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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讳莫如深的感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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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尽人间痴男怨女、江湖情仇的金庸大侠,对自己的爱情婚姻却一直讳莫如深。他的婚姻曾两次破裂,他心爱的儿子在美国自杀,这一切他都得一一承受。

西湖之恋无疾而夭

以擅长写武侠小说著称的香港作家金庸,多年来对自己的感情生活始终讳莫如深,尤其对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的情况更是守口如瓶。谁知道他们的感情故事带着那个特殊时代的传奇色彩。

1947年的杭州,24岁的金庸(本名查良镛)在浙江官办报纸《东南日报》当实习编辑,主持“博士”栏目。金庸以娱乐性较强的生活问答调动读者的兴趣,因此赢得许多读者的喜爱。一日,金庸接到一个小读者杜冶秋的来信,金庸回信说:“阁下所言甚是,想来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颇想能得见一面,亲谈一番。”杜冶秋回信:“天天有空,欢迎光临。”原来杜家乃上海著名中医世家,因为杜夫人喜欢清静,用8根金条在杭州买了所庭院大宅,假日里与女儿、儿子住在杭州。

金庸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登门拜访杜冶秋,邂逅了其妹、时年17岁的杜家小姐杜冶芬。杜冶芬是典型的苏杭美女,身材颀长面容姣好,喜爱古代诗词。金庸出身海宁望族,虽然家世已经衰败,但是男方是翩翩才子,女方是江南佳丽。两个年轻人立刻彼此倾心。没过几天,金庸再度登门,送去一叠戏票,盛情邀请杜家一起观赏郭沫若编剧的《孔雀胆》。从此,金庸成了杜家常客,与情窦初开的杜小姐暗地里坠入爱河。

青年时代的金庸一直怀抱着做一名外交官的理想,然而时局动荡,在仕途上有所发展谈何容易。1948年,金庸应聘于《大公报》担任国际电讯编辑。金庸被公派南下香港前夕,他匆忙赶到杭州,正式向杜家提亲。1949年的早春,两人的婚礼在上海举办,由杜父好友、上海洛民医院董院长一手操办,证婚人是《大公报》香港馆经理费彝民。婚后不久,杜冶芬也去了香港,新婚的甜蜜退去后,金庸立刻投入到繁忙的报馆工作,常值夜班没时间陪伴妻子。杜冶芬一个人在家寂寞无聊,加上因为不会粤语无法找工作,生活过得不愉快。1951年,金庸为了实现外交家的理想放弃了记者工作到北京寻找机会,但由于种种原因而失望地回到香港。夫妻二人的志趣渐行渐远,最后杜冶芬回杭州娘家,1953年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事后,杜冶秋回忆说:“有些报纸说查、杜分离是因为查欲求职‘外交官’遭妻子反对,迫不得已才分手的,实际上是无稽之谈。”他认为他们“后来离婚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爱尚且存在不足’。”

一段单恋影响终身

1957年,金庸突然放弃了报业的工作,加盟香港长城电影制片公司当编剧。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完全是为了接近这家电影公司的当家花旦夏梦去的。夏梦原名杨檬,喜唱京剧,是一名出色的花旦,因容貌清丽,体态线条优美,艳光熠熠照人,17岁就进入长城影片公司当了演员。由于文化素质高,人聪颖灵慧,扮相又极俏丽,所以在银幕上极有光彩。她现代戏、古装戏、戏曲、电影皆能胜任,很快成为一线影星。

当时33岁的金庸,由于能够长期与24岁的夏梦在一起工作,时时都能与之见面或交谈,佳人的一颦一笑都使他狂喜不已,心潮澎湃。深陷情网的他神魂颠倒,痴迷日增而忘乎所以。

金庸还开玩笑说:“当年唐伯虎爱上了一个豪门的丫环秋香,为了接近她,不惜卖身为奴入豪门,我金庸与之相比还差得远呢!”

但使金庸极其苦恼的是:他虽满腔痴情,可是夏梦早已名花有主。早在1954年她21岁时,就与年轻商人林葆诚结婚了。林葆诚虽是从商,却对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是个电影迷,一天,他跟朋友去长城影片公司看夏梦拍《姊妹曲》,恰巧该片缺一个临时演员,他就毛遂自荐客串演出,从此与夏梦相识相爱而结婚。夏梦忠于夫君,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爱慕追求者,一律加以拒绝。

但金庸此时对夏梦已是极难“慧剑断情丝”了,而夏梦也不可能再接受金庸的爱,但是采取了一种非常友好的态度对待他。1959年,金庸带着情感的失意和无奈离开了长城影片公司,去创办《明报》。就在金庸创办《明报》不久,夏梦曾有过一次长时间的国外旅游。他就在《明报》上系列报道夏梦的游踪行迹,开辟专栏《夏梦游记》,一连十多天登载夏梦写的旅游散文和小说。金庸对夏梦的“藕断丝连”还表现在他创作的武侠小说中,《神雕侠侣》中冰清玉洁的小龙女、《射雕英雄传》里冰雪聪明的黄蓉、《天龙八部》中貌若天仙的王语嫣……处处都可以觅到她的倩影。

