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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与读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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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必定读书,读书的人却不一定能称为“读书人”。这话不是我的发明,但我深有同感深信其理,而且觉得有再说一说之必要。

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好比职业足球与业余足球的关系。后来想想不妥。职业足球有明星与球员之分,职业读书人也有教师与教育大师、码字匠与文学大师之别。那么,以读书、写书(或教书)为职业的人中的佼佼者,便可以称为“读书人”了?好像也不妥。甭管是否有大师头衡,是否有新星、名星职称,只要入了仕途,下了商海,您再称人家为“读书人”,便会觉得别扭。比如王蒙当文化部长的时候,虽然专门管文化,也没少了读书、写书,咱就不大敢称他为“读书人”;王朔办影视公司,流水作业制作电视剧的时候,好象也不宜称作“读书人”。二王之外,诸如茅公、夏衍公……这些文学泰斗式的人物,建国后担任了那么重要的职务,似乎也不好再称作“读书人”。

照此看来,只有像钱钟书、老舍、沈从文那样的书痴书迷书呆子书虫子,又在文坛上作出巨大贡献,具有崇高声望的人,才能称其为“读书人”了?那就把“读书人”的范围限制得太小了。其实,以上纯粹是我个人的想法,而且这“读书人”实在也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头衔,更不一定是治国之材治军之材经济之材,离开他们地球就不转了。所以,此事还是“跟着感觉走”吧,你觉得谁是读书人谁就是读书人,你觉得自个儿是读书人你就是读书人,没有人会因为您看的说的不准便和您打官司。

还有一些人,虽然断不了和书籍打交道,却也不能称作“读书的人”。譬如那些除了文件、报纸和政治书籍之外,其它一概不感兴趣的“官人”;那些为了本职工作需要,不得不读一些专业书籍,或只读与本专业相关联的书的“文人”;那些书橱里摆了一套一套精装的世界名著,嘴里也时常蹦出几句雅词,其实连他自己也明白这不过是装装门面的商人……“读书的人”比起“读书人”,虽然低了一个档次,但也属于“次高职称”,不是随便什么人就可混入其中的。当然这又是我在瞎认真,人家那些有书不读或不读“无用”之书的主儿才不听你瞎咧咧呢。现如今不会写字的人当书法家,不读书的人当教授(或具有教授一级的职称),没有学问的人出专著,比比皆是,见多不怪。算不算作“读书的人”,又有什么关系?何况这个标准又是你自个儿杜撰的!

按我自个儿杜撰的标准衡量,我在我周围的人中间,找到了两个“读书的人”(又在瞎认真了)。一个是我的同事,且是我的下级。有一天,他突然向我宣布,他要出一本书了,他要对中国的文人、文化现象作彻底的反思,对鲁讯提出的“第三种文化”,马克思提出的知识的人与自然的人“高度融合”,作出自己独立思考之后的独到阐述。将信将疑时,我领教了他的书柜。从他读过并密密麻麻批点过的马恩全集、鲁讯全集、各类政治经济文化书籍中,嗅出了浓浓的书卷气,而且预感他出书之言非但不虚,所出之书还是一部文化含量很大,又与一般文化书籍截然不同的“重量级”。还有一人也是我的同事,也曾经当过我的下级。有一天,我在电视上见到了他的尊容,不过这个电视专题片的主人公不是他,而是他的女儿――一个十四、五岁的中学生,九岁出过诗集,十几岁又出了小说集、散文集,被称作天才少年。有其女必有其父。您瞧这二位算不算作“读书的人”?

我之所以不避王婆卖瓜之嫌,举出我的两位同事且是我的下级来作例子,实在是为了鞭策自己。比较之下,我终于可以给自己定位了:我只能算作“半拉子读书的人”。书读了不少,却不系统;书读得挺杂,全凭兴趣。更要命的是,大概是受了“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影响,前些年读书颇掺杂了一些功利主义的因素,这就使我读的本来就有限的书,又打了折扣。一个人的文化含量,从他的言行举止中,从他写的文章中,可以一览无余,是一点儿作不得假,装不得真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连写这点小文,都感生涩,无采又无神,不是只能从读书的方法、质量上去寻找原因吗?

做一个快乐的读书的人,做一个真正的读书的人,这便是我下半辈子奋斗的目标了。这个目标不低,我将艰苦努力。