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甸镇内发现明代古城墙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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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宽甸满族自治县有关单位在城区改造过程中，意外发现一道石墙。这段墙体的发现，用实物向我们展示了它所见证的六堡兴衰史，对于研究宽甸堡的历史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 宽甸堡 石墙历史

前不久，宽甸满族自治县有关单位在城区改造过程中，意外发现一道南北长约三十米，宽0.5－2米，存高1－1.5米不等的一段石墙。常年从事地方史研究的县史志办原主任尚振生先生认为，这道石墙很可能就是在期间被彻底损毁了的明宽甸堡城的城墙遗迹。

墙体所在的位置属于宽甸镇城乡村花脖山路东门外路段的西侧。据当地居民介绍，这段墙的西面当地俗称为城里，而东侧则被俗称为东门外。还有几位岁数较大的群众介绍：这道墙原来的高度超过一丈，墙顶可以推手推车，长度与现在的南城门相连。通过现场观察，我们发现这段墙体大部分与民居相连，既有民房的东、西山墙，也有棚厦的主墙体，被遮挡的挺严实。如果不是这次折迁民居，还真看不出来这里有这么长的一道墙。

这段石墙不仅垒砌方法，与宽甸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南城门墙体的垒砌方法相似，就连使用的石料也与之一致，同属于产自本地的火山岩。参照历史资料和上世纪六十年代绘制的宽甸古城堡平面图，可以看出这道残墙与明万历三十六年扩建的宽甸堡外城东墙一致。可以确认这段墙体是宽甸堡古城外城东墙城门南端的墙体遗迹。

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介绍，整个宽甸堡古城址包括内城外城两部分，内城建成于明万历三年，外城建成于明万历三十六年。

史载大明万历元年，也就是公元一五七三年，兵部侍郎汪道昆巡边，辽东总兵李成梁利用当时建州女真王杲新败，兀堂又不欲争的形势奏请“移孤山与张其哈喇佃子，险山移边外宽佃子，江沿台移长佃子，仍应接朝鲜贡道。宁东移双堆儿，新安移长岭，大佃子堡移建散，皆筑城建堡”。这样便可以使明庭“即拓地七、八百里，加强辽东边备，解决东部地区防线过长，彼此声援不接问题。又可防御东胡纷犯要路，还可以坐收耕牧之利。也就是利用六堡周围的良田，解决军粮军饷供应问题。经汪道昆奏请朝廷允许，遂于同年秋八月，在宽甸等地建堡，史称宽甸六堡（也称宽奠六堡）。六堡之中，宽甸堡据周边五堡之中，地理位置最为重要。因此，宽甸堡建成之际，险山堡兵马即移驻该堡。守宽甸参将付廷勋量加副总兵职衔，仍管参将事，署都指挥，统一调度六堡驻军。这时所称的宽甸堡城，也就是现在宽奠堡古城址内城部分，其城墙为夯土修筑。内城平面呈长方形，其南北长约五百米，东西宽约四百米。由于内城坐落在城区内，常年受到建设性破坏，现仅存几处土垄状遗迹了。

明庭在辽东六堡建成移军之后，一方面从经济上开宽甸、永甸和建州女真互市，满足了女真首领王兀堂的要求。同时，又在军事上先后击退并追剿了建州女真王兀堂和阿台的入犯，暂时消除了辽东的边患；另一方面，利用女真各部之间的矛盾笼络继起的建州努尔哈赤部为明廷守边，取得了辽东边防近三十年的稳定局面。可是就在这三十年里，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各部，吞并了海西的哈达部，于万历三十一年从虎拉哈达移驻赫图阿拉筑城以居。万历三十四年，喀尔喀巴红特部恩格!尔率喀尔喀五部蒙古的使者，通好与努尔哈赤上尊号。至此努尔哈赤已成为明廷在辽东边防上一支尾大不掉的抗衡力量。就在努尔哈赤事业辉煌的发展时期，万历二十九年，曾以“欺罔状”被迫辞去辽东总兵的李成梁，第二次出任辽东总兵官。

面对辽东边防每况愈下的形势，于万历三十四年，李成梁和巡抚赵楫以辽东六堡“孤悬难守”，逐弃“宽甸新疆八百里”，强令驱赶自移建六堡以来滋衍生息的六万四千余人迁徙于辽东内地。至此将“鸦鹘关外，鸭绿江以西，宽甸以东，张其哈喇甸子等数百里掷于建人。”这种“弃敌啖虏”的行为，使辽东藩篱尽成荒地，广大边民流离失所，怨声载道。努尔哈赤的势力乘势西进，形成了对明朝腹地的直接威胁，迫使明朝政府不得不下决心重整辽东边备。

万历三十六年（公元一六零八年），明朝政府委派熊廷弼巡按辽东，任命李经为宽甸参将，重勘六堡地界，重修已废弃了的宽甸、新甸、大甸、长甸诸城堡城垣。当时明王朝与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人之间大战在即，在这种情况下，做为六堡之首的宽甸堡比以往更显得重要。其它几个城堡，都是采用修缮的方法继续使用，而宽甸堡则扩建了外城，增添了军力，以加强其军事防御能力。

