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古琴四人谈:曾成伟琴学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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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古琴是华夏琴学两千余年历史长河中极重要的一系支脉。汉唐时，蜀中琴风大盛且风格初成，琴家赵耶利以“吴声清婉，蜀声噪急”喻其快意之势。清中晚期蜀琴立派，径自绵延传承至今不坠。为呈现巴蜀古琴在当下新的历史环境中的整体传承状况、琴人群体、琴学发展与琴事活动，本刊邀请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杨晓副教授对曾成伟、江嘉祐、唐中六、何明威四位古琴专家进行深度学术访谈，并以专题连载的形式共飨读者。透过对琴家们不同侧面的专题访问，我们希望为巴蜀琴学近百年来的发展变迁留下一段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
巴蜀古琴；曾成伟；琴学；琴人
杨晓：曾老师，在您的古琴工作室我见过一张老照片，照片上喻绍泽先生（曾成伟之外公）抱着小曾河（曾成伟之子）正饶有兴味地看您抚琴。一转眼二十几年过去了，曾河如喻先生所愿已经成长为青年古琴演奏家。对于你们这个沿继七代的古琴世家来说，这张照片应该是一种重要的历史见证吧。
曾成伟：是的，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爷爷已经85岁了，曾河才刚出生。从清末的叶介福先生算起到曾河这一代，“叶氏一脉”的琴学不间断地承继了七代。所谓“叶氏一脉”，是指叶介福这一脉系的琴学传承，张孔山在巴蜀有众多弟子，叶介福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传人。
从文献和文物来看，蜀琴的历史可以一直上溯到春秋战国以前。但是就派系而论，巴蜀古琴立派是在清中晚期。我们蜀派之所以把青城山修道的张孔山视为琴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与唐彝铭、叶介福共同完成了《天闻阁琴谱》的修订和整编。叶介福既是张孔山的学生，也是他的好朋友和资助人。在《天闻阁琴谱》“流水”一曲的题解中，张孔山说这首琴曲是他的老师冯彤云传授给他，而在他的学生中“师我者顾不乏人，唯叶子介福得其奥妙”，可见“叶氏一脉”的琴学渊源直承张孔山。叶介福将其琴艺尽传给女儿叶婉贞，叶婉贞又传给廖文甫。廖文甫是喻绍泽的舅舅，当时喻绍泽、喻绍唐两兄弟都在跟随廖文甫学琴。从廖文甫算起到现在，我们家族中有十几个人都会弹琴。而喻绍泽亲手将琴艺传给女儿喻文燕以及外孙曾成伟。所以，从清中后期的叶介福到我再到下一代的曾河，这条琴学脉络不曾中断过。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这其中不同代际的传人有着不同的社会身份，以及与古琴相伴终生的方式。叶介福、叶婉贞和廖文甫这三代是典型的旧式传统文人，他们以琴养性而非以琴为业。我爷爷喻绍泽所处时代正好是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转型期，他前半生是旧式文人后半生是职业琴家。1956年，喻先生进入四川音乐学院工作，在四川开启了古琴音乐专业化的道路。我是喻绍泽的学生，后来也到了川音民乐系工作。曾河是我的学生，除了家传修养之外，他又接受了音乐学院系统化的学习。所以喻绍泽、曾成伟和曾河这几代人与古琴的关系，学琴方式和目的与前几代人有很大不同。我个人认为，从大的时代环境来看，叶氏一脉的琴学流变特别典型地体现出古琴这个乐器与中国社会近现代历史命运之间的莫逆关系，代表了百余年来，古琴从文人“道器”向普世“乐器”日渐转化的一个过程。
杨晓：正如您所言，不同的时代会孕育出琴人与琴不同的文化关系。如果说喻绍泽先生将古琴引入了职业化的道路，那么您个人的琴学经历应该说代表着建国后新一代琴家的成就方式，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您个人的琴学成长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古琴如何影响到您个人的生命轨迹。
曾成伟：我听着爷爷的琴声长大，但我的少年时代正逢，古琴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乐器，所以一直到14岁才开始跟爷爷正式学琴。的时候，古琴被打成封、资、修，音乐院校停止了一切教学活动，爷爷有时偷偷在家弹弹。他把《学习雷锋好榜样》、《为女民兵题照》这些革命歌曲改成古琴曲，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但总是觉得这不是古琴应该有的韵味。很小的时候，我常听爷爷弹《关山月》、《秋水》、《阳关三叠》这些曲子，至今都记得被那种声音、那种韵味深深打动的感觉。
1972年左右，政治气氛稍微宽松一些，爷爷开始系统地教我习琴，四节课之后我开始弹《关山月》。在这首琴曲里面，我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古琴声音带来的所谓“意境感”，在吟猱之间那种明月出天山、苍凉悲怆的感觉完全出来了。现在想来，是《关山月》把我从精神上真正带入了古琴的世界。从那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每天早晨6点钟起来弹琴，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当时我在工厂劳动，每天不管再辛苦都要弹几个小时。最开始学琴是因为喜欢，想得也很单纯。尽管古琴非常冷门，但我始终觉得这个社会什么样的人都应该有，琴这么美好的乐器，学了总会派上用场的。
那个时候练琴真的很疯魔，没多久就跟爷爷学了《流水》，学到滚拂那一段我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盲区，无论怎么模仿爷爷的演奏都觉得“干瘪”且不到位。为了找感觉，我跟爸爸去了都江堰。我一个人站在宝瓶口看着大水哗哗流淌，闭着眼睛听到入神，觉得流水里面有音乐，音乐里面有流水，突然悟到爷爷说的那种音乐中岷江之水畅流汹涌、激浪奔雷的感觉，心里一下子就亮了。这次体验在我的琴学生涯中非常重要，一个有心弹琴的人，除了效法先师，更要效法自然。
后期慢慢有了些古琴的公开演出，我们听说《梅花三弄》可以弹了，爷爷就带着我、四嬢（喻文燕）、胡锦蓉一起齐奏，在工厂演出还颇受欢迎。1979年，成都的琴人组织了“蜀新琴社”（一年后改称“锦江琴社”），爷爷担任社长，琴人雅集也开始恢复。20世纪80年代之后，琴社的活动和演出明显活跃起来，除了参加各种演出之外，我们还去为话剧和电影配乐。第一届蓉城之春音乐会，我和峨影乐团合作古琴协奏曲《忆故人》，在成都各大剧院演了好几场。那时候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成就感，这种感觉使我练琴特别有动力。
因为在古琴方面的能力，当时的常苏民院长和宋大能院长帮助我调到了四川音乐学院。先是进入民族音乐教研室，一边工作一边读书，音乐学院教学还是非常完整和严谨的，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传统音乐都有系统传授，我的音乐视野和文化视野明显被打开了。这段时间的学习对我后来古琴演奏的提升有很大帮助。当然，这段时间也是我练琴最刻苦的几年，一日之计在于晨，每天6点起床练4到5个小时，这种状态持续了五六年。李祥霆说过嘛，喜欢就可以学，发疯就可以学好。我现在演奏上的积累大部分都是在那时候完成的，青年和中年时期基本上就在练琴中度过了，不过对我而言，那是一段纯粹而且美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