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质数的孤独》的作者来说意义藏在故事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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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人体》中充满了恐惧，因为当时的我也充满了恐惧。
连续几天的活动和演讲，《质数的孤独》作者、80后小说家、粒子物理学博士、意大利帅哥乔尔达诺（Paolo Giordano）先生已经疲惫到连佯作微笑都困难。约定的采访时间被打了五折。短暂的休整后，他坐在单向街书店的会议室，重回宁静。白日将尽，他湛蓝的眼瞳不吐露任何感彩。偶尔露出微笑，很难称为羞涩，只是温和。
乔尔达诺不准备迎合任何人对他的想象。他不是他的意大利前辈艾柯、卡尔维诺，也不是托马斯·品钦。他也无意从形式上模仿写作导师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他尽可能让科学背景在写作中褪去，让复杂沉入最深的海底，只呈现简单而无垠的浪花。就像用复杂的科学实验得出简单的真理，他说，为了“达到有意义的简单，需要经历复杂”。
人物PORTRAIT = P
Paolo Giordano = G
P：为何由物理学博士转而专注于文学？
G：或许从前我奢望自己能够成为科学家，而后来觉得自己不具备很多伟大的科学家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直觉，就好像总在某种东西后面追逐。在文学上面，在写作的时候，我却感觉更加自如。或许我并不是在这方面更加能干，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更好。
P：为什么作为粒子物理学博士你没有写出跨学科、跨文类的作品，比如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和冯内古特的《时震》？
G：因为对我来说时间尚早。物理学的思想目前在我这里仍然过于清晰。我希望它能够成为某种遥远的记忆，以便分清到底有哪些东西留在了我的脑袋里，而不是当那些东西还十分清晰的时候就去运用和书写它。所以，或许还需要几年的沉淀。
P：通常当一个故事牵连着内心最深的欲望时，作者才会动笔去书写。你的处女作《质数的孤独》似乎牵连着你解析青春阵痛的欲望，新作《人体》则包裹在一个与之题材完全不同的故事外壳里，这个阿富汗战地青年的故事牵连着你内心深处怎样的欲望？
G：事实上，这本《人体》正暗示着我所经历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阶段。在那个阶段开始的时候，我非常沮丧。我正面临着一个转变的时期，而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好面对所有落在我身上的责任。所以，当时我也接受了一些心理方面的治疗。事实上，这本小说就是影射了我所经历的这整个过程，尽管表现的方式非常非常的隐蔽。
这本小说之所以有目前的结构，原因也正来自于此。在小说的第一部分，这些人就好像是囚徒一样，他们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然后，他们逐渐获得了能量，事情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每个人变得越来越像他们自己。
P：这部转型作品完成之后，接下来会进入怎样的一个阶段？
G：一个人总是希望进入更加广阔的空间，但是，在这件事情开始之前，你是无法预料的。当一个人以非常诚实和个人的方式写作，那么，你所写出的东西就会非常贴近当时的你。这本《人体》中充满了恐惧，因为当时的我也充满了恐惧。很可能在下一部小说中不会有那么多的恐惧了，但是，谁知道又会有怎样的东西出现呢？
P：既然你的自我疗愈已经结束，接下来的写作会继续面对更加广阔的现实空间吗？
G：我想我不会再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寻找一个故事了，就好像去年到阿富汗去一样，而是会讲述一个距离我更近的故事，一个日常的家庭的故事。很难预测一本书的内容，因为写作的魅力就在于让写作中发生的事情作为你的向导。
P：提到物理学家，通常我们会认为他与外部现实是“隔”的。你以记者身份在阿富汗战地待了10天，有没有被现实轰炸的感觉？最终又如何用虚构的力量驾驭你所看到的巨大现实？
G：事实上，我的方法与一个科学家非常类似，那就是将这些人置于一个封闭的沙漠基地里，就好像那里是一个实验室。这样我就可以观察他们。有的时候，我需要与科学给予我的那种模式作斗争，因为它总是要我把想法组织起来。事实上，我希望在写作上使用比较没有条理和无法预料的方式。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我是反其道而行之，以此对抗自己那种理智的倾向。
P：福斯特·华莱士在你的影响名单上排在第一位，他对你最深的影响在哪里？
