得到很好的表现，如南湘和简溪，他们几乎成了一种空洞的摆设。

总之，《小时代》算不上一部优秀的影片，但它对一些现象的思考还是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的。

注释：

{1}杨卫：《没有灵魂的现代性》，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114页。

{2}[法]柏格森著，徐继曾译：《笑——论滑稽的意义》，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