1976年,夏梦告别了26年的银幕生涯,移民去了加拿大。在梦中情人远去异国之际,金庸情心依依,破例把这一件本是很平常的事,一连几天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位置上,用了很大篇幅作了详细报道。金庸苦恋多年,终未修成正果,但毕竟给他留下了一个终生怀念的梦。

刚烈的第二任妻子

1956年5月1日,金庸再次走进了婚姻殿堂,第二任太太朱枚外表典雅而秀丽。她毕业于香港大学,有很高的英语水平,而且意志坚强,是一个敢打敢拼、风风火火的事业型知识女性。

1959年,夫妇合作创办了《明报》,金庸任主编,朱枚是唯一的女记者,工作紧张而又艰苦。开始时,《明报》销量不尽如人意,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那时,因为经常熬夜,工作时需要提神,没有多余闲钱的两个人就买一杯咖啡,两人一起喝。日子虽然很艰苦,金庸却常常感到自己很幸福,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知心的爱人。当时朱枚除了照顾4个孩子,几乎每天从家中送饭给金庸。到1970年,金庸已经写完14部长、短篇武侠小说,他的武侠小说在香港风靡一时。《明报》王国颇具规模的成功之时,他们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痕。

金庸个性外柔内刚,不会轻易改变,而朱枚也是个要强的人。他们的好友香港作家林燕妮曾经回忆:“朱枚也属性刚之人。《明报周刊》总编辑雷炜坡结婚时,在郊外举行婚礼,朱枚到场祝贺。金庸问,要不要我送你回家?朱枚只回以淡淡一句:不用了。”这两人在困难的日子里,尚能形成一种积极进取的合力,即使偶有龃龉,也会很快消解,而一旦度过难关,外在的压力小了,两人之间的矛盾便再也无法掩盖了。人到中年,两人痛苦地发现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早年的亲昵友爱演变为如今的冷漠与戒备。于是,婚姻的裂痕越来越大,金庸不愿这段经历了许多考验的婚姻结束,他想尽办法补救,然而生活并未按他的主观意愿继续。

一场流言把这对夫妻推到了崩溃的边缘:据说,当时《明报》的社址设在北角英皇道,金庸在报馆做得累了,就经常去附近的一家餐厅饮杯咖啡,提一提神,松弛一下筋骨。一日,金庸又去这家餐厅喝咖啡,突然有位年轻貌美的女侍应趋前,问他是不是金庸,他说是,就闲聊了几句。结账时,金庸额外给这位女侍应10元小费,这位女侍应受宠若惊,但女侍应立即截住金庸,要将10元钱还给他。女侍应说,金庸是文人,靠写稿为生,赚钱是相当辛苦的,所以,那10元小费她一定不会要。金庸听罢满心欢喜,想不到这位女侍应年纪轻轻,却说出这番话来。之后两人就擦出火花。

不久,金庸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发生了:长子查传侠自杀!这一变故成为他和朱枚关系破裂的导火索。查传侠在父亲的影响下,11岁时就开始发表文章,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因为朱枚经常大发脾气,动辄和丈夫吵闹。从小目睹了父母的不和后,查传侠觉得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很悲哀,对人生充满了种种悲观的想法。1976年10月,年仅19岁的他因为一点小挫折而自杀了。金庸与朱枚都觉得应为孩子的死负责,两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已无从化解。

金庸与朱玫离婚,没有得到好朋友们的谅解。朱枚在孤独和贫困中度过余生,1998年11月8日病死在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年仅63岁。金庸曾经脸带愧色地说过:我对不起朱枚,我作为丈夫并不成功,我心里感觉对不起她!

暮年爱人隐身幕后

金庸现任的妻子林乐怡,容貌清丽脱俗,比金庸年轻27岁,她是否就是当年那个女侍应,也无法查证。曾有记者问他最后一段浪漫在什么时候,当时75岁的金庸难受似地说:“那时我已年纪不小了,好似吸毒,你明知那是不好的,但抗拒不了引诱,又吸了。”再婚后,金庸曾送小娇妻到澳洲留学。辞去《明报》集团董事长后,金庸始终保持着低调的生活准则。金庸由林乐怡伴着到处旅游和讲学,2002年5月,金庸和林乐怡到河南访问,其间一日,二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一家小餐馆,庆祝结婚纪念日,别开生面、温馨快乐。有人问金庸如何经营“忘年之交”的婚姻,他笑着说:“虽然例子不多,但还是可以的,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平时她什么都很迁就我,到她发脾气时,我便忍住不回嘴。跟她的关系不算特别成功,又不算很失败,和普通夫妻一样。”

文坛上辉煌得意的金庸,感情丰富却也遭遇难言的痛苦。他曾无奈嗟叹:“我对爱情的看法从年轻到现在都没什么改变,最理想的是一见中情并缔结连理,然后一直爱下去,可惜只能是理想。现实生活需要婚姻制度,可惜那总让爱情走样,不过是人为的勉强结合,一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