G：我是在19岁时发现他的。从那时起，他始终是我从事作家职业真正的向导。这并非由于华莱士的想法也非常具有科学性，是在他所写的东西基础之上，他总是非常关注人类的痛苦，以及人们在建立与他人关系时的困难，而这一点也同样困扰着我。
P：《质数的孤独》被某些评论家批评为“放弃了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因为你的书写拘泥于自我。写第二本书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意识地想要突破？但你刚才又说之后的写作要回归日常和家庭生活，批评家所说的“社会责任”呢，你把它放在哪里？
G：我没有看到这么大的区别。由于在第二本书里我讲述了战争，所以大家会认为它明显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事实上，当你用独特的方式讲述一个人忍受的痛苦，这本身就会包含重要的社会性，尽管在这个背景下社会性并没有得到突出。写作，而且是以诚实的方式写作本身，就已经是在承担社会责任，而不是仅仅在小说主题本身。我希望读者参与到故事的痛苦和责任之中，就是一种履行社会责任。
P：作为一个80后，你的写作似乎从一开始就回避了先锋派小说的形式，而我们这一代小说写作者普遍都会追求形式上的新颖。
G：那你觉得《人体》这本小说形式上不够新吗？
P：个人觉得起码还算是好读的，运用了电影的写法。
G：不，我没有使用电影的手法（笑）。对于我来说，形式实验是一个起点，我在写作的时候总会做这样的过渡，然后就尝试着发展到一种尽可能传统和可读的风格，因为我喜欢读那些可读性强的作品，其中的困难和复杂的意义都是隐藏在下面的。你所说的是后现代小说，而我所说的与后现代不同。你似乎非常着迷于后现代，而对于我来说，后现代是一个起点。在后现代中，一切都展示得非常清楚，而我希望它们是隐藏在下面的，那些深层的意义都隐藏在下面。我希望作品是可读的，是简单的，复杂的东西是隐藏在下面的，留给那些愿意达到那个深度的人去发掘。这就有点像科学，那些科学研究的手段。这种简单不是起点，而是终点。为了达到一种有意义的简单，需要经历那些复杂的东西。
P：说到这里，文学和科学又殊途同归了。你如何看待C.P.斯诺的《两种文化》？
G：我认为将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领域区分为两个完全隔离的世界是一个糟糕的习惯，而且为两个领域都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因为，很难想象在不具备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的情况下，人该如何生活在当今这个具有复杂科技内涵的世界。
P：艺术与科学贯通后，往往通向哲学。艺术、科学与哲学、宗教的相通之处在哪里？你的写作是否最终将与宗教发生关系？
G：这几个方面之间当然会有联系。写作的好处，就是一个作者可以从所有这些领域，也从另外的领域汲取素材，涉及所有这些内容而不深入其中任何的一个，这就是写作的优势。他可以涉及很多不同的学科，而无需变成任何一个学科的专家。他只要涉及它们，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就好像生活中那样。比如，在这本书中某些时候存在一些宗教内容，或者是科学的方法，但都是非常隐蔽的，想法永远是要为故事服务的。
P：你曾说突然成名令你很不适，使你的自我被媒体撕裂为“碎片”。你是不是后悔曝光在媒体前？
G：说后悔就过分了。成为碎片是真的。可以说我把那些碎片重新拼在了一起，明白了哪些是在这些迅速的变形中幸存下来的，又有哪些是我放弃了的。
P：所以，现在你可以从容面对媒体了吗？
G：是。可以说最开始每次都像是面对一次大学考试。
P：那你觉得媒体和评论界对你作品的评论是公正的吗？
G：我觉得最终我感兴趣的是作品本身，我不关心向人们展示对于这个职业（作家）来说我是不是足够聪明的，或者是否配得上这个职业，这些我真的不感兴趣。我写了两本书，这两本书本身就展现了它们自己，所有相关的看法都是可以接受的。另外，我确实不太知道媒体对我的评价。也许你知道得比我清楚。
P：我的确看了些国外媒体对你的评论和访谈。我想知道你觉得大家都读懂你的小说了吗？是否明白你的作品的真正价值？
G：就像前面所说的，我努力将对于小说的很多层次的理解隐藏了起来。每个读者都会停留在自己的那个理解层次上。这取决于很多方面，取决于他所处的人生阶段，以及他的能力。理解与否应该不是我要关心的问题，至少我的努力是要创造出很多理解的层次，以及故事所具有的各个不同层次的深度。
P：对你来说，是科学研究更复杂，还是对于人心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更复杂？
G：这很难说。给这两个东西排出先后次序是愚蠢的。我不知道。这两种困难的性质是不同的。
P：你会不会讨厌人们强调你的物理学标签，而不是把你当做一个纯粹的小说家去评价？
G：人们总是需要很大程度上对事情进行简化。在我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是一个物理学家。这个绰号会永远跟随着我，我接受它。有些绰号比这个糟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