宽甸堡外城的布局为坐北朝南，平面呈正梯形，南墙长900米，北墙长1100米，东墙和西墙均长1000米。外城墙两面由砖石垒砌，中填夯土。城墙高7.4米，顶宽2.4米，设三门。东门称“保厘”，西门称“服远”，南门称“安阜”，北城墙依山无门。西门，南门还设有瓮城，城墙四角设有角楼。

文物工作者在以往对宽甸古城址进行调查的过程中还发现万历四十三年宽甸堡古城曾经进行过维修。在这次维修的过程，外城三座城门均安装了石制的匾额。

从1573年开始筑建宽甸六堡，到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连克辽东七十余城堡，宽甸堡守将降服后金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宽甸堡古城见证了明王朝余威衰变的过程。对此，多种史料都有比较详细的评注。通过对这些史料的研究，我们看到万历初年大明朝余威尚在，明政权掌握着治理东部地区的主动权。特别是六堡的建立，对于稳定东部地区局势，巩固本地区的军事防御发挥了重要作用。万历中期以后，明朝中央政权的腐朽逐渐影响着东部地区的局势，特别是李成梁于万历三十四年的弃边行为，对大明朝东部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联系明王朝万历后期的腐朽统治，可以看到，李成梁的个人行为其实是整个明王朝政治腐败的一种表现。而辽东局势的一步步恶化，反应的是大明王朝政治统治逐步没落的过程。

熊廷弼巡按辽东期间，对女真人的军事进攻采取积极防御的战争策略，修城筑堡整修边备，仅四年辽东军威风大振，民心安定，对缓解辽东时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万历四十七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后，因熊廷弼熟悉辽东边事，升任兵部右仕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杨镐经略辽东。他请求朝廷迅速调遣将士，备粮秣，修器械巩固辽河以东防线，督将士造战车，添制火器，浚濠缮城，严行军令，经数月整治，军心民心始固。又奏守御之策，建议集兵十八万，分守阳、清河、抚顺诸要地；调选精悍士卒，乘势轮番袭扰，然后相机进攻。次年遭廷臣诬陷去职。天启六年沈阳、辽阳失守，辽东战事急，朝廷复启用熊庭弼。他权衡辽东战局，入朝献策，力主守御，奏请“三方布置策”。然因其性刚气负，不于人下，与握有重兵且得朝廷宦官崇信的广宁巡抚王化贞守辽方略不协，受其制肘，熊廷弼的防御方案不能实施，致使辽西重镇广宁等四十余城堡失守，明廷判熊廷弼等死罪以推卸责任。五年八月熊廷弼遭冤杀，使辽东局势进一步恶化。据此，有人认为，如果熊廷弼不死，辽东的局势还有挽救的可能。其实这只是一种猜测而已，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万历后期，明王朝的政治统治已经腐朽到非灭亡不可得程度，根本不是一两位贤臣良将的个人行为所能改变的。当时皇帝昏庸无能，朝臣结党营私，宦官专权，朋党纷争，经济萎缩，边政军备废驰，土地高度集中，广大民众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在这种腐朽政治统治下，熊廷弼以及后来的袁崇焕这样的忠臣良将不仅没有扭转时局，反而落了个“磔首与市，传首九边”，含冤而死的下场，大明朝灭亡已经是早晚之间的事。可笑的是听信谤言，中皇太极反间计，下令斩杀袁崇焕的崇祯死前还兀自悲叹：“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安得岳飞者用之”。

据民国初年成书的《东三省古迹遗闻》记载，当时宽甸城“墙高三丈有余，其基与表皆以石为之，上部与里部为砖砌者，砖长大而厚，性坚如石，周围八里”。据当地群众介绍，宽甸城的古城墙，前保存基本完好，1961年曾被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世纪七十年代。按照当时县革委会的决定在古城墙附近修建防空洞，所需砖石则拆古城墙解决。这样既能解决修建防空洞建筑材料不足的问题，又能解决县里当时建筑住宅无地的问题。

为加快拆墙速度，有关组织者把城墙划分成若干段，作为任务落实到各相关单位，仅用个把月的时间，除南城门两侧各保留二十米墙体外，皆被夷为平地。后来，在拓宽城镇公路时，又把南门两侧墙体靠路边部分各缩拆三米后，按原来的垒砌方法进行了封堵。这样，明万历三十六年建筑的宽甸堡外城只保留了不足二十余米的原墙体。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有关部门先后开展了几次古遗址遗存情况的专项调查，都没有发现宽甸堡外城还有墙体存在。这段墙体的发现，用实物向我们展示了它所见证的六堡兴衰史，对于研究宽甸堡的历史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同样也给地方史的研究带来了纯属意外的惊喜。这段墙体被发现后，立刻引起了有关部门和相关人员的重视，从文化单位到城建部门，从具体工作人员到相关领导都能从保护地方重要文物遗迹的角度出发，反复沟通协商，寻求最佳方案，想方设法做好对这段墙体的保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